◎ 吳景欽
李前總統因國安秘帳遭起訴後，其律師卻面臨無卷可閱的窘境，原因即在於此案相關卷證多涉及國家機密，所以須由法院詢問相關機關是否已核定為機密，才能讓被告律師閱卷，惟此種作法，已嚴重侵害被告的防禦權。
由於被告律師並不擁有任何強制處分權，其所能取得的證據與資料，自然遠不如檢察官，所以在審判前，如何使律師充分閱卷，以調整此種不平等，實屬重要。惟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辯護人只有在「審判中」，才得檢閱卷證，司法實務反面解釋的結果，即認為辯護人在偵查中並無閱卷權，此實屬不合理。因在偵查中，被告面對檢警的偵訊，其辯護人的依賴，遠比審判時更需要，卻不能在此時閱卷，如何能為有效且即時的辯護，必然成為疑問。
所以現行法制，以偵查不公開為由，而完全否定辯護人於偵查中的閱卷權，被告的辯護權恐因此被挖空。
既然在偵查中剝奪律師閱卷權的規定已屬不合理，則在起訴後，理應給予律師充分的權利，惟像國安秘帳案，由於事涉國家機密，法院即會以如此的理由來限制律師閱卷。惟在審判中的閱卷，刑事訴訟法中並無閱卷種類限制，而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二十五條，也僅要求法官與檢察官，對於事涉此等機密時，必須嚴守程序不公開，若動輒以國家機密來為限制，不僅理由空泛，於法更屬無據。
退一步言，即使認為可以限制，但問題是，關於核定機密與否的權限，乃在於行政機關，若此等機關的公務員亦涉及本案，如此的核定，恐成為掩飾真相的工具。
以國家機密為由來限制律師的閱卷權，其目的當然在於防止機密外洩，惟律師亦屬在野法曹，而具有公益地位，以如此理由為限制，不啻是對律師業的不信任，更何況，若律師因閱卷而將機密外洩，也必須負起洩漏機密罪的刑責，此種擔憂顯屬多餘。
而對律師限制如此之多，相對而言，身為訴追主體的檢察官，卻可以公權力全面性的為證據蒐集，所謂武器平等原則，顯已成為空談。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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