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日本—書評（3）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2018-02-19

註：這次搭配的圖片是楊緒東醫師的心靈畫作「歸途」 主要在表明這種魚，必須歷經千辛萬苦，回家鄉生產後代，方能力盡而亡 也呼應盧千惠女士所言「這塊土地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己經被污染。收取賄賂、自私自利，這些成了台灣人文化的一部份。這樣的文化我不會也不想習慣！要將政治帶往正確的方向，首先就必須要去除這些惡習。而這也就是我們回來的目的。」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有著「真情」的感動，現在的台灣建國運動，太多山頭還須團結，才能平順建國。 柳文卿先生是和我們一起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的好朋友。那時候他才剛修完東京教育大學（現在的筑波大學）的碩士課程，和我們一樣被沒收了護照，而且因為已經不是學生身分，也拿不到留學簽證，必須每個月到入國管理局去辦理簽證延期手續。 3月26日，柳文卿先生像往常一樣，前住位在品川的東京入國管理局，但是卻遲遲沒有回來，他的朋友很擔心，就打電話和世楷聯絡。世楷前往入國管理局，對方卻什麼也不肯說。情急之下，只好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找、到處問，最後終於從千葉縣選出來的水野清議員那兒得到消息，告訴我們柳先生被關，並且透露他明天早上九點就會被強制遣送回台灣。 獨立聯盟的朋友們當天晚上就趕忙集結在辦公室，商量計劃著怎麼在柳先生被遣返之前把他救出來。最後決定兵分兩路，一組人往羽田機場出發，另一組人則是到品川和橫濱的入國管理局去。 外子負責開車前往品川的入國管理局；按照計劃，他要埋伏等護送車出現，然後用車去衝撞護送車，讓柳先生上不了飛機。只要遣送回台灣的日子延期一天，大野正男律師就可以在禮拜一的一大早，到東京地方裁判所遞出強制遣返執行停止命令。大野正男律師後來當上最高法院的法官，當時的他不但從未計較過律師費用，有多少拿多少，還對著束手無策的我們，兩手壓在桌上，鞠著躬說：「很抱歉，日本政府做了這樣的事。」 世楷在入國管理局門外等了又等，就是不見押送柳先生的車子出現。原來他們己經在前一晚偷偷地將他送到機場的拘留室了。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91-92。 我們後來才知道，事實上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早就和台灣政府談好交換條件。當時位在長崎的難民收容所裡關著100多名的台灣毒販，日本政府有意將他們引回台灣，但是台灣方面就順勢要求，在引渡回台灣的人犯當中，一定得包括在日本從事反政府運動的人員，台灣才願意接受這些毒販。不得已，日本政府只好答應。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 92。 台灣政府處理完柳文卿先生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外子了。隔年，也就是1969年，世楷再去辦理簽證更新手續時遭到拒絕。當時正好是世楷來到日本第10年，繼早稻田大學碩士學位之後，取得了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剛成為津田塾大學助教授的時候。原本還慶幸著從此可以走出不安定的學生生活，誰知道又遭遇到這樣的難關。 1969年10月13日，我們接到來自法務部的通知，要世楷「在兩個禮拜之內離開日本」。 周遭有許多人為我們擔心，紛紛跑到法務部請託，希望能准許讓世楷留下來。還有人在報紙上投書寫著：「明知道有危險還把他送回去，這是無視人權的做法！」認識的議員們也到處想辦法，津田塾大學的教授會也出面向法務部陳情，但所得到的回答都是「NO！」 這時候的我，心裡已有覺悟，也做下了決定，如果世楷真的被強制遣返，不管將會受到什麼處置，我都要一起回台灣去。 世楷說，他將會一直講課，直到規定離開的那天為止，所以仍然到學校去。另外，撰寫民法學者我妻榮先生監修的《日本政治裁判史錄》稿子的工作也繼續著。就在法務部所規定的「兩個禮拜」期限前兩、三天，世楷帶已經完成的稿子到我妻先生家中交給他，並且就剩下的部份恐怕無法完成的事向他道歉。 我妻先生問清楚原因後相當吃驚，同時告訴世楷：「明天到法務部八樓來！」 隔天一到法務部，世楷這才知道，原來我妻先生是法務部的特別顧問。我妻先生把常務次長叫來，讓世楷說明事情原委，聽完後便提出要求：「我願意當許先生的保證人，你們再一次重新審理他的居留資格。」 就這樣，在強制遣返日迫在眉睫前，我們意外得救了。 當時我妻先生雖然什麼也沒說，不過幾年後，在《日本政治裁判史錄》出版紀念會上，他告訴我們： 「那件事還真是千鈞一髮，因為台灣政府和日本政府先已有共識，要把你遣返。幸好，在大學時和岸信介君是同班，彼此有交情，打電話跟他說這樣做太不人道了，他也這麼覺得，才答應設法把你留下來。」 而也因為世楷這件個案的關係，除了之前已被遣返的柳文卿以外，其他原本也要遭到遣返的同伴，統統免除被強制送返的命運，順利地逃過一劫。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93-95。 記得唸中學時，我在教會跟著從美國來的宣教師讀《聖經》。有次談論到當時正值狂傲年紀的我們，曾經對究竟有無「奇蹟」這件事提出懷疑。就在那時，宣教師告訴我們：「所謂的奇蹟，它是集結了眾多人的愛，再加上上帝的愛，所產生不可思議的事。」他那溫和的態度和語調，讓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95。 更早期的台灣人認同中國，想幫助中國成為民主大國，現在的阿九家屬皆是美國人，而依附中國，坐享兩國的扶持就不顧台灣人民的建國行動，而急於回復到專制中國的懷抱。 話說祖父離開養母家之後，就和哥哥一起工作。有一天他在街角看到一位紅著臉、身材很高的洋人站在那兒吹喇叭。那個人在做什麼呢？好奇之餘，便在那裡停下腳來。「上帝正在找尋走失了的孩子」，突然，那個洋人用不太標準的台語開始說著上帝的故事。這位洋人也就是凱恩貝．慕迪牧師。他說的「放蕩浪子」的故事令祖父很感興趣，同時也覺得這個人說的上帝，應該是可以相信的。就這樣，從此以後祖父便每個星期天都到教會做禮拜。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2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101。 那是我還在唸高中時候的事情，有一天，發現外祖父客廳牆上，掛著一幅上頭署名梁啟超所寫的「行氣如虹」四個大字，就問外祖父：「為什麼會有他的東西呢？」外祖父於是便把他和梁啟超見過面的事情告訴我。 原來外祖父在年輕的時候，是台灣人政治先師林獻堂先生的祕書。說到林獻堂的貢獻，他曾設立「台灣同化會」，為求台灣人也能享有和在台日本人相同的權利；又不遺餘力地推動台灣議會設置運動；要求對台灣總督所發布條例及編烈的預算擁有審議權等。外祖父是在陪同林獻堂先生到日本時，在京都和清朝改革派，當時亡命日本的梁啟超先生會面。 原本以為自己會講中文，應該也可以和梁啟超先生溝通的。沒想到，梁啟超先生的中文裡有著濃濃的廣東口音，外祖父怎麼聽也聽不懂。 「我想我的中文裡也有嚴重的台語腔，梁先生也是聽不懂。最後我們只好用筆談。」 後來，林獻堂先生曾經請梁啟超先生來台灣，商計台灣的出路，但是得到的回答是：「現在的中國己經沒有力氣去管台灣的事了，台灣人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考量未來的前途，我們什麼忙也幫不上。」 從前在學校裡曾經學過「梁啟超是清朝末年的改革派」，如今聽外祖父說著實際和他會面的情形，讓我十分感興趣。而平常一向不曾和孫子們和顏悅色地講話的外祖父，意外地能跟孫子談起自己年輕時的重要回憶，那時的外祖父看得出來相當高興。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2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103-104。 有guts的民主家族，會做正確的選擇，知識份子讀了許多書，要比一般人能自覺自悟，而讀哈佛的阿九呢？ 許世楷的祖父和我的外祖父，當年都從事過抗日運動。至於世楷父親許乃邦，先是在京都大學法學部就讀，畢業後又進入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司法考試及格後，在東京擔任律師工作，之後又回到台中當律師。就我們父母的那個時代來看，公公可說是個真正的知識份子。 戰後，公公在台中地方法院擔任推事，那時候的中國人都習慣用賄賂的手法，認為不賄賂，官司就不可能打贏。 有一年，公公家裡送來了一盒中秋月餅，當時是由佣人收下。等公公回家後打開一看，盒子裡裝的根本就不是月餅，而是錢；公公相當生氣，立刻叫來法院警察，把送餅的人抓起來。結果對方還一直辯稱他是「遵照中國式的做法」，哪有什麼錯？！ 由於公公是受日本司法教育、個性堅毅正直的人，怎麼也不能認同處處賄賂的中國式作為，所以在「228事件」後，就辭去法官的職務。上了年紀之後，有一段時間曾到美國，還有來日本和我們住在一起。 還記得公公住在日本的那一段時間，每次和公公一起外出，走到車站附近，他一定會掏出錢來說：「這拿去買車票。」 「不用了！爸爸，世楷現在在大學工作，有收入。我來買！」 「不！長輩本來就應該付錢的。」 從這些小事就可以知道，公公真的是個一板一眼的人。 如今「代表處」的官邸，還掛有公公送給我們的掛軸。上面寫著： 欣愉節守志彌堅 這是在1972年外子生日時，從台灣寄來的禮物，表示對外子參與獨立運動的支持與聲援。當時上頭的署名為「高見」。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2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108-109。 在當時世楷參加獨立運動的情況下，如果公公在掛軸上用本名，恐怕會招來一些不必的麻煩。署名「高見」，不但比較安全，世楷也一看就知道，可說是兩全齊美。 至於世楷的母親洪金雀，是位醫生，畢業自東京女子醫專。在那個時代，女性同時又是醫生，那真是少之又少。她一直工作到近70歲才退休。個性非常開朗的婆婆，在69歲因膝蓋疼痛到醫院就醫時，醫生告訴她診斷結果為「老人性關節炎」。她十分不解，還反問醫生：「為什麼是『老人性』呢？」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2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110。 阿九現在最怕台灣人搞建國，由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法理地位不為國際所承認，就強迫台灣人要與中國統一，其態勢越來越明顯，台灣人要自救，只有革命一途，流血的犧牲會是必然的結果。 事件的經過首先要回溯到事件發生前16年，也就是1972年，外子著手寫下了「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當初之所以會寫下草案，主要是想把主張獨立，以及未來計劃要把台灣建設成一個怎樣的國家等訴諸文字，認為以憲法草案的形式呈現會更加適合。 完成後，由台灣獨立運動的日本本部成員一起檢討，加以修改，1975年在美國的台灣獨立聯盟世界總本部的會議中提案，之後由世楷負責進行重寫作業。 1988年年底，一天，接到台灣的雜誌社社長鄭南榕先生打來的電話。 「我們想在我們發行的《自由時代》週刋上，發表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你說的是哪一份草案？」 「前一陣子我們己經從張燦鍙先生那兒拿到草案的影印本了。」 外子認為這個草案是十幾年前的舊東西，現在拿出來似乎不太妥當，而且現在正在進行重寫作業，再過不久就可以完成，外子請鄭南榕先生再等一下。「不！我們等不及了！想要現在馬上就發表！」鄭南榕先生回答。 於是外子只好將己經完成的一半以上部份先傳真給鄭先生，剩下的就在那天夜裡徹夜趕工，隔天一早送過去。 草案刊出後，《自由時代》爆發性地大賣，但也因為這樣，鄭南榕先生在隔年一月遭到檢察署以叛亂罪進行告發。警察命令他出面應訊，他不從。「我就算死也不去，為什麼要逮捕我？台灣應該要有言論自由的！」然後就把自己關在雜誌社裡。 在我的日記裡，這麼記載著當時的事情。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回到美麗島的懷抱”《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114-115。 高等檢察官陳耀能對南榕發出出庭命令書，但南榕不予理會，理由是他覺得自己並沒有理由被傳喚。而他也婉拒了身邊朋友要他暫時逃出台灣的建議，打算和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司法做徹底的對抗。 「生在這個時代，要愛台灣同時就要忍受痛苦。對於一個愛台灣愛到入骨的人來說，只有選擇孤獨的道路。2,000萬人光是嘆息，並不能軟化獨裁者的心，但是，一個滿載2萬人憤怒的示威抗議，卻可以促使獨裁者自制。」南榕在二月號的雜誌上這麼寫著。 之後，警察想要逮捕鄭南榕先生，他說：「我不會活著讓你們抓的！」他在報社準備了一個裝滿的汽油桶，自鎖在編輯室繼續做出版的工作。 他的夫人葉菊蘭女士和高俊明牧師，還有許多人都出面說服他，要他別這麼做。 外子也不斷用電話、傳真和他連繫，甚至告訴他：「如果有出國的打算，一些偷渡所需要的東西，我們都會幫你準備好。」可是鄭南榕先生的意志相當堅定，一點也不動搖。 我則是透過各種管道尋求集體連署簽名，設法展開救濟活動。包括日本的PEN Club組織，我也向他們請求協助。 但是就在4月7日，當著強行衝入企圖逮捕的警察面前，鄭南榕先生點火自焚了。李登輝先生因為才剛就任總統不久，還沒有力量阻止這件事，最終無法救回鄭南榕先生的性命。 雖然這事件的結局令人痛心，但它確實促使了台灣的言論自由向前邁了一大步。站在反政府立場的報紙，用大大的篇幅刊出這則新聞和憲法草案，讓它廣為台灣人所知曉。為爭取言論自由，賭上自己性命的鄭南榕先生，功勞真的很大。 在那以後，李登輝先生在總統任內，對政治犯予以減刑或釋放，並在1992年5月修正刑法100條（內亂罪）。從此以後，言論自由得到保障，黑名單也實際得到解除。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回到美麗島的懷抱”《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117-118。 黑名單的時代又要來臨，我發現各地的情治人員，四處到台灣國的地點收集情報，聽說是「上級」有「交代」，阿九執政又有一批台灣人要被清算鬥爭？ 1992年10月15日，我終於回到睽違34年，對外子來說就是33年的台灣。那天在機場，有好幾千人來迎接我們，沒想到陣容居然這麼龐大。我們一邊接受媒體採訪，一邊走出機場；到了機場外，才發現天空正下著小雨。即使如此，還是聚集了許多人，他們都是從台灣各地趕來的群眾。 總算回到故鄉了。我的眼睛因為小雨而濕潤了起來，唇邊也不禁喃喃唸起羅塞提的詩。 請佑那溫暖我心的國土 那片充滿慈愛、讓人心快的土地 未加修飾真心的臉龐 聽來心怡的美麗語言 請接受我的心吧 那最真誠溫柔 我思念的國家啊！請接受我的眼淚吧！ 外子臨時在車上演講了起來，由於事前並沒有提出演講申請，警官馬上喊：「停止演講！」不准外子再講下去。擔任總指揮的李應元先生向警察說：「再給他五分鐘，他離別了故鄉30多年心中有千萬想說的話。」 當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對外子提出詢問：「有人回到國內後因為水土不服，後來又回到國外居所。請問你們適應台灣的生活嗎？」 「我們在生活、語言習慣都不同的異鄉過了30多年，在無親無戚的海外結婚、生子。在別人的社會都能立足，占有一席之地了，回到自己的故鄉，我想沒有不習慣的道理。 只是，這塊土地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己經被污染。收取賄賂、自私自利，這些成了台灣人文化的一部份。這樣的文化我不會也不想習慣！要將政治帶往正確的方向，首先就必須要去除這些惡習。而這也就是我們回來的目的。」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回到美麗島的懷抱”《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120-122。 （撰於2008/09/30，未完待續…） 延伸閱讀： 我心目中的日本—書評（2） 我心目中的日本—書評（1） 中共港澳工委祕密發展地下黨員 國民黨怕什麼？ Protesters heckle Ma ahead of meeting APEC Web site removes data Hsutung's BLOG 楊緒東專欄 引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38&Itemid=1

我心目中的日本—書評（2）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2018-02-18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國民黨執政就像現在阿九執政一般，開始搞小動作，要全民監控台灣建國活動，聽說是國共會談的原則。 要獨自一人踏上旅途，老實說心中不免多少有些不安，但18歲的我，對未來卻又是充滿著好奇。尤其一想到即將要踏上的日本不知道是個怎樣的地方，不知不覺中不安感又沖淡了不少。 我所搭乘的DＣ6飛機一次大概可搭載50名乘客，那天只有我一人年輕女性。當我正好奇地想拉起窗上的遮陽板時，立刻被空服人員制止，我這才知道，原來在當時國民黨政府所頒布的戒嚴令中，其中一條竟還包括在未出台灣領空之前，民眾是不可任意打開窗戶眺望窗外的。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40。 阿九執政開始復辟，要洗掉阿扁執政八年的台灣意識，而數十年前的日本寫書著者，皆會考慮給下一代有健康的思維。 記得在進入大學就讀後，有次為了想買一本字典走進一家小書店。令我訝異的是，在整個書店最顯眼的位置上，擺放的竟是兒童圖書。其中有翻譯自國外的，也有日本當代作家的作品，還有古老的故事繪本，種類之多，是我在台灣所未曾見到過的。 信手翻開架上其中一本繪本，裡面的內容再度令我感到驚訝。那是取材自《伊索寓言》中「螞蟻與蟋蟀」的故事，但它的結局發展卻完全不同，讓人耳目一新。 「在被暖爐的火烘得暖和和的屋子裡，餐桌上擺滿了豐盛可口的食物。勤勞的螞蟻媽媽倚在門口，用溫柔的口吻，微笑地對著整個夏天耽於玩耍的蟋蟀說：『請進來我家和我們一起吃晚餐吧！』」 這和原本的《伊索寓言》的結尾完全不同，原本的結尾是螞蟻媽媽對蟋蟀說：「誰教你夏天時不好好地為冬天打算?如果你想過，現在就不用受苦了。」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45。 由於ICU是在1953年4月，由日本及北美基督教界的領導人所創立的超教派基督教大學，同時也是日本第一所四年制教養學院大學－我是第四屆學生－所以那次的入學典禮，包括我們新入學的學年在內，總算才湊齊一到四年級；一學年只收150人，在廣大的校園裡，全校學生才600人，研究所學生人數更少，只有幾個而已，為日本少見的少人數制學校。 入學典禮上宣讀〈世界人權宣言〉前文的宣誓儀式，乃是由堅信和平及人權為重建日本的基礎、我們的第一代校長－湯淺八郎先生所發起的。 湯淺校長對我相當照顧，不只是在大學時代，甚至到了婚後，很多事還真多虧有他的幫忙。譬如，當我和外子兩人因列入黑名單不得返回台灣時，他每次到台灣，必定會為我們跑趟台中，見見我們雙方父母；還有在某一次事件中，外子遭日本警方拘留，出面寫陳情書、當保證人的，也是湯淺校長。 身為京都民藝協會會員的湯淺校長，亦十分熱愛台灣民間藝術，經常前往台灣做民藝之旅。如今在ICU的湯淺紀念館內，陳列有蒐集自台灣的各種民間藝品，在他的回憶錄裡也寫著：「置身從北到南充滿民藝之美的王國，令人感動」等字樣，而這些收藏品包括；原住民的木雕、編織的衣物、雜器、身上的裝飾品，甚至還有聽說是攜自中國的陶瓷器。 湯淺校長從台灣返日後，亦曾將台灣的所見所聞在大學中暢談，甚至寫文章發表在報紙上。 「如今不論國內也好、國際也罷，有關台灣問題的探討甚囂塵上。但我認為，不管如何，最重要的應該是聽聽生在台灣、住在台灣，將近1,300萬名（當時）的台灣本島人民心聲，他們的態度、主張才是真正的答案.....。」就因為這樣的談話，遭當時國民黨政府懷疑他是否和我們這些黑名單人士有所接觸，因此之後便拒發入國簽證給湯淺校長。為此我們感到相當抱歉，欲向湯淺校長致歉時，他卻說：「不！那是因為我的話礙著了某些人。不過，只要是對台灣好的事，我就一定要說，就算此後進不了台灣也沒關係！」校長胸懷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47-48。 台灣人無法做台灣人本身，阿扁執政多數人要做台灣人，現在阿九執政卻要全體台灣人當中國人，中國黨的統治者不理會民意，做中國一統的夢。 1945年，日本因戰敗結束了在台灣的統治，在台約有45萬的日本人必須撤離，其中當然也包括我們班上的同學在內，由於東西很多無法全數帶回，所以有些日本人便在路邊將他帶不走的東西一字擺開來賣。那時年紀尚小，並不太了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看見我的好友也在其中，不知怎地，一股捨不得的感覺就湧上心頭，頓時覺得難過起來。 就這樣，學校一直處於停課狀態，直到三年級結束時，才再度開課。 日本人走後，換來中國的國民黨接手統治，清朝時期祖父輩在書房學習以台語背誦的《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開始傳授。但是過了不久，改成以北京話發音。 在學校，老師告訴我們，從今以後台灣人就是中國人。中國有5,000年的歷史、廣大的錦繡山河，還教我們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我們根本不知歌詞是什麼意思，只能照著老師所教的，跟著拼命地唱。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59。 對於那個年代以上不懂得中文的人來說，日常生活使用日語到底還是習慣些。在台灣屬於那個年代的著名作家，如陳千武先生、鍾肇政先生等，在戰後的創作突然得用中文表現，對他們而言還真是吃足了苦頭。 回想當日本人統治台灣時，禁止人使用台語；中國人來了之後，台語還是被禁。至於說日語，那就更不行了！因為對中國軍隊而言，日本可是敵國啊！ 不只在學校被禁止講日語，就連走在路上，要是被中國人聽到用日語交談，被駡得狗血淋頭的事更是時有耳聞。「為什麼講日語?你們是賣國賊啊?!」對那些只會說日語的世代來說，那一段歲月真可謂苦不堪言。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60。 「妳也唱些台灣的歌讓我們聽聽嘛!」直到被人這麼一問時，我才發現什麼是台灣的歌，我竟然不知道。雖說從小上教會的關係，會唱台語的聖歌，但會的也僅止於此而已。平常在學校或公共場所，由於大家不說台語，自然也是不唱台語歌曲的。感覺上，台語歌只有在如夜間酒店，或是風月場所那一類的地方才聽得到。久而久之，民眾們就自然被洗腦，認為台灣歌曲是低俗不入流的。 那時班上也有來自香港的同學，邀我一起和他們唱中國歌曲。「大家同是中國人，那就一起唱中國的歌吧！」想想說得也是，確實我也會說中國話。結果就在這樣的想法下，便和他們唱起中國歌曲。 不過和來自香港的留學生稍加相處過後，就可感覺到雖同是來自香港，但他們之中會因自己出生背景的不同，而對自身的身份抱持著不同的認知。對於那些生在香港、長在香港的人而言，他們會說：「我不是中國人，我是香港人！」而從中國本土逃至香港的人，則有強烈的「我是中國人」的意識。 那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為什麼會有自己是中國人的想法?如今回頭看，當然己經很明確地知道我和那些香港來的人是不同的，我是台灣人。只是在當時，對於自己的身分尚未能有明確的意識與分辨。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64-65。 能與政治理念與身分認同相同的人結婚，會比較幸福，而施某的夫人陳Ｘ珠則是例外。 由於母親擔心我一個人留在日本，所以在臨回台灣前就對世楷說：「以後千惠就麻煩你照顧了。」得到了長輩的許可，母親回台灣以後，世楷便經常來找我。我和他常散步在寬廣的ICU校園中，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 「我最討厭的東西只有兩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洗碗。」 一次，世楷這麼對我說。就這樣，他就先講先贏，取得了婚後免洗碗的承諾。但在同時，我也發現了平時表面上看來隨和親切的世楷，其實內心卻很認真堅持，對事物也有他自己獨特的看法。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70。 我們在台灣同鄉會裡，也會遇到其他的留學生。只不過大家聚在一起，大多只會談論自己將來的計劃、討論如何賺錢等，因為只要談到和台灣有關的話題，就有可能遭到密告，通報到駐日大使館的危險。當時的大使館，是受國民黨所支配，在海外扮演著祕密警察的角色，所監視的對象不只有留學生，還包括所有住在日本的台灣人。 看到留學生們這樣的態度，再拿他們和當時的日本大學生相比，兩者的差距不由得教我感慨。和日本大學生交談，我可以很強烈地感受到他們將國家前途視為是自己的前途，並且認定自己背負著國家的未來。儘管他們不是政治家、企業家，只是一名學生，卻有著挑負起國家未來氣慨與責任感。甚至有學生認為戰爭已浪費他們太多的時間，他們現在要更用功，為的就是要追回那段落後的差距。日本大學生們所關心的不只有自己，對國家及社會抱持的責任感令我佩服且訝異。 日本人是這樣努力、認真地考量著國家大事，想快快從戰敗中站起來，讓國家一步步走向更好的發展。回過頭來看我們台灣，我們台灣人又是怎樣呢?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73-74。 一天，世楷帶我到留學於東京大學的黃昭堂先生（現任台灣獨立聯盟總部主席、昭和大學名譽教授、前總統國策顧問）位於大塚的住處。 還記得那天走進屋內，看見那八疊榻榻米大的房間裡擠了五、六名留學生，大家圍著火鍋熱烈地討論著。跟他借洗手間時，發現裡頭居然貼著蔣蔣介石的照片。當著蔣介石面前上廁所，感覺不是很奇怪嗎?好奇之下問他：「為什麼要把照片貼在那種地方？」結果黃昭堂先生的回答是：「這樣每天踢他比較方便！」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75。 還有黃昭堂夫人－蓮治女士也過世了。黃昭堂先生身為台灣獨立聯盟主席，不但對內對外交涉要負起最終的責任，還得在時間、財政窘迫的情況下，咬著牙為推動獨立運動而努力。主席的責任之重，成員們都相當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家庭內所有的大小事就都落在蓮治女士的身上。但蓮治女士並不為苦，她總是諒解丈夫、全力支持丈夫。蓮治女士罹病後，經常往返台日兩國間的黃昭堂先生，擔心萬一哪天他在往返途中遭遇事故，留下妻子一人，教他於心何忍？於是每每帶著蓮治女士一起坐飛機，而蓮治女士也經常伴隨著夫婿進出，體會丈夫的疼愛之情，一直走到人生的最後一步。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76。 台灣人信仰的神很多，但是對台灣土地的聯結性不足，只是一種道聽塗說的神話或稗官野史的中國小說演義而成，對於信仰的教義更是無知到極點，只會跟著拜拜而已，這是恐懼感所引發的虛無效應，台灣人要信仰具有基督精神的228英靈。 父親說非基督徒不可，偏偏世楷又不想成為基督徒。理由簡單明瞭，因為台灣的蔣介石、韓國的李承挽、越南的吳廷琰這三個亞洲的獨裁者，每個都自稱是基督徒。不過雖然如此，每個星期天，世楷還是會和我一起上教會。 世楷對這三個亞洲獨裁者自稱是基督徒的事情雖有責難，但因為研讀過台灣近代史，對於在日本統治時代，台灣基督徒不怕強權，一貫秉持與台灣人站在一起的態度，到後來國民政府統治，反對欺壓台灣人人權的姿態始終未改變的事，也相當清楚。 終於有一天，當在教會唸著〈主禱文〉，中間唸到一句「願　的國降臨，願　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時，世楷告訴我，如果這是基督徒所追求的目標的話，那和他對台灣的心是一樣的。基於這個原因，他願意受洗成為基督徒。 那是在世楷入教以後的事了。台灣的基督教教徒們發表〈人權宣言〉等，並主張「住民的自決權」，成為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先鋒。而發起這項運動的中心人物就是高俊明牧師。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78-79。 患難知真情，現在阿扁落難，大家更須情義相挺，這才是政治原則的大是大非。 還記得那是發生在女兒出生後一個禮拜的事。我因為剛生產完，還沒辦法走動，不巧這時候，外子也發高燒，躺在床上動彈不得。剛好大學時代朋友荒瀨典子和藤澤愛子來探望我；原本要來祝賀我生產的，想不到一進門，看見我們夫婦倆和小嬰兒一起倒在床上，嚇了一跳，趕快套上圍裙，動手洗那堆積如山的尿布，還快手快腳地幫我們做好晚飯。 「我們明天會再來！」說完，兩個人便匆忙離開。她們回家後，我看見桌上擺著兩株水仙花，是她們送給我的賀禮。這讓我想起了渥茲華斯的一段詩：「鑲在海灣旁的一萬株水仙，個個昂著頭，歡喜地雀躍著。」當時那兩株水仙的晶亮純白，直到現在還映在我的眼底。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82。 在我們結婚那年的五月，世楷的父親曾經來東京看我們。為了不讓長輩擔心，我們絕口不談獨立運動的事。就這樣，公公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回去了台灣。隨後，國民黨間諜中有一個叫陳純真的人，因潛入聯盟被發現而受到責問。事後，世楷等人即被控以妨害自由傷害罪，遭到逮捕。「陳純真事件」在報紙上刋出，長輩們這才知道世楷參加獨立運動的事。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83。 我父親是個貿易商，警備總司令或調查局的人，有時就會以調查是否有逃漏稅的嫌疑，藉故到我家來。 父親是位非常善良的老百姓，一看見警察上門，總是戰戰兢兢地問：「我的女婿做了什麼事了嗎？」一邊說著，一邊帶他們進來家中坐，然後再奉上一杯茶，暗中探問身在遠方的女兒和女婿是否平安。 至於世楷的父親，因為是位律師，膽子比較大，不怕這種場面。就算警察來敲門，他也只讓他們站在外面，然後對他們說：「有什麼事？我兒子都是個大人了，現在人又在國外，要是有什麼問題，去問大使館！」說完就趕他們走。 每次我父親遭到警察或稅務人員盤問，也會打電話給世楷的父親，商量該怎麼應對。多虧有公公，讓父親至少有個諮商的對象。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85。 （撰於2008/09/30，未完待續…） 延伸閱讀： 我心目中的日本—書評（1） 「手銬」與「捉放」 西藏未來 流亡藏人大會論辯 Chen Shui-bian rushed to hospital for checkup Chen and Chiang sign four agreements Hsutung's BLOG 楊緒東專欄 引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31&Item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