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301初稿，20200531修正）文：薛化元
昨天參加陳智雄前輩和泰源事件受難者的紀念會，轉貼過去紀念的舊作一篇。
陳智雄台獨言行研究的歷史意義--冤假錯案之外的革命先行者事蹟 ⋯⋯
陳智雄是白色恐怖期間因為台獨案件失去生命的重要個案之一，比較特殊的是，被從日本「送回」台灣之前，他不僅是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外交事務的要角，活躍於國際舞台；更早之前他也曾經參與印尼獨立運動，體現協助東南亞殖民地獨立建國的理念。最近，紀念陳智雄的活動在台灣日漸受到重視。站在歷史研究的角度，探究陳智雄傳奇式的一生，又有何重要意義呢？
根據目前有限的資訊，日本統治台灣的1916年出生於屏東的陳智雄，年輕時就到日本留學，其後參加日本的外交工作，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派到印尼。二次大戰結束後，他留在印尼，並與荷蘭籍的妻子結婚，利用他的人脈、資源，支持印尼的獨立運動，並因此曾被荷蘭殖民政府逮捕。印尼獨立後，陳智雄由於參與獨立運動，而受到印尼政府禮遇。而他本人則是萌生台灣獨立的意識，轉而投入台灣獨立運動，甚至因此拋家棄子。由於沒有國籍身份，無法進入日本與廖文毅會合，據說他在瑞士外交人員的協助下，先赴瑞士，取得瑞士籍後，再到日本。最後，在日本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合作下，被「送回」台灣。而在台灣試圖吸收支持者加入台獨運動被捕，失去生命。
白色恐怖期間，由於國民黨政府在動員戡亂體制下，長期高壓戒嚴統治，發生了許多侵害人權的事件。在那個國民黨當局宣稱受到中國武力威脅，實際上則是有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弋、協防的時代，相對安全的台灣實施長期的戒嚴，本來就欠缺正當性的基礎。而在高壓統治的時空背景下，為數可觀的冤假錯案，亟待平反。不過，同一個時代，也有追求台灣獨立的政治犯，被非法綁架、逮捕，陳智雄就是其中重要的個案。透過他的個案，不僅可以呈現白色恐怖期間的多元面貌，也可以探索在當時複雜的國際環境下，台灣獨立運動在國際舞台的努力與限制。
作為台灣獨立運動的代表性人物，國民黨政府指控他是台獨份子，追求台灣獨立，自然不能算是冤假錯案。但是，就是在冷戰時代國民黨政府取得美、日等國支持的氛圍，國民黨政府透過與日本的交涉，才可能違反國際處理「政治犯」的原則，以非常態的方式「逮捕」將陳智雄，送回台灣（因此，有文獻稱之為「綁架」）。如果沒有此一類似非法「綁架」的事件，一心追求台灣獨立的陳智雄，又怎麼可能失去其投入的國際舞台，而在台灣因為吸收台獨同志被捕，最後為他的理想殉道。
怎麼樣的國際氛圍，讓國民黨當局可以透過外交運作，將外國反對國民黨統治的「異議份子」逮捕回台灣？這是研究戰後台灣政治史的一個重要面向。陳智雄作為一個理應受到庇護的政治犯，作為一個沒有中華民國國籍的外國人如何被「綁架」回台灣，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個案。以此為中心，可以進而探究其他（曾經）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異議份子」，如何在國際現實政治之下，遭到打壓，甚至失去自由的狀況。當然也要檢視包括日本政府在內的外國政府，在相關案件的處理上，是否合乎該國的相關法律規範，是否合乎國際上對政治犯的處理原則。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性在國際舞台遭到質疑的年代，在東京宣稱成立的流亡政權--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又為何可能在國際外交舞台有所作為？在台獨運動研究圈流傳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在1955年透過外交管道參與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1957年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總統廖文毅參加馬來亞的獨立大典，這都是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所無法參加的國際重要場合。究竟這些事件的真實狀況如何？曾經參與印尼獨立運動，活躍於東南亞的陳智雄在期間又扮演何種角色？透過歷史材料，包括檔案、訪談和當時的媒體報導，對於瞭解當時台獨人士的國際活動，將有相當助益。
至於，他早期參加印尼獨立運動，與蘇卡諾等獨立運動者的互動關係，如能進一步探究，既可以呈現二戰結束初期台籍菁英參與東南亞殖民地獨立運動的一個面向，擴大一點說，也有助於釐清台灣與東南亞複雜而且多元的關係。特別是原本作為日本在東南亞擴張政策的一員，如何成為印尼獨立運動的支持者，對於認識台籍菁英當時的東南亞經驗，也有其重要性。
昨天參加陳智雄前輩和泰源事件受難者的紀念會，轉貼過去紀念的舊作一篇。
陳智雄台獨言行研究的歷史意義--冤假錯案之外的革命先行者事蹟 ⋯⋯
陳智雄是白色恐怖期間因為台獨案件失去生命的重要個案之一，比較特殊的是，被從日本「送回」台灣之前，他不僅是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外交事務的要角，活躍於國際舞台；更早之前他也曾經參與印尼獨立運動，體現協助東南亞殖民地獨立建國的理念。最近，紀念陳智雄的活動在台灣日漸受到重視。站在歷史研究的角度，探究陳智雄傳奇式的一生，又有何重要意義呢？
根據目前有限的資訊，日本統治台灣的1916年出生於屏東的陳智雄，年輕時就到日本留學，其後參加日本的外交工作，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派到印尼。二次大戰結束後，他留在印尼，並與荷蘭籍的妻子結婚，利用他的人脈、資源，支持印尼的獨立運動，並因此曾被荷蘭殖民政府逮捕。印尼獨立後，陳智雄由於參與獨立運動，而受到印尼政府禮遇。而他本人則是萌生台灣獨立的意識，轉而投入台灣獨立運動，甚至因此拋家棄子。由於沒有國籍身份，無法進入日本與廖文毅會合，據說他在瑞士外交人員的協助下，先赴瑞士，取得瑞士籍後，再到日本。最後，在日本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合作下，被「送回」台灣。而在台灣試圖吸收支持者加入台獨運動被捕，失去生命。
白色恐怖期間，由於國民黨政府在動員戡亂體制下，長期高壓戒嚴統治，發生了許多侵害人權的事件。在那個國民黨當局宣稱受到中國武力威脅，實際上則是有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弋、協防的時代，相對安全的台灣實施長期的戒嚴，本來就欠缺正當性的基礎。而在高壓統治的時空背景下，為數可觀的冤假錯案，亟待平反。不過，同一個時代，也有追求台灣獨立的政治犯，被非法綁架、逮捕，陳智雄就是其中重要的個案。透過他的個案，不僅可以呈現白色恐怖期間的多元面貌，也可以探索在當時複雜的國際環境下，台灣獨立運動在國際舞台的努力與限制。
作為台灣獨立運動的代表性人物，國民黨政府指控他是台獨份子，追求台灣獨立，自然不能算是冤假錯案。但是，就是在冷戰時代國民黨政府取得美、日等國支持的氛圍，國民黨政府透過與日本的交涉，才可能違反國際處理「政治犯」的原則，以非常態的方式「逮捕」將陳智雄，送回台灣（因此，有文獻稱之為「綁架」）。如果沒有此一類似非法「綁架」的事件，一心追求台灣獨立的陳智雄，又怎麼可能失去其投入的國際舞台，而在台灣因為吸收台獨同志被捕，最後為他的理想殉道。
怎麼樣的國際氛圍，讓國民黨當局可以透過外交運作，將外國反對國民黨統治的「異議份子」逮捕回台灣？這是研究戰後台灣政治史的一個重要面向。陳智雄作為一個理應受到庇護的政治犯，作為一個沒有中華民國國籍的外國人如何被「綁架」回台灣，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個案。以此為中心，可以進而探究其他（曾經）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異議份子」，如何在國際現實政治之下，遭到打壓，甚至失去自由的狀況。當然也要檢視包括日本政府在內的外國政府，在相關案件的處理上，是否合乎該國的相關法律規範，是否合乎國際上對政治犯的處理原則。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性在國際舞台遭到質疑的年代，在東京宣稱成立的流亡政權--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又為何可能在國際外交舞台有所作為？在台獨運動研究圈流傳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在1955年透過外交管道參與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1957年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總統廖文毅參加馬來亞的獨立大典，這都是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所無法參加的國際重要場合。究竟這些事件的真實狀況如何？曾經參與印尼獨立運動，活躍於東南亞的陳智雄在期間又扮演何種角色？透過歷史材料，包括檔案、訪談和當時的媒體報導，對於瞭解當時台獨人士的國際活動，將有相當助益。
至於，他早期參加印尼獨立運動，與蘇卡諾等獨立運動者的互動關係，如能進一步探究，既可以呈現二戰結束初期台籍菁英參與東南亞殖民地獨立運動的一個面向，擴大一點說，也有助於釐清台灣與東南亞複雜而且多元的關係。特別是原本作為日本在東南亞擴張政策的一員，如何成為印尼獨立運動的支持者，對於認識台籍菁英當時的東南亞經驗，也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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