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1日 星期五

左派台獨教父史明前輩(贊主同修)略歷10-劊子手中共

新聞報導 -
作者 Aries | 贊修   
2020-02-19
*本文收錄於「左派台獨教父史明前輩(贊主同修)揭碑追思會」追思手冊。照片未加註者,來源為大地志工。

史明與布農族的贊頻同修(右1)以日語對話交流,史明老先生驚訝贊頻流利純熟的日語。女兒贊清沒見過吉娜(Gina,布農語媽媽之意)這麼健談。2位「日本語世代」的長者,用著只有彼此知道的複雜時代心情,一見如故的牽手、聊天、唱歌。[*](攝於2014/2/3,2014年聖山研習營)
2. 解放區見證獨裁統治(2)
就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五四指示》,揭開解放區土地立法的序幕,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指明方向。[1]簡言之,中共命令各鄉村進行「土地改革」(地主、富農在村莊被鬥爭[2])、「反國特」(反對國民黨特務[3]),要消滅國民黨員和地主。[4]於是林鐸從蒙疆銀行撤離時,就目擊人民在集權統治下的淒慘。以下的文字,生動的記載下他的見聞:
我進去解放區之前,以為社會主義應該是讓被壓迫的人得到解放、自由。然而我們一到張家口,卻像是軟禁一般地被關在招待所裡,這就讓我自然而然產生了一些提防的心理。後來我在聯合大學、張家口撤退與步兵學校這段時間的一些見聞,更加深了我對中共的疑慮。[5]

這些人[響應國民黨的十萬青年十萬軍]因為大多是資本家、地主的家庭出身,又曾經是國民黨的人,所以一進解放區,每天都被強迫要坦白、自我批判,每個都垂頭喪氣的。他們從張家口撤退的時候,沿路又看到國民黨員被流血鬥爭的慘況,害怕起來就找機會逃跑。但是中共的組織很厲害,任何人在移動時都必須攜帶各單位發給的「路條」,於是他們通常跑不了太遠,就會被鄰近的幹部或民兵抓回來,回來之後都被吊起來、打得半死,一邊打還一邊恐嚇。有幾個人跑了被抓、回來又跑,來來回回兩三次,最後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只好去跳古井自殺。有一次我要去古井汲水時,發現一個人在裡面載浮載沉。撈起來以後,才發現死的人是曾經跟我講過話的年青人。這讓我感受到非常大的衝擊。我心想:「我來革命是想要解放、幫助民眾,馬克思說革命的目的在於恢復人性,現在共產黨逼人自殺,又算什麼恢復人性呢?」[6]

我們行軍到了一個村落,村幹部在傍晚休息時,按照往例要民眾空出間房子讓我們住。我這個人不管到哪裡,和老百姓的關係都弄得挺好、相處都很融洽,因為我除了有馬克思的思想,在行動上也常幫老百姓的忙,像是幫他們做提水等等的勞務。那天晚上我起來上廁所,看見我借住的那家夫妻與小孩子,在屋子的天井裡拿香跪在地上拜拜。他們看到我嚇了一跳,我順口問他們:「你們的佛像都被砍頭了,還在拜什麼?」他們才告訴我:「老林你不知道?是共產黨強迫我們把佛像的頭砍掉的。」我聽了以後彷彿晴天霹靂,整晚都睡不著。中國共產黨是相信馬克思的,馬克思的確強調解放老百姓,但那是基於人性,中共怎麼會用那麼粗糙的手段,強迫老百姓和他們的宗教分開呢?總之,進入解放區後,我開始覺得中共的事情未必那麼單純、也可能和蘇聯一樣,都是採取專制的手段,和我本來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產生衝突、矛盾。所以後來他們要我入黨時,我便經常以我學習的情況還不夠好、要多學習一些為由,來予以推托,始終都不願意入黨。[7]
以對抗日本帝國為出發點,到中國革命的林鐸,沒有如預期得到想要的學習,反倒見證中共泯滅人性的一面。他還看到所謂的「人民裁判」,由黨中央派來管督團,從事典型的流血鬥爭方法。白天要地主、重農到田裡工作,晚上開始鬥爭,逼他們說出錢財藏匿處、如何剝削佃農、貧農,接著加開「人民裁判」,要人民對鬥爭對象批判、用武器傷害他,直到鬥爭對象慢慢被眾人用武器凌虐致亡。[8]

由於施朝暉(史明)1942年就進入中國,他的實際見聞,與一般認為中共在1950年才發動的土地改革時間點不同,他認為「毛澤東把中國傳統的『帝王主義』,與斯大林的『個人獨裁』相結合,統治中國進行土地改革的十二年間,殺害六千萬中國人」。[9]也就是說,「藉土改之名,行資源掠奪與反人道屠殺之實」。[10]這是中國共產黨取得中國統治權之後的真實作為。

林鐸受到莫大的衝擊,心想「馬克思那裡有這玩意兒?馬克思不是講要恢復人性嗎?怎麼會搖身一變為這種悲慘世界?我到底在這裡要做的是什麼?我…我…,不能這樣下去了,應該要做和這個不同的解放革命!」「原來自稱是社會主義革命部隊的共產黨,竟是面目猙獰的劊子手」,他處在可怕的人間地獄,開始產生思鄉的心情。[11]

事實上,施朝暉原以為的馬克思主義,在解放區一再遇到挫折,例如共產黨把人道主義當作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是反革命的;甚至高舉共產革命主義大旗的解放區,卻不准看馬克思的大著《資本論》。[12]毛澤東提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卻禁唱封建的歌,是充滿矛盾的獨裁思想。[13]施朝暉認為毛澤東的思想是中國帝王思想與斯大林主義的結合物,[14]雖然說要實行「民主政治」,但完全口是心非,所作所為也相反,[15]以「假民主」來掩蓋、包裝獨裁的本質。[16]

1947年3月,林鐸在阜平中央招待所看到《解放日報》報導,[17]台籍兵員因國家政權交替,換上不同國籍的制服被送上戰場的前線犧牲,深感台灣兵流離失所的慘況比奴隸不如。[18]這些台灣兵,有的當過日本兵,政權交替後轉身變成國民政府軍,被送去打國共內戰被俘後,再換一套制服成為中共人民解放軍。[19]台灣兵以數百名為單位,一批批在前線當炮灰、陣亡,林鐸再度燃起台灣意識,[20]貿然向軍政幹部學校政治部副主任吳西[21]提議:
人民解放軍進攻國民黨地區勢如破竹,短期內必能征霸全中國,不久將來蔣介石難免逃亡台灣,所以,不要使近萬的台灣兵在前線消耗掉,必須調到後方施以政治訓練,讓他們返台後做革命工作,對革命才有利。[22]
大約一個月後,上級有了回應,林鐸和平賀協子被調往晉冀魯豫解放區(司令員劉伯承、書記鄧小平)[23],去河北省冀南的棗兒莊,[24]組織台灣隊,把台灣兵從前線調下來訓練,因為林鐸不是黨員,只能擔任沒有隊長頭銜的實質隊長。[25]1947年7月,台灣隊正式編制成立,林鐸被任命為政治教員,[26]負責教學。[27]

林鐸和鄧小平有數面之緣,曾有人介紹林鐸給鄧小平,說是「台灣來的同志」,鄧小平就走過去和林鐸握手。不久後劉伯承、鄧小平準備13萬南下部隊準備渡黃河,林鐸跟鄧小平提到想要跟隨,但鄧小平以「不行,組織台灣隊是黨交代給你的任務」回絕。[28]

剛開始,台灣隊的成員台灣意識強烈,[29]主要接受的訓練是組織分班、思想鬥爭、讀毛澤東思想,被共產黨逼迫互相監視的問題嚴重。[30]上級勸台灣隊成員入黨,起初只有少數的個位數願意入黨,9月時,上級採用「分化策略」,使得成員因為族群關係內鬥,再加上籠絡手法,[31]團隊向心力被擊垮,經過幾次批鬥會,成員各自相爭入黨。[32]林鐸對共產黨不擇手段的方式大失所望,萌生離開台灣隊的想法:
我看到這個狀況後心想:「分化政策是像清朝、日本人這些殖民者使用的步數,現在怎麼連革命部隊也在這樣子胡搞?」但是即使我的內心不滿,表面上卻不能露出反對、討厭的神色,這讓我在精神方面相當困擾,也對中共更加失望。[33]
1948年,共產黨在中國轉守為攻,將原本的晉察冀和晉冀魯豫軍區合併為華北軍區,幹部學校改名為華北軍政大學,台灣隊遷移到石家莊,易名為華北軍政大學幹部總隊第一大隊。[34]

林鐸在1947-1948年間,對中共的要求採取應付態度,上級也開始不信任他(將他與台灣兵隔離、說他的講義不夠革命性、自傳沒有徹底檢討自己[35]),他就提出休息、再進修唸書的要求。他於1948年10月,被調離台灣隊,在華北軍區招待所,準備接受中央指派的下一個任務。[36]這段心路歷程是:
大失所望之餘,也真正覺悟中國共產黨不是馬克思主義,卻是斯大林個人獨裁主義,我哪能與他們搞革命?放棄中國革命返回台灣的念頭愈來愈強烈,終於慢慢的暗中策劃回台灣的方法、時期等。

跋山涉水,為了革命才慘淡來到異國他鄉的我,在決心苦幹賣力之際,卻遭逢與共產主義相對立的原則問題。此外,我也感到身邊危險重重。因此我便向上級報告,希望派我重新學習共產主義、學習辦報紙。我說要離開台灣隊,想不到指導員很快就答應,隨即把我和平賀,從台灣隊調離到石家莊郊外的華北軍區司令部招待所,等著分派學校。[37]
1948年年底,林鐸在華北軍區司令部招待所住了很久,沒有指派工作,但還是有人監視著,[38]等同被軟禁。自從1946年進入解放區,他和平賀協子對共產黨有真切的感受與無奈:
我和平賀一路從北京進解放區,各項大小事情,她也都看在眼底。我們在聯合大學那時,私底下會交換一些心得,但不敢講太深、表露太多心聲,因為有的人為了自己的安全,會打小報告,我怕如果我跟她說了什麼,害她被抓去逼供、要求坦白的話,兩個人都會沒命。共產黨常常讓一個人坐在人群當中,用群眾的壓力威嚇你、要你坦白,如果不是很穩重的人,很容易就會被唬住。我想平賀應該也知道這一點,所以我們兩個人見面時,大多沉默著、假裝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頂多只是搖頭嘆息而已。而且我們交談都要用北京話,一旦用日語,中共的幹部發現了就會詢問我們交談的內容。人在中共的組織裡面,似乎很自然就變成這樣,解放區的氣氛,就是讓你心裡面有想法也不敢說出來、讓你必須不時偽裝自己,這讓我很感到苦惱。雖然平賀的年紀比我小上九歲[史明1918年生,平賀1927年生],但是她比我還世故、在處理這些事情上也比我更加得體。後來我們兩個逃出中國,都會回想起當初在中共解放區裡的經歷。平賀常常對我說:「那邊不是人住的世界!」平賀是日本人,雖然日本人也會把人吊起來打,但是像中共那種頭下腳上凌虐的方式,還是令她很不能接受、覺得這不是人做得出來的事情。

我在解放區親身體驗這些事情時,總覺得整個天都暗下來了一樣,好像連自己要走哪個方向都分不清楚了──那時候我有很高的理想,但是到解放區卻發現理想與現實居然有那麼大的落差,頓時間前途茫茫。本來我到解放區的目的,主要是想到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社會中有毀滅人性的一面,所以要革命。」但是解放區裡的種種情況,哪裡可以算是恢復人性?這一點我有很大的疑問,也遭受了嚴重的衝擊。[39]

參考資料
[*] 1935年出生的贊頻同修(布農族),1945年戰後,父母未讓她到學校受教育,她不太會講華語或是台語。但是她小時候都跟日本小孩玩在一起,因此會講日語,史明老前輩說贊頻的日文腔調很標準,或許贊頻的日文比他的日文程度更好。日本語世代的贊頻,聊著聊著流下眼淚,好久好久,沒這麼開心地跟人聊天了(被閹割話語權的無奈與痛楚)。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影片】打破沉默的奇異恩典,https://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765&Itemid=57(2019/12/14點閱)。
[1] 中文百科在線/五四指示,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137630(2017/5/16點閱)。
[2]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327。
[3]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162。
[4]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290。
[5]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162。
[6]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163。
[7]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164。
[8]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299-300。
[9]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399-400。
[10] 蘇振明,《衝突與挑戰:史明生命故事》,頁61。
[11]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300。
[12]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287。
[13]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292。
[14]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301。
[15]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302。
[16]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336。
[17]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294。
[18] 陳儀深訪問、林東璟等記錄,《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 續篇》(台北市:中研院近史所,2012),頁11。
[19]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雙重殖民的悲哀與抵抗,https://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723&Itemid=57(2017/5/23點閱)。
[20]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165。
[21] 廣西人,壯族。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1945-1950年),擔任晉察冀軍區軍政幹部學校政治部副主任。維基百科/吳西,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吳西(2017/5/23點閱)。
[22]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294。
[23] 維基百科/晉冀魯豫邊區,https://zh.wikipedia.org/wiki/晉冀魯豫邊區(2017/5/24點閱)。
[24]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179。
[25]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295。
[26]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295。
[27]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181。
[28]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178。
[29]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176-177。
[30]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179-180。
[31]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330。
[32]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408。
[33]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182。
[34]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180。
[35]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408。
[36]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183。
[37]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408-409。
[38]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185。
[39]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185-186。
 
引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的土匪縣長和土匪將軍

不吐不快 - 大家一起來
作者 謝常彰(旅美工程師、前FAPA台灣史地研究員)   
2020-02-21
「二二八事變」前夕,「外省」官員的惡行,招來民怨,進步、不曾被中國戰亂蹂躪的「淨土」台灣,突然間陷入了盜賊出沒、傳染病頻傳、民不聊生的日子。台灣人是看到了猙獰恐怖的中國面目,對「外省人」貪官污吏痛絕恨深,到了不分黑白、要和所有「外省人」算帳的地步!。圖/邱萬興提供
「二二八事變」前夕,「外省」官員的惡行,招來民怨,進步、不曾被中國戰亂蹂躪的「淨土」台灣,突然間陷入了盜賊出沒、傳染病頻傳、民不聊生的日子。台灣人是看到了猙獰恐怖的中國面目,對「外省人」貪官污吏痛絕恨深,到了不分黑白、要和所有「外省人」算帳的地步!。圖/邱萬興提供
1947年的「二二八事變」,它發生在中華民國正式接管台灣的第十七個月。它不像歷史上「三年小反、五年大反」的局部起義,而是沒有首領、沒有組織、沒有準備的全民起義。台灣人在短短十六個月當中到底體驗到什麼情況,使他們對中華民國能夠由「充滿希望的歡迎」轉變為「完全絕望的反抗」,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來自事變的失敗,因為非議政治成為禁忌,加上「戒嚴」,再加上政府的流亡,使得禁忌不僅持續而且加重,導致事變的真相隨著絕大多數當事人的物故而埋沒,而留給人們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
「二二八事變」真相的埋沒,使後人在描述事變背景的時候感到困擾,尤其為了顧及政府的顏面又不得不避重就輕,把事實淡化、模糊化,導致事變的發生顯得很不自然,讓曾經身歷其境的人感受到被愚弄而無法接受。例如,1974年,葉榮鐘(1900-1978;事變發生時擔任台中圖書館編審組長。歷史作家葉芸芸的父親。)在北美遊歷途中看到若干事變的相關論述,他感嘆「呣是干若安爾」(不是僅僅如此)。又如,1991年,吳樹長(1913-1991;事變發生時擔任台中縣埤頭鄉副鄉長。醫界聞人吳德朗的父親。)在觀賞電影〈悲情城市〉之後也說「呣若干若安爾」。事實上,當年有過一個「徵收米糧」的故事,發生在台中縣霧峰鄉,大可以用來還原事變的背景於萬一,也可以解釋葉、吳兩人的感嘆。
1945年八月,日本向盟國投降,中華民國的國、共兩黨馬上終止戰時的「合作」模樣,一面爭奪日軍在中國的佔領地,一面調兵遣將準備決戰,如此,使得台灣所屯積的物資(米、糖和煤炭)在上海和香港供不應求。另一方面,陳儀來台主政要實施政商合一的「統制經濟」,要將一切民生用品分門別類,在「省行政長官公署」底下廣設公司,任用心腹主持,從事低價收購和高價批發的營利業務;省公署組織十分龐大,除了管理軍公教機構之外,它也是數十家百貨公司的總公司。
國軍強奪人民米糧
1946年1月10日,陳儀宣佈廢除日治時期的糧食配給,翌日又封閉各地的農業會倉庫,要把農倉存糧全部供應國軍。農倉的存糧既不是日產,也不是公產,而是地方上地主和農民私有的寄存物,也是平價米的主要來源,它一旦被封鎖,消息傳開,百姓在市面搶購,米價自然爆漲。在地方人士的奔走之下,22日,台中縣長劉存忠(1906-1991,中國遼寧人)趕緊「撥付」,從封存米中「釋放」還給農業會出售;霧峰鄉從原先被封存的5100包裡面獲得1500包(每包100台斤);2月14日又取得1200多包,陸陸續續賣出了900多包。
不料,3月13日(禮拜三),劉縣長帶了一個蔡少將來到霧峰,邀林獻堂、林水來(鄉長)和林士英(農業會長)同去縣政府商討「徵收米糧」問題。林獻堂以民食要緊,在所「撥付」現有的1800包當中僅能提供600包給國軍;蔡少將卻說受命在身,非全拿不可,除了供應國軍之外,也要給基隆、台北和高雄。爭執了兩個半鐘頭,林獻堂怒不可抑,痛罵要求無理。
第二天,蔡少將突然駕臨霧峰,還帶領了二、三十名配戴手槍的軍人,分乘卡車,架著機槍,把農業會包圍起來,林士英費盡口舌,據理力爭;蔡少將野蠻橫暴到極點,硬是強迫要把農倉打開,教人分辨不出他們是國軍還是土匪;林士英求助於林獻堂,林獻堂叫他不可以抵抗,讓軍人自由劫奪。當晚清點的結果,發現被搬走了655包。有人建議提告,林獻堂認為對方毫無理性,提告毫無意義。軍人又連續搬了兩天,把「撥付」以外的2400包都運走了,而「撥付」的部分也繼續賣出去1000多包,偌大的倉庫只剩下110包。
17日,蔡少將陪同另一個熊少將來到台中,由劉縣長出面邀請林獻堂、李崇禮、張灥生、王金海、張煥珪、張文環、林水來、林士英和另外六個人在傍晚時分到縣長家裡開會。蔡少將首先發言,說他自己是陸軍少將,官是不小,為國家效力從來不怕死,特地來向林獻堂先生要米,要得到或要不到,全看林獻堂先生肯不肯幫政府的忙。林獻堂聽了很不高興,指陳幾天以來,從霧峰農倉搬走的米糧都是百姓的伙食米,如果沒有米糧可以歸還,也應該限期折價還錢,否則百姓無法度日,而政府的威信也要掃地。一時聽得熊少將火氣爆炸,說他自己感冒發燒未癒,為了公務也是不怕死的,如果林獻堂先生不肯答應,那麼就請一道上台北去!話將說完,猛然握拳捶桌,桌上的茶杯都跳起來,四個持槍上刺刀的憲兵應聲開門衝到大家面前,除了劉縣長和兩個少將穩若玉山之外,在座的人無不震驚張口,瞠目結舌。劉縣長看情況不對,趕緊把兩個少將帶進另室休息,如此才解除了一場已經成形的風暴。
19日,在地方人士陳情之下,劉縣長批准「退還」給霧峰1500包,實際運到920包。28日,軍方又要來搬走「退還」的1500包,而倉庫裡只有1030包,逼得農業會還要出面向大約1000戶的農家要求每戶提供半包米糧來湊數。「光復」不到半年,台灣的餘糧已經被國軍搬到精「光」不「復」的地步了。
4月15日,熊少將由縣政府的台籍秘書盧水源陪同,到霧峰向林獻堂疏通「誤解」。隔兩天,蔡少將也由張深切和張文環作陪,要向林獻堂疏通「前嫌」。5月8日,林獻堂在省參議會上質詢省公署農林處長趙連芳,關於「徵收米糧」之後的價款問題,沒有得到答覆。6月13日,省公署秘書處長張延哲特別路過霧峰,林獻堂叫林水來乘機追問「徵收米糧」價款,張延哲只說會給錢,沒有日期,終致不了了之。
8月24日,「台灣光復致敬團」代表一行到省公署向陳儀辭行,林獻堂問如何答覆蔣介石,陳儀很爽快地回答:「好就說好,不好就說不好。」28日,在致敬團啟程前夕,劉縣長趕到台北拜訪林獻堂,說他自己曾經擔任蔣的侍從官達六年之久,拜託林獻堂在蔣的面前提他的名字。9月28日,致敬團幾經轉折回到南京,聽文官長吳鼎昌稱讚陳儀能幹,林獻堂當面批評陳儀用人不當,吳鼎昌答說:「那不能免。」
林獻堂批評陳儀用人不當
當年林獻堂六十六歲,看起來是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卻是一個飽經事故、歷盡風霜又見過大場面的硬漢,從東京的大將到南京的上將都見識過他,他哪裡會害怕「官是不小」的毛頭少將。蔡少將是誰?熊少將又是誰?蔡少將曾任福建音樂專科學校校長,是省公署交響樂團指揮兼團長、三十五歲的中國福建人蔡繼琨(1912-2004;註:說他兼任省公署或警備總司令部的少將參議,組織名單未載。) 熊少將則是警總第四處處長、三十八歲的中國江西人熊克禧(1909-)。兩個少將何「幸」得到了劉縣長的合作與護駕,又何「不幸」遭到了名滿台灣的民族運動家林獻堂的斥責與教訓。
蔡少將曾經強調「徵收米糧」除了供應國軍之外「也要給基隆、台北和高雄」,這就是這個大半生頗負盛名的音樂家,當年大膽妄為,參與詐騙竊盜的破綻!
劉縣長和蔡少將可能關係不淺,從蔡少將多次參與行動的事實,人們不難想像,劉縣長本人就是竊盜的主謀,蔡少將是合謀,熊少將是從謀。試想,沒有劉縣長,蔡少將根本不知道農倉存糧的底細,更不敢私帶人馬直驅山莊去搶劫民間財物;即使知道林獻堂是個大地主,是下手的大目標,可是,沒有劉縣長,光憑兩個少將根本無從邀請地方士紳在禮拜天到縣長家裡開會。劉縣長心存僥倖,要利用眾紳來作證並反制林獻堂,卻低估了林獻堂的膽識和他在眾紳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更沒有料到他會提起「舊帳」,「舊帳」一經提起,面具被掀開,露出強盜面目,劉縣長和兩個少將都慌了,因為沒有準備,無法圓說而惱羞成怒;沒有進入正題而場面已經鬧翻,眼看踢到鐵板,得逞無望,為了自保,劉縣長這個勒索林獻堂的妙計不得不緊急收攤。
當年要為國軍「徵收米糧」,陳儀可以直接責成各縣政府轉達各鄉鎮公所,它根本輪不到警總和交響樂團的人馬來參與交響,更不需要讓相關人員費心費神地封封放放,此官說搬,彼官說還,徒讓百姓看破手腳。顯然地,劉縣長抓到了機會,來個魚目混珠,發揮中國官僚傳統的詐騙招數,勾結走私商人和武職人員,沒有公文,全憑唬喝,全憑亮槍,靠「不怕死」作幌子,口口聲聲為國家為政府,而所做的盡是搶劫勒索的營私勾當。同(1946)年10月間,劉縣長終因連續向「國內」匯入巨款,而以「貪污」嫌疑被「閩台監察署」秘書鮑良傅趕到台中調查。12月底,劉縣長被省公署長官陳儀免職後轉任警總總司令陳儀的少將參謀。呵,這是土匪當寶?還是陳儀底下盡土匪,盡是「會做官」的土匪?「不能免」的土匪?
官員猖狂跋扈 哄騙囂張
在「二二八事變」前夕,台灣人民對政府的不滿來自許多方面,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許多「外省人」文武官員猖狂跋扈,膨風哄騙,嚇詐囂張,不講道理,競相編造藉口對台灣士紳進行勒索,脅迫不成就誣告是「漢奸」,但求對方破財消災;萬一被識破了就以「誤會」解脫。「外省人」官員的惡行,看在民眾眼裡,一傳十,十傳百。號稱進步、不曾被中國戰亂蹂躪的「淨土」台灣,突然間陷入了盜賊出沒、傳染病頻傳、民不聊生的日子,台灣人是看到了真正的、猙獰恐怖的中國面目了,也體驗到了史無前例、讓人喘不過氣來的中國時代了!人們對「外省人」貪官污吏痛絕恨深,到了不分黑白、要和所有「外省人」算帳的地步!「外省人」面相、髮型、服式不同,人們在路上看到了,都會自然地咬緊牙根,轉移視線;有心人早就預料「代誌」遲早會發生了。這也是「二二八事變」爆發之後,地方士紳都只能順應民眾的期待,馬上組織「處理委員會」,而年輕人會奮不顧身、自動自發地擁上街頭去「替天行道」踢打「外省人」的道理。
古代中國的四書五經唐詩,美極妙極了。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醜極惡極了;那是個制度破產、連年戰亂、弱肉強食、無法無天、禽獸不如的野蠻社會。真是不幸,從小背誦三字經、欣賞唐詩、不服日本、幻想中國疼愛的台灣人,輸送米糧濟養國軍,在莫須有的惡劣情況下,忍無可忍,赤手空拳反抗「土匪當家」的政府,竟然遭到國軍渡海屠殺捕殺,活著的還要四處逃難,躲躲藏藏,賄賂國軍「認罪」求生。這個中國時代,天道何在?地道何在?人道何在?面對「賊仔政府」,誰不對事變的結局張口瞠目?誰不想、誰不講台灣人正義澟然光明磊落的「二二八」?
歷史的基本法則是「後人寫前人」和「活人寫死人」,而真相則代表百姓的尊嚴。「二二八事變」的真相至今無法公諸於世,例如,當年失蹤的社會領袖依然掛名失蹤,那是因為「惡棍未死」的緣故,也是遭受踐踏的台灣人還沒翻身、還沒受到尊重的明證。
Source: 民報/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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