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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9日 星期五
被掠奪的台灣：四萬換一塊的故事
1945 年 8 月，二次大戰結束。
台灣人民歡欣鼓舞脫離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也對前來接收的中國政府抱著極大的期待。
當時或許沒有人想到，大家迎來的，竟然是另外一個殖民統治的政權。
完成接收之後，首先浮現出來的就是台灣在中國人心中永遠的邊陲地位。
行政院在1945年12月1日派遣「台灣工礦事業考察團」抵台考察台灣的工業與礦業，考察團在3個月後完成了一部考察報告。
報告中指出，台灣不應該成為中國重要工業發展重心，所以「不必應有盡有、儘量建設」。
報告中又指出「對台灣之既有工業，不必全部恢復，不宜作鉅額之投資」，更重要的是，為防止台灣經濟壯大，獨霸一方，所以建議「不必使台灣自給自足，樹立經濟割據之條件」。
這個報告，凸顯出在很多中國人的心中，台灣只應該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邊陲地區。
接下來，1946 年元月，所謂的「中華民國行政院資源委員會」與「中央設計局」共同完成了一項「中國戰後經濟建設五年計劃」，將中國劃分為9個經濟區，其中台灣、福建、廣東與廣西同被劃為東南區。
在這個重建未來五年經濟的龐大計劃裏，投入華北與華中兩個地區的投資額占了總預算款項的 65%。
可是投入東南區的金額卻只佔了總預算的 9.8%，更明顯呈現出了中國政府對核心地區與對邊陲地區不同的心態。
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國共內戰開始從中國的東北延燒到華北，到了1946 年 8月演變成為全國性的戰爭。
熊熊的烽火下，地處邊陲，被中國人認為不應當是祖國發展重心的台灣，卻成了國民黨政府後勤補給的最重要來源，各項台灣出產的物資被源源不斷的運往中國內地。
以米糧為例，僅在1946年，就有1百多萬石的食米由台灣被運送到中國蘇北和華北充作軍糧。
台灣在日治時期，一直都是米和糖的重要產地和輸出地，但是在1946年，台灣卻遭受到了前所未見的米荒，當時物資外流的嚴重程度可見一班。
除了各項物資的外流，資金也一樣的被國民黨政府撥轉到中國內地。
二次大戰末期，台糖公司原來有15 萬噸的存糖，是用來當作戰後復員與營運的資金。
但是國民黨政府下令「接收所有日人存糖，撥歸中央，集運上海銷售」，所有的存糖都被無償的運往上海變賣。台糖失去了復員基金，只得向台灣銀行借貸。
這樣的事例並非只有在台糖發生，國民黨政府也透過許多其他的公營企業，將其物資不斷的轉運大陸，再要求台灣銀行擴大放款給這些公營企業作為週轉資金。
台灣銀行只有不斷加印貨幣，因而造成了戰後台灣嚴重的通貨膨脹。
徐蚌會戰以後，中國長江以北多被共產黨佔領，而江南人心浮動，收稅困難。
所以從1948年11月以後，中華民國所有軍公教人員的生活來源，只有依靠台灣。
中國的軍公教人員眾多，很快就吃垮了台灣。
台灣的物資變得極端缺乏，物價也跟著飆漲。
後來曾任中華民國總統的嚴家淦，在1949年6月發表的書面談話「幣制改革方案緒言」裏指出，「近數月來，中央之軍公費用及各公營事業之資金，多由台省墊借。歷時既久，為數又鉅……去年11月以降…京滬局勢緊張，中央軍政款項之墊借尤為龐大。以致台省金融波動，物價狂漲。」
由於濫印鈔票導致舊台幣大幅度的貶值。
於是1949年6月15日，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發行新台幣，明訂四萬塊舊台幣兌換一元新台幣的匯率 ，民間習稱為「四萬換一塊」。
要了解4萬換1塊對台灣民生造成的巨大影響，我們必須從舊台幣的前身，也就是「台灣銀行券(Taiwanese Yen) 」說起。
在日治時期，由台灣總督府發行的「台灣銀行券」，是當時台灣通行的貨幣。
雖然名稱不同，但是與日本國內的日圓是1比1的對價，也就是說，日治時期的「台灣銀行券」與日圓是等值的貨幣 。
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以後，在1946年5月21日由台灣銀行發行舊台幣，與「台灣銀行券」是1比1的兌換率。
換句話說，甫發行的舊台幣與日圓，在當時也是等值的貨幣。
但是三年後的1949年6月15日，台灣人民卻要用四萬元的舊台幣才能兌換到一元的新台幣。
要估算台灣人民的損失，我們可以將舊台幣折合成美金來計算。
1949年剛發行的新台幣與美金是5元新台幣兌換一元美金的匯率 ，所以1949年的舊台幣兌換美金的匯率就是20萬 (= 4萬X 5) 舊台幣兌換一元美金。
反觀日圓兌美金的匯率，雖然在大戰結束後經過激烈的震盪，但是從1949年起日幣逐漸趨於穩定，而且一直到1971年都是固定在360:1的美金匯率 。
這就是說，原本在1946年與日圓等值的舊台幣，到了1949年卻是要用20萬的舊台幣(等於一元美金)才能夠換到360元的日幣(也是等於一元美金) 。
台灣人民的財富縮水到原來的555分之1 (= 360元÷20萬元)。到了1970年，台幣更貶值到原來的8分之1，對美金的匯率成為 40:1。
然而日圓卻仍然維持在360:1的美金匯率。如此一來，台灣人民的財富更是縮水到原來的4444分之1 (= 555分之1乘以8分之1)。
用一個假設的例子來說，如果有人在1946年將等值的1百萬日幣與1百萬「台灣銀行券」同時埋在地底。
到了1970年再挖出來，1百萬的日幣仍然是1百萬的日幣，可是 1百萬的「台灣銀行券」卻只能換到225元(= 100萬÷4444)的日幣。
這就是號稱「民族救星」、「世紀偉人」 的「總統蔣公」賜給台灣人民的「德政」。
可悲的是，國民黨政府在中國造成的通貨膨脹，比起台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果說，國民黨在台灣進行的金融掠奪，造成台灣人民的財產大幅縮水，那麼國民黨在中國進行的金融搜括，就是讓許多中國人一生的積蓄化為烏有。
可是就在大多數的台灣人和中國人都纏身在國民黨政府造成的金融風暴時，國民黨的政府要員、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財閥以及奉命來台的接收人員，卻因為憑空創造了一個中國貨幣對台灣貨幣極端不公平的匯率，而發了一筆大橫財，這就是國民黨政府對臺灣人民進行的二度金融剝削。
要了解臺灣人民被剝第二層皮的來龍去脈，我們就必需從中國的幣制談起。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白銀作為法定貨幣，而民間的交易也多以銀兩作結算。
自清代中葉起，隨著外國銀圓的流入，民間也開始有銀圓的流通。
民國成立以後，仍然繼續以銀圓作為通用的貨幣。
雖然有些地方銀行和地方政府也發行紙幣，但是紙幣的流通性以及認可性都是相當的不足。
國民政府在1927年北伐以後，開始逐步施行貨幣改革。在1935年11月4日，宣佈發行法幣（國家信用法定貨幣的簡稱），以1法幣兌換銀圓1元，將市面所有的銀圓全部收歸國有。
1937年中日戰爭以前，法幣的總發行量不超過14億元。戰爭期間，為了支付增加的財政支出，國民政府開始大量發行法幣。1946年以後，為了支付與共產黨作戰的軍費，法幣的發行量更是大增，到了1948年8月總共發行了604兆元，是原發行量14億元的43萬倍。
法幣發行初期與美金的匯率是20元法幣兌換一元美金。
到了1948年8月，卻變成了1千1百萬的法幣才能兌換到1元的美金。
法幣貶值到原來幣值的55萬分之1，中國人民對法幣的信心完全喪失。
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當晚隨即發佈「金圓券發行法」，以金圓券取代法幣。根據當時的規定， 金圓券1元折合法幣300萬元，並且禁止私人持有黃金、白銀、外匯。凡私人持有者，限於9月30日前全部收兌成金圓券，違者沒收 。
在沒收法令的威脅下，大部分的民眾都服從政令，將終生積蓄的金銀外幣全部兌換成了金圓券。
1948年，因為與共產黨的戰事，政府的赤字每月高達數億至數十億元。
國民黨政府稅收不足，又只曉得以多印鈔票來填補財政赤字。
金圓券發行一個月到9月底，發行量已經增加到12億元，到11月增加到19億元。
到了12月底，發行量增加到81億元。
隔年的1949年4月再增至5兆，到了6月時更暴增至130兆，短短十個月就達到原定發行量的65萬倍。
快速的通貨膨脹造成金圓券的迅速貶值，早上的物價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變。
商家為了避免損失，乾脆拒收金圓券，於是民間經濟陷入全盤的混亂。
在金圓券發行之初，為了避免被沒收，許多人將終生積蓄的金銀外幣兌換成了金圓券。隨著金園券的大幅貶值，這些人一生的積蓄全都化為烏有，特別是城市的中產階級所受到的經濟損失最大，使得國民黨失去原來最重要的支持者，這也是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迅速垮台的主要原因。
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相繼被人民解放軍攻佔，共產黨在6月起宣佈停止金圓券流通。
國民政府遷到廣州後還繼續發行金圓券，但其價值已經接近廢紙。
到了7月4日， 行政院在廣州宣布「銀圓及銀圓兌換券發行辦法」，停止發行金圓券，改以銀圓券取代 。
銀圓券1元等於銀圓1元(含純銀 23.493448克)，而金圓券則以5億元折合為銀圓券1元。
由於有法幣和金圓券的前科，再加上政局日下，銀圓券也難逃貶值的命運。
1949年7月17日共產黨新華社發表聲明，解放後只會收兌銀圓而不接受銀圓券。
於是人民搶著以銀圓券兌換銀圓，銀圓券的價值更是暴跌。
隨著廣州及西南地區在1949年下半年由人民解放軍攻佔，銀圓券亦從此停止流通 。
至於銀圓的幣制卻被國民黨政府帶到台灣，雖然銀圓從來都不曾在台灣的市場流通，但卻是中華民國的國幣單位。1949年發行的新臺幣與銀圓的匯率則是固定在銀圓1元=新臺幣3元。
以1949年國民政府規定的五億金圓券折合銀圓一元的匯率 ，和銀圓1元等於新臺幣3元的匯率來計算，1949年的新台幣1元可以折合1.67億(=5億÷3)的金圓券。
如此說來，舊台幣在其最低價的時候，也能以1元舊台幣折合4175元(=1.67億÷4萬)的金圓券。再與法幣來作比較，法幣最後在1948年8月跌到1千1百萬元法幣兌換美金1元的匯率 。
以舊台幣在1949年最低價的時候還擁有20萬元兌換美金1元的匯率來計算，最低價時期的舊台幣，在國際市場上仍然擁有1元兌換55元(1千1百萬÷20萬)法幣的價值。可見當時的舊台幣，無論是對法幣或是對金圓券，仍然都是強勢的貨幣。
可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卻以一種獨厚法幣和金圓券的活動匯率，刻意壓低了舊台幣的幣值 。
於是，中國來台的接收人員以及公務人員都因此而發了一筆橫財。
曾經在台灣擔任過經濟部次長，國貿局長，台糖董事長的汪彝定，在其回憶錄《走過關鍵年代》中寫道：「拜此匯率之賜，我們這些早期來台的窮公務員，忽然之間發了一筆小財。我帶來台灣約有一、二十萬元法幣，按照二十比一的匯率，變成六、七千元，甚至上萬元台幣。我穿著一條舊卡其褲來到台灣，這時趕緊去太平町（延平北路）做衣服，一口氣做了兩套款式不甚高明的西服，共花了我兩、三千元而已。如果在重慶，這筆錢 （六萬元法幣）連一條卡其布褲都買不到。」
這種不公平的匯率，讓中國人得以大批低價的劣幣流入台灣從事套匯的活動，於是台灣的經濟更加惡化，通貨膨脹也更趨嚴重。
1947 年 2 月初，台灣長官公署準備將所有接收的日產房屋全部標售，上海財閥便以套匯得來的台幣搶購日產。
更嚴重的是，在發行新台幣之前，台灣物資出口所賺得的外匯，均需透過在上海的中央銀行，折算成法幣或金圓券以後，再用獨厚法幣和金圓券的匯率折算回臺幣，造成了台灣外匯收入蒙受重大的損失 。
這就是國民黨政府對台灣人民進行的二度金融剝削。
台灣人民在這次剝削中所受到的詳細損失，還有待專家學者來作進一步的研究和釐清。
戰後的台灣，因為因緣際會，得以脫離中國而獨立生存，全民的努力創造了曾排名世界第24的經濟體 （如果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exchange rate)來計算，則是世界第19大的經濟體 ）。
倘若台灣又被吸入中國的黑洞，邊陲的地位一定再現。
屆時的台灣，必然是「不必應有盡有、也不必儘量建設」，「既有工業，不必全部恢復，也不宜作鉅額之投資」，「不必使台灣自給自足，樹立經濟割據之條件」。
於是，台灣的重要產業和菁英人才必定向中國的內陸移動，而今日繁榮的台灣，也必如流星劃空，在一道絢麗的光芒之後，永遠消失在宇宙漫漫的長夜。
(文/翁青治)
台灣人民歡欣鼓舞脫離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也對前來接收的中國政府抱著極大的期待。
當時或許沒有人想到，大家迎來的，竟然是另外一個殖民統治的政權。
完成接收之後，首先浮現出來的就是台灣在中國人心中永遠的邊陲地位。
行政院在1945年12月1日派遣「台灣工礦事業考察團」抵台考察台灣的工業與礦業，考察團在3個月後完成了一部考察報告。
報告中指出，台灣不應該成為中國重要工業發展重心，所以「不必應有盡有、儘量建設」。
報告中又指出「對台灣之既有工業，不必全部恢復，不宜作鉅額之投資」，更重要的是，為防止台灣經濟壯大，獨霸一方，所以建議「不必使台灣自給自足，樹立經濟割據之條件」。
這個報告，凸顯出在很多中國人的心中，台灣只應該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邊陲地區。
接下來，1946 年元月，所謂的「中華民國行政院資源委員會」與「中央設計局」共同完成了一項「中國戰後經濟建設五年計劃」，將中國劃分為9個經濟區，其中台灣、福建、廣東與廣西同被劃為東南區。
在這個重建未來五年經濟的龐大計劃裏，投入華北與華中兩個地區的投資額占了總預算款項的 65%。
可是投入東南區的金額卻只佔了總預算的 9.8%，更明顯呈現出了中國政府對核心地區與對邊陲地區不同的心態。
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國共內戰開始從中國的東北延燒到華北，到了1946 年 8月演變成為全國性的戰爭。
熊熊的烽火下，地處邊陲，被中國人認為不應當是祖國發展重心的台灣，卻成了國民黨政府後勤補給的最重要來源，各項台灣出產的物資被源源不斷的運往中國內地。
以米糧為例，僅在1946年，就有1百多萬石的食米由台灣被運送到中國蘇北和華北充作軍糧。
台灣在日治時期，一直都是米和糖的重要產地和輸出地，但是在1946年，台灣卻遭受到了前所未見的米荒，當時物資外流的嚴重程度可見一班。
除了各項物資的外流，資金也一樣的被國民黨政府撥轉到中國內地。
二次大戰末期，台糖公司原來有15 萬噸的存糖，是用來當作戰後復員與營運的資金。
但是國民黨政府下令「接收所有日人存糖，撥歸中央，集運上海銷售」，所有的存糖都被無償的運往上海變賣。台糖失去了復員基金，只得向台灣銀行借貸。
這樣的事例並非只有在台糖發生，國民黨政府也透過許多其他的公營企業，將其物資不斷的轉運大陸，再要求台灣銀行擴大放款給這些公營企業作為週轉資金。
台灣銀行只有不斷加印貨幣，因而造成了戰後台灣嚴重的通貨膨脹。
徐蚌會戰以後，中國長江以北多被共產黨佔領，而江南人心浮動，收稅困難。
所以從1948年11月以後，中華民國所有軍公教人員的生活來源，只有依靠台灣。
中國的軍公教人員眾多，很快就吃垮了台灣。
台灣的物資變得極端缺乏，物價也跟著飆漲。
後來曾任中華民國總統的嚴家淦，在1949年6月發表的書面談話「幣制改革方案緒言」裏指出，「近數月來，中央之軍公費用及各公營事業之資金，多由台省墊借。歷時既久，為數又鉅……去年11月以降…京滬局勢緊張，中央軍政款項之墊借尤為龐大。以致台省金融波動，物價狂漲。」
由於濫印鈔票導致舊台幣大幅度的貶值。
於是1949年6月15日，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發行新台幣，明訂四萬塊舊台幣兌換一元新台幣的匯率 ，民間習稱為「四萬換一塊」。
要了解4萬換1塊對台灣民生造成的巨大影響，我們必須從舊台幣的前身，也就是「台灣銀行券(Taiwanese Yen) 」說起。
在日治時期，由台灣總督府發行的「台灣銀行券」，是當時台灣通行的貨幣。
雖然名稱不同，但是與日本國內的日圓是1比1的對價，也就是說，日治時期的「台灣銀行券」與日圓是等值的貨幣 。
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以後，在1946年5月21日由台灣銀行發行舊台幣，與「台灣銀行券」是1比1的兌換率。
換句話說，甫發行的舊台幣與日圓，在當時也是等值的貨幣。
但是三年後的1949年6月15日，台灣人民卻要用四萬元的舊台幣才能兌換到一元的新台幣。
要估算台灣人民的損失，我們可以將舊台幣折合成美金來計算。
1949年剛發行的新台幣與美金是5元新台幣兌換一元美金的匯率 ，所以1949年的舊台幣兌換美金的匯率就是20萬 (= 4萬X 5) 舊台幣兌換一元美金。
反觀日圓兌美金的匯率，雖然在大戰結束後經過激烈的震盪，但是從1949年起日幣逐漸趨於穩定，而且一直到1971年都是固定在360:1的美金匯率 。
這就是說，原本在1946年與日圓等值的舊台幣，到了1949年卻是要用20萬的舊台幣(等於一元美金)才能夠換到360元的日幣(也是等於一元美金) 。
台灣人民的財富縮水到原來的555分之1 (= 360元÷20萬元)。到了1970年，台幣更貶值到原來的8分之1，對美金的匯率成為 40:1。
然而日圓卻仍然維持在360:1的美金匯率。如此一來，台灣人民的財富更是縮水到原來的4444分之1 (= 555分之1乘以8分之1)。
用一個假設的例子來說，如果有人在1946年將等值的1百萬日幣與1百萬「台灣銀行券」同時埋在地底。
到了1970年再挖出來，1百萬的日幣仍然是1百萬的日幣，可是 1百萬的「台灣銀行券」卻只能換到225元(= 100萬÷4444)的日幣。
這就是號稱「民族救星」、「世紀偉人」 的「總統蔣公」賜給台灣人民的「德政」。
可悲的是，國民黨政府在中國造成的通貨膨脹，比起台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果說，國民黨在台灣進行的金融掠奪，造成台灣人民的財產大幅縮水，那麼國民黨在中國進行的金融搜括，就是讓許多中國人一生的積蓄化為烏有。
可是就在大多數的台灣人和中國人都纏身在國民黨政府造成的金融風暴時，國民黨的政府要員、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財閥以及奉命來台的接收人員，卻因為憑空創造了一個中國貨幣對台灣貨幣極端不公平的匯率，而發了一筆大橫財，這就是國民黨政府對臺灣人民進行的二度金融剝削。
要了解臺灣人民被剝第二層皮的來龍去脈，我們就必需從中國的幣制談起。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白銀作為法定貨幣，而民間的交易也多以銀兩作結算。
自清代中葉起，隨著外國銀圓的流入，民間也開始有銀圓的流通。
民國成立以後，仍然繼續以銀圓作為通用的貨幣。
雖然有些地方銀行和地方政府也發行紙幣，但是紙幣的流通性以及認可性都是相當的不足。
國民政府在1927年北伐以後，開始逐步施行貨幣改革。在1935年11月4日，宣佈發行法幣（國家信用法定貨幣的簡稱），以1法幣兌換銀圓1元，將市面所有的銀圓全部收歸國有。
1937年中日戰爭以前，法幣的總發行量不超過14億元。戰爭期間，為了支付增加的財政支出，國民政府開始大量發行法幣。1946年以後，為了支付與共產黨作戰的軍費，法幣的發行量更是大增，到了1948年8月總共發行了604兆元，是原發行量14億元的43萬倍。
法幣發行初期與美金的匯率是20元法幣兌換一元美金。
到了1948年8月，卻變成了1千1百萬的法幣才能兌換到1元的美金。
法幣貶值到原來幣值的55萬分之1，中國人民對法幣的信心完全喪失。
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當晚隨即發佈「金圓券發行法」，以金圓券取代法幣。根據當時的規定， 金圓券1元折合法幣300萬元，並且禁止私人持有黃金、白銀、外匯。凡私人持有者，限於9月30日前全部收兌成金圓券，違者沒收 。
在沒收法令的威脅下，大部分的民眾都服從政令，將終生積蓄的金銀外幣全部兌換成了金圓券。
1948年，因為與共產黨的戰事，政府的赤字每月高達數億至數十億元。
國民黨政府稅收不足，又只曉得以多印鈔票來填補財政赤字。
金圓券發行一個月到9月底，發行量已經增加到12億元，到11月增加到19億元。
到了12月底，發行量增加到81億元。
隔年的1949年4月再增至5兆，到了6月時更暴增至130兆，短短十個月就達到原定發行量的65萬倍。
快速的通貨膨脹造成金圓券的迅速貶值，早上的物價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變。
商家為了避免損失，乾脆拒收金圓券，於是民間經濟陷入全盤的混亂。
在金圓券發行之初，為了避免被沒收，許多人將終生積蓄的金銀外幣兌換成了金圓券。隨著金園券的大幅貶值，這些人一生的積蓄全都化為烏有，特別是城市的中產階級所受到的經濟損失最大，使得國民黨失去原來最重要的支持者，這也是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迅速垮台的主要原因。
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相繼被人民解放軍攻佔，共產黨在6月起宣佈停止金圓券流通。
國民政府遷到廣州後還繼續發行金圓券，但其價值已經接近廢紙。
到了7月4日， 行政院在廣州宣布「銀圓及銀圓兌換券發行辦法」，停止發行金圓券，改以銀圓券取代 。
銀圓券1元等於銀圓1元(含純銀 23.493448克)，而金圓券則以5億元折合為銀圓券1元。
由於有法幣和金圓券的前科，再加上政局日下，銀圓券也難逃貶值的命運。
1949年7月17日共產黨新華社發表聲明，解放後只會收兌銀圓而不接受銀圓券。
於是人民搶著以銀圓券兌換銀圓，銀圓券的價值更是暴跌。
隨著廣州及西南地區在1949年下半年由人民解放軍攻佔，銀圓券亦從此停止流通 。
至於銀圓的幣制卻被國民黨政府帶到台灣，雖然銀圓從來都不曾在台灣的市場流通，但卻是中華民國的國幣單位。1949年發行的新臺幣與銀圓的匯率則是固定在銀圓1元=新臺幣3元。
以1949年國民政府規定的五億金圓券折合銀圓一元的匯率 ，和銀圓1元等於新臺幣3元的匯率來計算，1949年的新台幣1元可以折合1.67億(=5億÷3)的金圓券。
如此說來，舊台幣在其最低價的時候，也能以1元舊台幣折合4175元(=1.67億÷4萬)的金圓券。再與法幣來作比較，法幣最後在1948年8月跌到1千1百萬元法幣兌換美金1元的匯率 。
以舊台幣在1949年最低價的時候還擁有20萬元兌換美金1元的匯率來計算，最低價時期的舊台幣，在國際市場上仍然擁有1元兌換55元(1千1百萬÷20萬)法幣的價值。可見當時的舊台幣，無論是對法幣或是對金圓券，仍然都是強勢的貨幣。
可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卻以一種獨厚法幣和金圓券的活動匯率，刻意壓低了舊台幣的幣值 。
於是，中國來台的接收人員以及公務人員都因此而發了一筆橫財。
曾經在台灣擔任過經濟部次長，國貿局長，台糖董事長的汪彝定，在其回憶錄《走過關鍵年代》中寫道：「拜此匯率之賜，我們這些早期來台的窮公務員，忽然之間發了一筆小財。我帶來台灣約有一、二十萬元法幣，按照二十比一的匯率，變成六、七千元，甚至上萬元台幣。我穿著一條舊卡其褲來到台灣，這時趕緊去太平町（延平北路）做衣服，一口氣做了兩套款式不甚高明的西服，共花了我兩、三千元而已。如果在重慶，這筆錢 （六萬元法幣）連一條卡其布褲都買不到。」
這種不公平的匯率，讓中國人得以大批低價的劣幣流入台灣從事套匯的活動，於是台灣的經濟更加惡化，通貨膨脹也更趨嚴重。
1947 年 2 月初，台灣長官公署準備將所有接收的日產房屋全部標售，上海財閥便以套匯得來的台幣搶購日產。
更嚴重的是，在發行新台幣之前，台灣物資出口所賺得的外匯，均需透過在上海的中央銀行，折算成法幣或金圓券以後，再用獨厚法幣和金圓券的匯率折算回臺幣，造成了台灣外匯收入蒙受重大的損失 。
這就是國民黨政府對台灣人民進行的二度金融剝削。
台灣人民在這次剝削中所受到的詳細損失，還有待專家學者來作進一步的研究和釐清。
戰後的台灣，因為因緣際會，得以脫離中國而獨立生存，全民的努力創造了曾排名世界第24的經濟體 （如果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exchange rate)來計算，則是世界第19大的經濟體 ）。
倘若台灣又被吸入中國的黑洞，邊陲的地位一定再現。
屆時的台灣，必然是「不必應有盡有、也不必儘量建設」，「既有工業，不必全部恢復，也不宜作鉅額之投資」，「不必使台灣自給自足，樹立經濟割據之條件」。
於是，台灣的重要產業和菁英人才必定向中國的內陸移動，而今日繁榮的台灣，也必如流星劃空，在一道絢麗的光芒之後，永遠消失在宇宙漫漫的長夜。
(文/翁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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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神道每日一篇 八月十八日 (佛說四乘法，有那四乘？)
| 新聞報導 - 台灣神道每日一篇 | |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 |
| 2016-08-18 | |
問：何謂人倫五常？
答：人倫就是做人做事的規矩，彼此尊重的意義。五常是做事的規範，仁義禮智信。 問：佛說四乘法，有那四乘？ 答：四乘分為最上乘、大乘、中乘、小乘四種，此強名權定也。 小乘心法：見聞說理，解經生信。 中乘心法：明悟經義，心中有得。 大乘心法：依法修行，精進不懈，身體力行，知行合一。 最上乘心法：明通萬法，一塵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
修道人，依小乘、中乘、大乘、最上乘，逐漸梯進，不必急躁，乘是行持之義，不用口爭，自修自得，一切行為合乎中庸之道，自由自在，不為外緣牽制。
不要處處認為別人是「迷信」，我才是「正信」，發心如何才是正、迷分際，外形外相的合理不合理，是很難於公平判別。多方面的明瞭，始能分辨是非。可是見他人非，不如省察自己過錯，莫要作斷言之論，造無明口業，則是修持不夠的表現。  延伸閱讀： 台灣神道每日一篇 《台灣神道－同修參讀手冊》新書介紹 《台灣神道－同修參讀手冊》／楊緒東序：就是說－生活的修行 楊緒東專欄
引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6422&Itemid=1 | |
畫中有話－台灣改革之不易在於ROC不是國名，KMT的惡規纒身
|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 |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 |
| 2016-08-17 | |
| 楊緒東醫師手繪插圖「畫中有話」 畫中有什麼話呢？ 請細細品味~~
當全世界皆曰〝和平、和平〞的時刻，就是戰爭最可以爆發的當下，現在各國人民有樣學 樣，不思苦勞，只談收獲和享受，能自滿自足的人民很少，因為資訊發達，各有比較，生活狀況比高級，而鄙視清苦之生活，有許多的領導人，會有心存不安，假公 濟私A錢走人的現象，現在小英執政，不貪不污，與民共苦，是最辛苦的領導人，因為蕭規曹隨，必有一堆污錢財團或是附共赤頂或是赤化藍軍可以追逐既有利益， 故能民調高漲，彼此快樂的不得了，台灣改革之不易在於ROC不是國名，KMT的惡規纒身，立法院有惡法難行；台灣公民能量不足，黨國教育中毒太深。
維持中立和平的路真難。
觀看更多畫中有話作品~~~~
引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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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先進變成專制 陸生：誰都不願意
三立新聞網
統一怎麼談？要從先進社會變成專制 來台陸生：誰都不願意
2016/08/19 15:58:00
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近年兩岸開放交換學生，由於兩岸在文化與價值觀存在巨大差異，來台陸生除一般學習之外，也面臨思想上的衝擊，日前有媒體專訪陸生來台求學心得與感想，該名陸生表示來台最大的收穫是「獨立思考的能力」，同時漸漸能夠理解台灣方面，尤其是年輕人對於中國大陸存有疑慮，他坦言「為什麼要從一個比較先進的社會去轉變成一個專制的地方？那誰都不願意。」
一位來台陸生接受《美國之音》專訪，他認為在台灣生活五年之後，讓他改變很多想法，他表示台灣最讓人吸引也最重要的地方在於「有人權」，現在反倒是「祖國」讓他感到不能夠適應，並形容中國大陸是「所有人都被踩在腳下」。不過這位陸生也直言，因為複雜的政治因素，相關法規的設置讓陸生在台灣仍然受到不盡公平的對待，而大部分的陸生也在求學與人際上感受到歧視。
談到兩岸政治與統獨議題，這位陸生認為，中國大陸改變本身的教育以及人們的想法，比致力於改變台灣人對大陸的看法更重要。他表示如果大陸沒有實現民主的話，談統一「誰會願意呢？」同時經過這些年的台灣生活，他也逐漸能夠理解台灣年輕人的想法，他坦言若要從一個比較先進的社會轉變成專制「那誰都不願意。」
這位陸生也透露，當初來台之前大部分陸生其實根本就不了解台灣政治，但是國台辦態度卻十分緊張，甚至找大家開會，對這些即將出行的陸生做「行前說明」，解釋民進黨、國民黨等台灣政治狀況，不過來到台灣之後，他還是經歷了不少「思想的洗禮」。
台灣社會各界對於陸生態度不盡相同，而陸生來台之後，究竟產生什麼樣的想法也令外界好奇。部分台灣人甚至認為陸生來台是進行統戰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之音》專訪中，這位已經來台陸生受訪時不經意表示「其實我本來也沒有想到『出國』」，也許經過幾年的台灣生活，會讓陸生變的更加「台灣」。
引用網址如下:
戴資穎換鞋事件 盧彥勳聲援：太扯了！
「NBA、MLB球隊，會和各大運動品牌簽約，但旗下的選手使用自己簽約廠牌的用具和鞋子是很正常的」
詳細內容請看網址如下:
http://www.peoplenews.tw/news/4a99adb5-e86b-4ca2-9cef-a124a701c014
經濟不能再依賴中國了
| 不吐不快 - 大家一起來 | |
| 作者 自由時報／社論 | |
| 2016-08-19 | |
| 台灣人民選出蔡英文總統之後，中國屢次逼迫她接受「九二共識」不成，惱羞成怒，拿觀光客當報復工具。從五二○前後至今，中國來台灣觀光的人數明顯減少，不但反映於統計數字，做中國客生意的旅遊業感受衝擊，連最熱門的故宮博物院據報導都出現「有時甚至不必排隊就可入場」的近年少見景況。 以增減觀光客人數為對付台灣的政治工具，是中國的陽謀，只要不是利慾薰心或意識形態掛帥，稍有腦筋的台灣人都可看出。二○○八年開放之後，中國客大批湧入，去年超過四百萬人，讓一味傾中的馬英九政府喜不自勝，「和平紅利」、「經濟活水」之類牛皮大肆吹擂。如今人數驟降，所謂「窮台」（搞窮台灣）政策開動，印證了一個現象：觀光客人數增減，只是中國對台灣整體戰術的一招。一如「讓利」一切攏是假，「窮台」也將以失敗收場。 中國對付台灣，從無政經分離，只有以商逼政、以經促統，這是常識。觀光客工具化的現象，八年前打算開放的階段，台灣有識之士即已嚴肅警告，如今果然應驗。事實上，不僅觀光，多年來由於經貿、投資、金融等大膽西進，台灣已高度暴露於中國風險之中。中國經濟成長滑落、風險升高是現在進行式，台灣經濟已在受其拖累。未來一旦人民幣大幅波動、金融危機爆發或中國祭出保護主義以維護其產業，台灣將受更大衝擊。 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日前發布研究報告，即指出台灣面臨的這一高度危險「中國效應」。報告以出口、觀光、投資等指標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重加總，評比各國暴露於中國的風險，台灣因出口、觀光都高度向中國傾斜，在國際間依賴程度僅次於新加坡；當中國經濟打噴嚏，台灣將首當其衝，慘遭波及。類似觀點，見諸如今正角逐美國總統的希拉蕊兩年前警告︰越依賴中國，台灣越脆弱。
引用台灣228網站:
http://www.228.net.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5895&Itemid=71 | |
美國抨擊波士頓通訊與中山獎學金是特務產物（上）
| 不吐不快 - 大家一起來 | |
| 作者 許建榮 | |
| 2016-08-19 | |
（「出處：http://blog.pixnet.net/mattel/category/956566，版權：玉山社出版社）
國民黨軍事戒嚴統治時期曾經透過學生在美國進行「蒐集學生情資」的活動，但是從何時開始進行「蒐集」活動並不可考；而根據資料，最慢在1976年即有美國媒體報導與抨擊國民黨「間諜學生」的問題。不過早在1973年和1975年，其實也都有學生投書指出國民黨派遣學生對台灣留學生進行監視活動。1969年，夏威夷大學陳玉璽在圖書館閱讀社會主義書刊，回台被捕，判刑七年；此事件開始讓美國媒體注意國民黨在美國校園間諜的問題。一直到1981年陳文成命案發生，美國國會、中情局（CIA）與聯邦調查局（FBI）才正式對國民黨特務學生在美國的問題展開徹底地調查。
1975年8月12日，The Independent Florida Alligator刊出Norman Markel教授的投書”Chinese students do spy”，指出台灣學生遭校園內國民黨的教授打小報告，因此護照延期被刁難。 圖說:Norman Markel教授的投書”Chinese students do spy”，指出台灣學生遭校園國民黨的教授打小報告 
美國點名波士頓通訊是國民黨特務前線刊物 反共愛國聯盟是特務前線組織
1977年4月25日，monday以標題”U.S. Foreign Students vs. Government Spies”報導美國政府將國民黨的特務學生與伊朗政府的祕密警察組織（SAVAK）以及韓國中央情報局（KCIA）監視學生的行徑視為同樣的行為。這篇報導也提到1974年國民黨特務學生所使用的小報告表格內容，並說只要被打報告的人，他的護照會被吊扣，不然就是家人會被威脅。 圖說:The Daily California 以標題”Taiwanese spies in U.S. Universities長篇幅詳細報導國民黨特務如何以金錢吸收學生 
這篇報導並指出，國民黨第三支部工作會議的報告甚至討論如何滲透到支持台灣獨立的組織中，並透過「反共愛國聯盟」（馬英九、關中、李慶華、蘇起、趙少康等人於1971年成立反共愛國聯盟；馬英九當時在美國留學時，擔任反共愛國聯盟的美東區理事）及MIT（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國民黨學生組織「光華社」，由這些組織做為監視學生的特務前線、辦刊物；報導中所指的刊物就是「波士頓通訊」，而國民黨並在財務上給予支援，而且刊物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為國民黨政權辯護，並藉此刊物恐嚇學生或進行人身攻擊。
圖說：美國點名全美「反共愛國聯盟」是國民黨特務前線組織，而「波士頓通訊」是國民黨政府資助的特務組織前線刊物 
monday還報導說，國民黨與其前線組織，特別是「反共愛國聯盟」定期開會決定如何對付異議份子，並加強黨的運作。文中也指出國民黨政府特務前線刊物「波士頓通訊」，是由一位任教於MIT的教授住宅做為此刊物的地址。
monday這篇報導也具體提到在美國當地只要有台灣留學生舉行的活動不是國民黨政府所許可的，學生就會收到來自國民黨學生的恐嚇電話。以1978年1月28日波士頓遊行為例，當時領導遊行的哈佛學生陳重信、張啟典也收到國民黨學生的恐嚇電話，結果遊行當日是馬英九到現場拍照。 圖說:馬英九的波士頓通訊恐嚇學生 
（未完待續）
source: http://blog.pixnet.net/mattel/category/956566，版權：玉山社出版社
引用台灣228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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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內戰 5歲童空襲獲救 超淡定震撼人心
| 2016-08-19 | |
〔編譯魏國金／綜合報導〕許多時候，戰爭被簡化成多少人死傷、哪些地方被轟炸等新聞事件，而真實的血淚代價時常被忽略，但有時一些影像提醒人們戰爭的可怕。最近在社群媒體上引發震撼的五歲男童翁朗（Omran Daqneesh）與十歲病童亞曼（Yaman Ezzedin）的影片彰顯了敘利亞內戰中無辜平民的苦難。
臉染血 乖坐等救治敘利亞北部大城阿勒坡已被戰火圍困多年，十七日晚間七時二十分左右，政府軍再度對反抗軍佔據的阿勒坡卡特吉區展開空襲。「阿勒坡媒體中心」當晚發布的影像顯示，救難人員抱著一名身上滿是塵土的男童上救護車，他孤零零地坐在橘色座椅上，儘管周邊充斥喧囂，然而他不哭不鬧，眼神呆滯木然，他用手擦了擦佈滿鮮血的左臉，然後看著沾滿血的雙手，接著他雙手放在腿上，靜靜等待送醫救治。阿勒坡一名醫師十八日證實，這名五歲男童名叫翁朗，被送到「M10」醫院治療，他的腦部沒有受傷，已經出院。當時空襲造成八人死亡，其中五人是兒童。「半島電視台公共事務頻道」記者拉斯蘭說，翁朗與他分別為一歲、六歲與十一歲的手足，以及父母，被人從他們半毀的公寓瓦礫堆中救出，一家人皆未受到重大傷害。 敘國馬達亞（Madaya）的活躍份子公布腦膜炎患者亞曼痛苦地在病榻上扭動身軀的影片，呼籲世人救助馬達亞的重病兒童。馬達亞在二○一五年末引發國際關注，在政府軍長期的圍城下，居民因缺糧瀕臨餓死。 亞曼之父阿拉亞說，因為病痛，亞曼哭個不停，冷敷無法使其體溫下降，或者緩解抽搐、幻覺與畏光，「他受盡疼痛折磨，甚至不認得我們」，阿拉亞哽咽地說：「我懇求全世界、聯合國、紅新月會救救我的兒子。」 近60萬敘利亞人生活在包圍之下包括亞曼在內的十三名兒童，以及一名半癱的二十二歲盲人急需送出馬達亞，到設備較好的醫院治療，一個醫護團體說，「馬達亞只有一家野戰醫院，由於缺乏藥品與設備，只能提供最簡略的服務」，他們也說：「每個人都缺鈣，許多人營養不良，目前記錄到四十五件傷寒病例，多數是婦孺，由於沒有藥品與抗生素，他們全都需送出馬達亞救治。」上月兩個非政府組織公布，約八十六名馬達亞居民因政府一年來的圍困而死亡，其中六十五人死於飢餓與營養不良。聯合國指出，近六十萬名敘利亞人生活在包圍之下，大多數是被政府軍所圍困，但敘國反抗軍與「伊斯蘭國」也包圍一些支持敘國政府的城鎮。 Source: 自由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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