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社運者最能察覺社會的不公義。圖為「佔領內政部」行動。資料照片
日前，蔡正元立委在臉書上指責「佔領內政部」的抗議者是「高挫折的人，他們需要假借大埔案，做情緒上的發洩」。基本上，認為搞社運的人是「被煽動，他們不要被說服」，是早就被淘汰的社會學理論。用這種過時的看法來批評當前的各種社運，就如同用占星術來反駁天文學，用煉金術來修正化學，是十分落伍的作法。
在六○年代之前，歐美的學術界對於社會運動大都抱持著敵意的態度。研究者往往認為，抗議的參與是源於病態心理狀態，像是受挫-攻擊（frustration-aggression）、認知不協調（cognitive dissonance）、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一個未明言的假設即是，社運是少見的、不理性的事情。
將社運貶為病態心理之發洩，是來自於保守派的內心焦慮，他們擔心自己珍愛的「法律與秩序」及特權，會被推翻。法國作家Gustav Le Bon即是典型的代表，他擔憂十九世紀的民主革命浪潮與工人階級運動，因此在1895年撰寫了著名的《群眾論》（The Crowd）。這本書運用了目前看來是偽科學的發現，來證明「群眾是奴性的獸群」。
六○年代以降的學術研究已匡正了這樣的錯誤。首先，社會邊緣人並不是社會運動的常客。
將社運貶為病態心理之發洩，是來自於保守派的內心焦慮，他們擔心自己珍愛的「法律與秩序」及特權，會被推翻。法國作家Gustav Le Bon即是典型的代表，他擔憂十九世紀的民主革命浪潮與工人階級運動，因此在1895年撰寫了著名的《群眾論》（The Crowd）。這本書運用了目前看來是偽科學的發現，來證明「群眾是奴性的獸群」。
六○年代以降的學術研究已匡正了這樣的錯誤。首先，社會邊緣人並不是社會運動的常客。
抗議已成通用語言
相反地，願意投身抗議的人往往是具有最充足的社會關係，他們參與了許多的組織團體，比較能接受到新的訊息，察覺社會不公義。因此，社運並不是社會秩序瓦解，反而是因為擁有完整的人際網絡，才激發出參與的動機。
其次，研究者越來越相信，抗議是民主體制的永恆現象。在六○年代的新左派風潮之後，歐美學者強調，一個「社運社會」（social movement society）已浮現，抗議已經成為家常便飯的事了。同樣地，只要細心觀察晚近的台灣街頭運動，也會發現，前進凱道的群眾不只是揚言要「拆政府」那一群「本土激進人士」，也包括反對同性戀、要求嚴懲性侵犯的衛道人士。抗議已經成為民主體制的通用語言。
此外，更新的研究早就揚棄了僵化的「情緒與理性」二分法，換言之，有情緒不代表不理性。從畏懼表達自己的想法到勇敢走上街頭，往往意謂著情緒的轉變，從羞恥轉變為驕傲、孤獨轉為團結、恐懼轉為憤慨、悲哀轉為憤怒。成功的社運是代表從一種消極的情緒轉化成為更積極的，而不是從理性變成「不理性」。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但「高挫折」帶來結果通常不是挺身支持弱勢人民、捍衛公平正義，反而是網路上打嘴砲，將利他主義的義舉貶損為不理性。我建議蔡委員抽空讀一下《群眾論》。徹頭徹尾反民主的Le Bon，根本不相信議會民主，因此他將當時的法國國會議員都當成他所看不起的不理性暴民。看看台灣立法院袞袞諸公的議事行為，或許這種反動論述真有幾分道理。
其次，研究者越來越相信，抗議是民主體制的永恆現象。在六○年代的新左派風潮之後，歐美學者強調，一個「社運社會」（social movement society）已浮現，抗議已經成為家常便飯的事了。同樣地，只要細心觀察晚近的台灣街頭運動，也會發現，前進凱道的群眾不只是揚言要「拆政府」那一群「本土激進人士」，也包括反對同性戀、要求嚴懲性侵犯的衛道人士。抗議已經成為民主體制的通用語言。
此外，更新的研究早就揚棄了僵化的「情緒與理性」二分法，換言之，有情緒不代表不理性。從畏懼表達自己的想法到勇敢走上街頭，往往意謂著情緒的轉變，從羞恥轉變為驕傲、孤獨轉為團結、恐懼轉為憤慨、悲哀轉為憤怒。成功的社運是代表從一種消極的情緒轉化成為更積極的，而不是從理性變成「不理性」。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但「高挫折」帶來結果通常不是挺身支持弱勢人民、捍衛公平正義，反而是網路上打嘴砲，將利他主義的義舉貶損為不理性。我建議蔡委員抽空讀一下《群眾論》。徹頭徹尾反民主的Le Bon，根本不相信議會民主，因此他將當時的法國國會議員都當成他所看不起的不理性暴民。看看台灣立法院袞袞諸公的議事行為，或許這種反動論述真有幾分道理。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出處: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130827/35249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