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錄於2010年海峽兩岸青年學生論壇手冊，第3頁至第15頁
劉文星撰 ／朝陽科技大學助理教授（此篇文章收錄在國史館出版的中華民國名人小傳）
李玉階 先生，是位名不見經傳的當代中國傳奇人物。他的一生，雖說不上是功名顯赫，但卻是多采多姿。他人格光明磊落，從不利用權勢，為他個人或事業圖謀利益；不論處在什麼崗位上，他總是為了國事，盡到自己的一分力量；在做人處世方面，他總是擇善固執，突破萬難，努力把事情做好。這位出生於江南書香世家，幼年受到中國文化薰陶，求學階段又深受西方新文化洗禮的人物，在其近百歲的生涯中，曾經從政、辦報、經商、傳教，一步步反樸歸真，為他的人生開啟了新境界，也為後世留下了難得的典範。
一、英雄出少年
李玉階 先生，學名鼎年，字玉階，後以字行，祖籍江蘇武進。五世從祖李兆洛，為乾、嘉間常州大儒。曾祖嶽生公博學多才，咸豐十年，殉于洪揚之亂。祖伯房公宰浙江諸暨，以開倉賑災坐劾，病歿於位。祖母 華太 夫人攜子女赴蘇州投託小姑貞孝清修大小姐，遂定居於吳。父德臣公痛先人所遇，耕讀自娛，匾其居曰「耕樂堂」，有子四人，而玉階（以下簡稱玉老）居長。玉老民國前十一年生於蘇州，八十三年卒於台灣，享壽九十四歲。
民國八年，玉老積極參與上海五四運動，後受 國父 孫中山 先生精神感召，加入中國國民黨。十二年，任上海煙酒公賣局局長。十三年，齊盧之戰後，孫傳芳命其再兼財政局局長。隨著北伐軍勢力的開展，十六年，上海特別市政府成立，黃郛首任特別市市長，潘公展任農工商總局局長，命玉老為該局秘書，不久，玉老又擔任「上海特別市勞資調節委員會」主委。十七年，轉任財政部宋子文部長的簡任秘書。
二、崢嶸頭角，且戰且學道
十九年冬，玉老在南京皈依天德教教主蕭公昌明，蒙賜道名「極初」，此乃其一生宗教事業的發端。廿一年，玉老發起籌設上海宗教哲學研究社暨東方精神療養院，上海總商會會長王曉籟及革命元老王一亭起而響應。不久，蒙黨政當局許可，上海宗教哲學研究社遂于民國廿二年冬成立。先是，天德教已于湘、鄂、贛一帶奠下教基，但尚未得到政府的傳播許可。自玉老發起籌備的上海宗教哲學研究社正式立案後，不僅原有的弘教據點紛紛受到黨政的支持正式立案，而且在他的影響下，新據點亦不斷設立。 廿三年夏，玉老承師命參加在上海舉辦的全國傳道師資班。結訓後，於同年秋天赴陝西傳教。當時他自願辭去財政部秘書工作，轉任財政部駐西北鹽務特派員。即使職務調動，玉老仍不忘從事傳教工作。時陝西省主席邵力子致力開發西北，玉老與其夙有交誼，願以「精神建設西北」相助，遂於廿四年在西安設置弘教據點。
是時，日本侵華腳步愈發緊湊，廿六年七月二日，玉老謹遵師伯公雲龍至聖之命於抗戰爆發前辭官歸隱華山，並以「涵靜老人」自名。此後以迄卅五年九月以前，大部份的時間都在該地。不過，他的弘教活動並未暫歇。除舉辦法會祈禱超拔亡魂、祈禱抗日勝利外，軍政要員上山拜訪與皈依者絡繹不絕於途。其中最有名的，即卅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將軍於廿九年五月登臨大上方拜訪。再者，當時所以有許多軍人和玉老接觸，與胡宗南麾下大將丁德隆的居中引薦有關。此外，玉老山居期間，致力探索天人文化，卅一年冬完成的《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即這方面研究結晶。後來，玉老於卅三、卅四年間在甘肅弘揚天人教時，此書搏得許多注意，使大眾對該教有了嶄新的認知。
三、轉進蓬萊，力爭新聞自由
卅四年八月抗戰告終，前此，玉老早已預見國家前景並不看好。卅六年五月，各地爆發學潮及搶米風潮，在此一背景下，玉老遂與上海宗教界人士發起「宗教徒和平建國大同盟」，呼籲國共停止爭端，和平建國。同年夏間，他承淤馳道人指示赴台，是年冬，玉老為遵奉天命，準備舉家遷台。為維持一家的開銷，兼籌弘教經費，乃透過《申報》社長兼上海市議會議長潘公展的介紹，接辦福台公司。豈料該公司舊債累累，挹注資金又為前任負責人挪用，現金週轉不足。玉老為求公司生存，奔走滬台兩地，身心俱疲。時大局日益緊張，人心惶惶不安，他只好分批接眷赴台。不久，福台宣告倒閉。事後，玉老每憶及此事，雖多有感慨，但仍以福台是安排其全家赴台的跳板。 卅八年元月，蔣中正辭總統職，國軍情勢益形不利。四月，中共開始渡江，國軍退出京、滬。同年夏秋之際，蔣鼎文、胡宗南、丁德隆、王仲廉等紛以台灣前途、中國命運相詢玉老，盼其將靜觀所得，發表預測。他為堅定悲觀者信念及喚起八百萬軍民同胞與台灣共存亡決心，特於六月起靜觀世局，撰成〈時勢預測〉。他委託吳鐵城、洪蘭友赴廣州之便，帶呈蔣總裁，又於八月中於《全民日報》正式發表。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是時，各方敦促蔣總裁復行視事，玉老亦請陳立夫、余井塘、洪蘭友、吳稚暉、何應欽、張岳軍等勸進。蔣總裁卒於次年 三月一日 復總統職，領導動員戡亂。卅九年六月韓戰爆發。七、八月，美國海空軍開始駐台。十月，中共加入韓戰。此際時勢走向，與玉老預測若合符節。
四十年九月，玉老依法申請接辦《自立晚報》。此後十五年，至五十四年十一月退出《自立晚報》以前，是他為台灣民營報業生存與發展的奮鬥階段。時黨公營報紙因得黨政支持，佔盡發行優勢。民營報業處境艱難，業務不易拓展。玉老先聯合北市九家民營報社組織台北市民營報業聯誼會，要求政府根據憲法扶持新聞事業。這個團體成立後，民營報業間的團結增強，業務稍有轉機。除成立民營報廣告聯營處，統籌會員刊登廣告事宜外，也提供聯合向銀行申請借貸的辦法，解決各報員工年終獎金的問題。凡此種種，玉老無不精心擘劃並致力推動。四十一年春，玉老聯合北市民營報業代表，向黨政當局爭取新聞紙進口，豈料，竟得罪國民黨第四組主管，種下《自立晚報》遭到兩次停刊打擊的根由。十月，第四組以該報逕行刊登「孔祥熙即將返國，共赴國難」消息，藉口蔣總裁交待追究來源，對該報施以停刊一個月的處分，並通知省政府執行。其間，省府新聞處處長張彼德折衝往返無功，迫不得已，玉老只有忍痛於四十二年四月七日起，自動停刊七日。是年十月，該報又因國慶日新聞失檢，遭第四組以詆毀元首罪名為由，再度被迫停刊三個月。當時，玉老因不願省主席俞鴻鈞為此困擾，經洽談後，遂毅然接受。此事雖經封鎖，但外國通訊社、外國機關仍爭相報導，徒使政府招致不民主、不重新聞自由的譏評。停刊期間，玉老多方張羅，獲北市民營報業聯誼會道義支持。同時，俞省主席、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副主委徐柏園設法資助，該報方能渡過三個月的嚴冬。但復刊後，不只發行量銳減，房租積欠半年以上，全體同仁薪金暫支八成，且不能按時發放，常拖欠三個多月。報社每月虧損兩萬餘元，天天在高利貸壓迫下煎熬，在風雨飄搖中掙扎出報，幸賴同仁齊心協力，方能屹立不搖。
四十三年五月廿日，玉老開始在《自立晚報》撰寫「天聲人語」專欄，臧否時政得失，言人之所不敢言，頗受各方重視。 六月六日 ，他在專欄發表〈在沒有有力反對黨之前，我們需要一張獨立性的報紙〉，主民營報紙應扮演監督政府施政的角色。在戒嚴時期，能敢如此倡言，實屬難能可貴。而經過玉老多年來的努力，《自立晚報》亦樹立了能言敢言的獨特風格。在民營報業爭取輿論自由的同時，四十三年八月廿七日，內政部首先對《中國新聞》等十家不良雜誌予以定期停刊處分。 十一月五日 ，內政部制定公布「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載事項」九項，引起民營報紙的強烈反彈。玉老遂於 十一月八日 的社論中建議，政府與其以明確規章規範新聞報導尺度，不如由我國出版界共同集會，依此九大禁例的精神制定一出版公約，由大家自動遵守，其成效將比行政命令好得多。次日，玉老於社論中質疑內政部制定的「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載事項」與出版法第卅五條之「立法精神」未盡吻合，有違法之虞。經各方力爭，行政院卒令戰時出版品禁限辦法暫緩實施。四十七年四月，內政部秘密修改出版法，秘密送請立法院審議。消息曝光後，又激起輿論界抗爭。 五月二日 ，玉老以政府修訂出版法，將對新聞自由有莫大妨害，宣布脫黨，並刊登啟事。此後，《自立晚報》報頭下方即標示「無黨無派，獨立經營」。四十八年三月，《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以「誹謗」、「偽造文書」、「有利於叛徒宣傳」罪嫌遭台北地方法院收押，玉老與青年黨領袖夏濤聲、詩人周子棄到庭聲援，玉老等人甚至攜帶機關圖章，準備必要時為雷交保。後來，此事經胡適出面斡旋，方得化解。但次年九月，雷震卻以涉嫌叛亂被捕。十二月，玉老有感於雷案不利於民主政治發展，乃連載《今日的國事問題》於《自立晚報》，痛陳利害，直言不諱。 五十年八月廿五日 ，玉老應行政院長陳誠之邀，出席陽明山二次會議，聯合民營各報負責人於會中建議廢除消極性出版法，由新聞界制定積極性「新聞自律」。他們並建議「取消戰時用紙節約辦法及類似措施，開放自四十二年起實施的報禁。」這些共同意見，成為本會最重視的主張，並促成新聞評議會的成立。
五十四年冬，玉老因政治性問題被迫退出《自立晚報》。屆退前夕，《自立晚報》發行量增加二倍，廣告收入增加十幾倍，報社由虧轉盈，私人債務得以償清，並全數出讓李家班十四年來所換得的三分之一股權。玉老經營該報十五年，不斷向逆境奮鬥，維持《自立》命脈於不墜，奠定超然公正的地位，誠為該報發展史上承先啟後的功臣。迄今，《自立》同仁仍對其堅毅不拔的奮鬥精神感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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