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日本—書評（2）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2018-02-18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國民黨執政就像現在阿九執政一般，開始搞小動作，要全民監控台灣建國活動，聽說是國共會談的原則。 要獨自一人踏上旅途，老實說心中不免多少有些不安，但18歲的我，對未來卻又是充滿著好奇。尤其一想到即將要踏上的日本不知道是個怎樣的地方，不知不覺中不安感又沖淡了不少。 我所搭乘的DＣ6飛機一次大概可搭載50名乘客，那天只有我一人年輕女性。當我正好奇地想拉起窗上的遮陽板時，立刻被空服人員制止，我這才知道，原來在當時國民黨政府所頒布的戒嚴令中，其中一條竟還包括在未出台灣領空之前，民眾是不可任意打開窗戶眺望窗外的。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40。 阿九執政開始復辟，要洗掉阿扁執政八年的台灣意識，而數十年前的日本寫書著者，皆會考慮給下一代有健康的思維。 記得在進入大學就讀後，有次為了想買一本字典走進一家小書店。令我訝異的是，在整個書店最顯眼的位置上，擺放的竟是兒童圖書。其中有翻譯自國外的，也有日本當代作家的作品，還有古老的故事繪本，種類之多，是我在台灣所未曾見到過的。 信手翻開架上其中一本繪本，裡面的內容再度令我感到驚訝。那是取材自《伊索寓言》中「螞蟻與蟋蟀」的故事，但它的結局發展卻完全不同，讓人耳目一新。 「在被暖爐的火烘得暖和和的屋子裡，餐桌上擺滿了豐盛可口的食物。勤勞的螞蟻媽媽倚在門口，用溫柔的口吻，微笑地對著整個夏天耽於玩耍的蟋蟀說：『請進來我家和我們一起吃晚餐吧！』」 這和原本的《伊索寓言》的結尾完全不同，原本的結尾是螞蟻媽媽對蟋蟀說：「誰教你夏天時不好好地為冬天打算?如果你想過，現在就不用受苦了。」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45。 由於ICU是在1953年4月，由日本及北美基督教界的領導人所創立的超教派基督教大學，同時也是日本第一所四年制教養學院大學－我是第四屆學生－所以那次的入學典禮，包括我們新入學的學年在內，總算才湊齊一到四年級；一學年只收150人，在廣大的校園裡，全校學生才600人，研究所學生人數更少，只有幾個而已，為日本少見的少人數制學校。 入學典禮上宣讀〈世界人權宣言〉前文的宣誓儀式，乃是由堅信和平及人權為重建日本的基礎、我們的第一代校長－湯淺八郎先生所發起的。 湯淺校長對我相當照顧，不只是在大學時代，甚至到了婚後，很多事還真多虧有他的幫忙。譬如，當我和外子兩人因列入黑名單不得返回台灣時，他每次到台灣，必定會為我們跑趟台中，見見我們雙方父母；還有在某一次事件中，外子遭日本警方拘留，出面寫陳情書、當保證人的，也是湯淺校長。 身為京都民藝協會會員的湯淺校長，亦十分熱愛台灣民間藝術，經常前往台灣做民藝之旅。如今在ICU的湯淺紀念館內，陳列有蒐集自台灣的各種民間藝品，在他的回憶錄裡也寫著：「置身從北到南充滿民藝之美的王國，令人感動」等字樣，而這些收藏品包括；原住民的木雕、編織的衣物、雜器、身上的裝飾品，甚至還有聽說是攜自中國的陶瓷器。 湯淺校長從台灣返日後，亦曾將台灣的所見所聞在大學中暢談，甚至寫文章發表在報紙上。 「如今不論國內也好、國際也罷，有關台灣問題的探討甚囂塵上。但我認為，不管如何，最重要的應該是聽聽生在台灣、住在台灣，將近1,300萬名（當時）的台灣本島人民心聲，他們的態度、主張才是真正的答案.....。」就因為這樣的談話，遭當時國民黨政府懷疑他是否和我們這些黑名單人士有所接觸，因此之後便拒發入國簽證給湯淺校長。為此我們感到相當抱歉，欲向湯淺校長致歉時，他卻說：「不！那是因為我的話礙著了某些人。不過，只要是對台灣好的事，我就一定要說，就算此後進不了台灣也沒關係！」校長胸懷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47-48。 台灣人無法做台灣人本身，阿扁執政多數人要做台灣人，現在阿九執政卻要全體台灣人當中國人，中國黨的統治者不理會民意，做中國一統的夢。 1945年，日本因戰敗結束了在台灣的統治，在台約有45萬的日本人必須撤離，其中當然也包括我們班上的同學在內，由於東西很多無法全數帶回，所以有些日本人便在路邊將他帶不走的東西一字擺開來賣。那時年紀尚小，並不太了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看見我的好友也在其中，不知怎地，一股捨不得的感覺就湧上心頭，頓時覺得難過起來。 就這樣，學校一直處於停課狀態，直到三年級結束時，才再度開課。 日本人走後，換來中國的國民黨接手統治，清朝時期祖父輩在書房學習以台語背誦的《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開始傳授。但是過了不久，改成以北京話發音。 在學校，老師告訴我們，從今以後台灣人就是中國人。中國有5,000年的歷史、廣大的錦繡山河，還教我們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我們根本不知歌詞是什麼意思，只能照著老師所教的，跟著拼命地唱。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59。 對於那個年代以上不懂得中文的人來說，日常生活使用日語到底還是習慣些。在台灣屬於那個年代的著名作家，如陳千武先生、鍾肇政先生等，在戰後的創作突然得用中文表現，對他們而言還真是吃足了苦頭。 回想當日本人統治台灣時，禁止人使用台語；中國人來了之後，台語還是被禁。至於說日語，那就更不行了！因為對中國軍隊而言，日本可是敵國啊！ 不只在學校被禁止講日語，就連走在路上，要是被中國人聽到用日語交談，被駡得狗血淋頭的事更是時有耳聞。「為什麼講日語?你們是賣國賊啊?!」對那些只會說日語的世代來說，那一段歲月真可謂苦不堪言。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60。 「妳也唱些台灣的歌讓我們聽聽嘛!」直到被人這麼一問時，我才發現什麼是台灣的歌，我竟然不知道。雖說從小上教會的關係，會唱台語的聖歌，但會的也僅止於此而已。平常在學校或公共場所，由於大家不說台語，自然也是不唱台語歌曲的。感覺上，台語歌只有在如夜間酒店，或是風月場所那一類的地方才聽得到。久而久之，民眾們就自然被洗腦，認為台灣歌曲是低俗不入流的。 那時班上也有來自香港的同學，邀我一起和他們唱中國歌曲。「大家同是中國人，那就一起唱中國的歌吧！」想想說得也是，確實我也會說中國話。結果就在這樣的想法下，便和他們唱起中國歌曲。 不過和來自香港的留學生稍加相處過後，就可感覺到雖同是來自香港，但他們之中會因自己出生背景的不同，而對自身的身份抱持著不同的認知。對於那些生在香港、長在香港的人而言，他們會說：「我不是中國人，我是香港人！」而從中國本土逃至香港的人，則有強烈的「我是中國人」的意識。 那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為什麼會有自己是中國人的想法?如今回頭看，當然己經很明確地知道我和那些香港來的人是不同的，我是台灣人。只是在當時，對於自己的身分尚未能有明確的意識與分辨。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64-65。 能與政治理念與身分認同相同的人結婚，會比較幸福，而施某的夫人陳Ｘ珠則是例外。 由於母親擔心我一個人留在日本，所以在臨回台灣前就對世楷說：「以後千惠就麻煩你照顧了。」得到了長輩的許可，母親回台灣以後，世楷便經常來找我。我和他常散步在寬廣的ICU校園中，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 「我最討厭的東西只有兩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洗碗。」 一次，世楷這麼對我說。就這樣，他就先講先贏，取得了婚後免洗碗的承諾。但在同時，我也發現了平時表面上看來隨和親切的世楷，其實內心卻很認真堅持，對事物也有他自己獨特的看法。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70。 我們在台灣同鄉會裡，也會遇到其他的留學生。只不過大家聚在一起，大多只會談論自己將來的計劃、討論如何賺錢等，因為只要談到和台灣有關的話題，就有可能遭到密告，通報到駐日大使館的危險。當時的大使館，是受國民黨所支配，在海外扮演著祕密警察的角色，所監視的對象不只有留學生，還包括所有住在日本的台灣人。 看到留學生們這樣的態度，再拿他們和當時的日本大學生相比，兩者的差距不由得教我感慨。和日本大學生交談，我可以很強烈地感受到他們將國家前途視為是自己的前途，並且認定自己背負著國家的未來。儘管他們不是政治家、企業家，只是一名學生，卻有著挑負起國家未來氣慨與責任感。甚至有學生認為戰爭已浪費他們太多的時間，他們現在要更用功，為的就是要追回那段落後的差距。日本大學生們所關心的不只有自己，對國家及社會抱持的責任感令我佩服且訝異。 日本人是這樣努力、認真地考量著國家大事，想快快從戰敗中站起來，讓國家一步步走向更好的發展。回過頭來看我們台灣，我們台灣人又是怎樣呢?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73-74。 一天，世楷帶我到留學於東京大學的黃昭堂先生（現任台灣獨立聯盟總部主席、昭和大學名譽教授、前總統國策顧問）位於大塚的住處。 還記得那天走進屋內，看見那八疊榻榻米大的房間裡擠了五、六名留學生，大家圍著火鍋熱烈地討論著。跟他借洗手間時，發現裡頭居然貼著蔣蔣介石的照片。當著蔣介石面前上廁所，感覺不是很奇怪嗎?好奇之下問他：「為什麼要把照片貼在那種地方？」結果黃昭堂先生的回答是：「這樣每天踢他比較方便！」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75。 還有黃昭堂夫人－蓮治女士也過世了。黃昭堂先生身為台灣獨立聯盟主席，不但對內對外交涉要負起最終的責任，還得在時間、財政窘迫的情況下，咬著牙為推動獨立運動而努力。主席的責任之重，成員們都相當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家庭內所有的大小事就都落在蓮治女士的身上。但蓮治女士並不為苦，她總是諒解丈夫、全力支持丈夫。蓮治女士罹病後，經常往返台日兩國間的黃昭堂先生，擔心萬一哪天他在往返途中遭遇事故，留下妻子一人，教他於心何忍？於是每每帶著蓮治女士一起坐飛機，而蓮治女士也經常伴隨著夫婿進出，體會丈夫的疼愛之情，一直走到人生的最後一步。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76。 台灣人信仰的神很多，但是對台灣土地的聯結性不足，只是一種道聽塗說的神話或稗官野史的中國小說演義而成，對於信仰的教義更是無知到極點，只會跟著拜拜而已，這是恐懼感所引發的虛無效應，台灣人要信仰具有基督精神的228英靈。 父親說非基督徒不可，偏偏世楷又不想成為基督徒。理由簡單明瞭，因為台灣的蔣介石、韓國的李承挽、越南的吳廷琰這三個亞洲的獨裁者，每個都自稱是基督徒。不過雖然如此，每個星期天，世楷還是會和我一起上教會。 世楷對這三個亞洲獨裁者自稱是基督徒的事情雖有責難，但因為研讀過台灣近代史，對於在日本統治時代，台灣基督徒不怕強權，一貫秉持與台灣人站在一起的態度，到後來國民政府統治，反對欺壓台灣人人權的姿態始終未改變的事，也相當清楚。 終於有一天，當在教會唸著〈主禱文〉，中間唸到一句「願　的國降臨，願　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時，世楷告訴我，如果這是基督徒所追求的目標的話，那和他對台灣的心是一樣的。基於這個原因，他願意受洗成為基督徒。 那是在世楷入教以後的事了。台灣的基督教教徒們發表〈人權宣言〉等，並主張「住民的自決權」，成為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先鋒。而發起這項運動的中心人物就是高俊明牧師。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78-79。 患難知真情，現在阿扁落難，大家更須情義相挺，這才是政治原則的大是大非。 還記得那是發生在女兒出生後一個禮拜的事。我因為剛生產完，還沒辦法走動，不巧這時候，外子也發高燒，躺在床上動彈不得。剛好大學時代朋友荒瀨典子和藤澤愛子來探望我；原本要來祝賀我生產的，想不到一進門，看見我們夫婦倆和小嬰兒一起倒在床上，嚇了一跳，趕快套上圍裙，動手洗那堆積如山的尿布，還快手快腳地幫我們做好晚飯。 「我們明天會再來！」說完，兩個人便匆忙離開。她們回家後，我看見桌上擺著兩株水仙花，是她們送給我的賀禮。這讓我想起了渥茲華斯的一段詩：「鑲在海灣旁的一萬株水仙，個個昂著頭，歡喜地雀躍著。」當時那兩株水仙的晶亮純白，直到現在還映在我的眼底。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82。 在我們結婚那年的五月，世楷的父親曾經來東京看我們。為了不讓長輩擔心，我們絕口不談獨立運動的事。就這樣，公公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回去了台灣。隨後，國民黨間諜中有一個叫陳純真的人，因潛入聯盟被發現而受到責問。事後，世楷等人即被控以妨害自由傷害罪，遭到逮捕。「陳純真事件」在報紙上刋出，長輩們這才知道世楷參加獨立運動的事。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83。 我父親是個貿易商，警備總司令或調查局的人，有時就會以調查是否有逃漏稅的嫌疑，藉故到我家來。 父親是位非常善良的老百姓，一看見警察上門，總是戰戰兢兢地問：「我的女婿做了什麼事了嗎？」一邊說著，一邊帶他們進來家中坐，然後再奉上一杯茶，暗中探問身在遠方的女兒和女婿是否平安。 至於世楷的父親，因為是位律師，膽子比較大，不怕這種場面。就算警察來敲門，他也只讓他們站在外面，然後對他們說：「有什麼事？我兒子都是個大人了，現在人又在國外，要是有什麼問題，去問大使館！」說完就趕他們走。 每次我父親遭到警察或稅務人員盤問，也會打電話給世楷的父親，商量該怎麼應對。多虧有公公，讓父親至少有個諮商的對象。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85。 （撰於2008/09/30，未完待續…） 延伸閱讀： 我心目中的日本—書評（1） 「手銬」與「捉放」 西藏未來 流亡藏人大會論辯 Chen Shui-bian rushed to hospital for checkup Chen and Chiang sign four agreements Hsutung's BLOG 楊緒東專欄 引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31&Item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