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根基都是帝國王朝的獨裁主義或專制主義。譚寶信（Timothy Beardson）
在我的少年時代，似乎沒有哪個家庭擁有電視機，我所見到的第一台電視機是父母工作的工廠購買的。每逢周末，就出現了壯觀的場景：數百個大人小孩圍坐在大飯堂看那台只有一個頻道的電視機。我還記得，看的第一部電視連續劇是香港武打片《霍元甲》。一夜之間，《霍元甲》的主題曲「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睜開眼吧，小心看吧」響徹大街小巷。多年以後，當我讀到澳大利亞學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所著的《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一書時，「喚醒」這個詞語讓我又想起了那首滄桑而昂揚的粵語老歌。
二零零五年，我在墨爾本與費約翰有過一面之緣，那時他剛剛從一場嚴重的車禍中康復。我們一起喝咖啡和聊天，我驚訝於他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瞭如指掌和洞若觀火。《喚醒中國》是一本研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國民革命歷史的著作，在西方漢學界影響巨大。作者以「喚醒」這個近代中國極具象徵意義的意象為切入點，生動地描述了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演變過程，剝去了國共兩黨的官方史學加諸於國民革命身上的厚重油彩。作者從當時瞬息萬變的政治局面中，以火眼金睛般的敏銳梳理出「一個中國、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一種聲音」的形成過程。人民不是被喚醒，而是被加以更可怕的催眠，人民成為被國共這兩個列寧式政黨肆意驅使的「喪屍」。
是聯邦共和，還是中央集權？
我到台灣訪問時，發現所謂的「國父紀念館」中有中國革命史的展覽，在許多歷史問題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敘述截然相反、針鋒相對，但在一個問題上卻驚人一致：陳炯明被稱為「陳逆炯明」和「革命叛徒」。
孫文一生最恨的人，不是慈禧太后、梁啓超、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等政敵，而是陳炯明。孫文將陳炯明視為門徒，當陳炯明不願支持他武力統一中國的夢想時，他就認為陳炯明是無恥的背叛。而陳炯明僅僅將孫文視為一個暫時合作的地方領袖，對其並無人身依附關係，當他發現孫文並不信仰民主、自由和法治時，立即與之分道揚鑣，這樣做有錯嗎？
關於孫文對陳炯明的「背叛」的耿耿於懷，費約翰用幽默又逼真的筆調寫道：「只要聽到陳炯明這個名字，孫文的表情就會由和善變成憤怒，如果有誰為陳炯明辯護的話，孫文就恨不得掐住他的喉嚨。」有一次，孫文的顧問賴世璜請求孫文對陳的「背叛」示以寬大，孫文憤怒地質問說：你是不是他那一派的人？甚至發瘋似的對衛士揮手，下令說：「殺了他！殺了他！殺了他！」為何孫文對陳炯明的憤恨到了情緒失控的地步？費約翰的解釋是：「孫文心裡積蓄了對陳炯明的強烈憤恨，不是因為他與自己明顯不同，而是因為陳炯明以同樣無私的精力，去追求一個關於民族統一的不同的夢。」
具體到在廣東省施行的政治模式上，一言以蔽之，孫陳之爭是「黨人治粵」與「粵人治粵」之矛盾，兩者的區別在於：是由一個擁有獨特的黨派追隨者的政治派系來治理，還是由一些擁有獨特的地方追隨者的士紳來治理。而在整個國家的結構上，陳炯明贊同聯邦共和，孫文則堅持中央集權。陳炯明主張各省自治基礎上的聯合，欣賞高度的區域自治，以及相應的中央政權地位的降低——簡言之，一個聯邦政府。一九二一年，陳炯明在廣東推動縣長和縣議員通過公共選舉來選擇和任命，卻遭到孫文反對。陳炯明還實施了廣州市議員的直接選舉，放棄自己作為省長在傳統上所擁有的對三分之一市議員的任命權。當時，就連上海由國民黨控制的報紙《民國日報》也作出正面評價：「這不僅是廣東的突破，而且在中國的民主歷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其實，不僅史無前例，亦後無來者：九十年之後，中國尚且不能邁出鄉級選舉的步伐，甚至連香港的「雙普選」也遙遙無期，香港立法會中所謂「功能組別」的非民選議員恬不知恥地「代表」着市民。歷史的停滯與倒退，怎能不讓人感慨萬千？
二十年代中期，當對聯邦主義的支持開始呈現為一場全國性運動的態勢之時，共產黨的領導人緊隨孫文其後登上公共論壇，對聯邦制口誅筆伐。聯邦主義和中央集權主義的優缺點，完全被放在死而不僵的「封建勢力」和新發於硎的「革命力量」尖銳對立的框架之內評估。代表西方先進的政治文明的聯邦主義與共和主義，居然被孫文和共產黨妖魔化為「封建主義」——「封建主義」一詞被用來解釋軍閥與聯邦主義運動的奸詐關係。對此，費約翰評論說：「對於這個世紀中國的更偉大革命而言，國民革命最重要的貢獻，恐怕在於它對待語詞的方式。……革命者們創造了一種新的語言，到了一九二二年，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儒學，都不足以像列寧主義那樣，能夠精緻地解釋新中國的困境。」
孫文是黨國體制的始作俑者
在今天的台灣，孫文像仍然定格在新台幣上；而在今天的中國，對孫文的崇拜僅次於毛澤東和「今上」。孫文跟台灣無甚關係，民主化後的台灣，大部分民眾對孫文「無感」——甚至連反對他的意願都不大，他畢竟沒有像蔣介石屠殺過那麼多的台灣人；而很多海外中國政治流亡人士以及中國年輕一代憤青，卻將孫文作為一個對抗共產黨統治的符號，作為「光復大陸」之後的中華民國至尊無上的「國父」。對於此種具有諷刺意義的「時光倒流」，本書中文譯者在後記中指出：「今天，當人們把孫文視為『走向共和』的符號時，有沒有想到他同時也是『軍政』、『訓政』的始作俑者呢？許多歷史與現實的問題，是決不能用『一種聲音』來發表意見的。」
孫文是中華民國的終結者。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召開一大，孫文明確提出用「以黨建國」取代「以黨治國」，顛覆中華民國的企圖毫不掩飾。他宣布要建立一個國民政府來取代共和政府，黨將複製政府黨組織並監督其各級運作。孫文在演講中指出，黨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允許黨員自由活動，並使自己的力量和才能發展到了超出黨本身的程度。所以，所有黨員都要將個人自由交給黨。這就是隱藏在列寧主義路線指導下黨政改組背後的基本原理。
屢敗屢戰的孫文找到了鹹魚翻身的秘訣：創建列寧式的高度紀律化的黨國模式。他致力於將宋教仁時代作為選舉型政黨的國民黨改造成「准布爾什維克黨」，儘管終其一生都未能完成。孫文的理想是，在黨國體制下，黨牢牢掌控每一個領域。費約翰提到一個重要的細節：黨代會結束後的兩個月內，中央執行委員會解除大理院院長趙士北——一位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家——的職務，因為他堅持認為黨規不能凌駕於法治準則之上。他被指控散布「司法無黨」的觀點。在關於黨與司法的關係上，孫文和他的追隨者宣中華、毛澤東都宣告說，「在黨規則和黨治體系之外，將不會有任何法律」。這様的思路與中共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宣布的「黨主法治」何其相似。對習近平而言，黨章高於憲法，憲法只是黨章的細化。如果孫文前來列席中共的全會，大概會心有戚戚焉吧。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代表遵從孫文的命令，在一項決議中通過國民黨的新黨歌為「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並且「將來定為國歌」。一九二四年八月，孫文下令將中華民國的五色旗從自己控制的華南地區所有機構的旗杆上降下，並升起「青天白日」的黨旗。從一九二五年元旦開始，當地公安局長對繼續懸掛民國國旗的市民處以罰款。費約翰指出：「旗幟的改變既不標誌政府換屆，也不表明着國民運動領導層的變化，但它顯示了民國歷史中的深刻變遷。它預示着自由主義共和國的五色旗在中國的公眾儀式中的消失，以及另外兩種全國性旗幟的取而代之，其中每一種都只認同於一個獨特的政治黨派。」在中國方興未艾的「民國熱」中，有多少年輕人知道這幕改旗易幟的場景呢？
在書中，費約翰還分析了孫文「聖像」的確立過程，以及國共兩黨為什麼都供奉這尊「聖像」。無論是中山陵的修建，還是將總理遺訓、三民主義等編入中小學課本，國民黨不遺餘力地將孫文塑造成一個新的偶像。而蔣介石以孫文的學生自居，繼承孫文的遺產就如同古代的皇帝子承父業一樣。
毛澤東是孫文的好學生
其實，比起蔣介石來，毛澤東才是孫文更稱職的好學生。在逃亡台灣之前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蔣介石始終未能完成孫文的遺願——將國民黨打造成一個列寧式政黨，將國民政府打造成一個蘇聯式政權。毛澤東成功地實現了這一目標，儘管毛澤東沒有沿用孫文的國號、國歌、國旗以及「三民主義」，卻將孫文思想中獨裁專制的一面升級換代、發揚光大。
本書中的另一個重要面向，作者用長達幾章的篇幅敘述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任代理部長期間的工作情況。「毛對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領導，似乎是他走向革命導師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時刻」——雖然只有短短八個月的時間，這段經歷卻對毛影響甚大。
一九二五年十月，毛澤東受命代表汪精衛管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毛精力充沛、野心勃勃，雷厲風行地實現了幾名舊文人氣十足的前任未能做到的事情：首先，有系統地清查黨內出版物，不定期地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檢舉。比如，對北京孫文主義學會、上海的黨刊《革命導報》，以及美國總支部在舊金山的資深日報《少年中國晨報》提出控告。其次，讓宣傳部這個此前被人們視為可有可無的部門蛻變成一個黨的核心機關，毛向國民黨各部門發出指令，個人和組織在公眾場合發佈的一切宣傳資料，都要送交中央宣傳部檢查。第三，利用這個機構來清洗來自黨內的政治敵人，或者通過群眾鬥爭的方式發現外部的敵人並用暴力手段將其消滅。
毛澤東是國民黨歷史上最能幹的宣傳部長。而這八個月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的生涯，也賦予毛對一個正在走向現代化的社會中宣傳的巨大功用的嶄新認識。用費約翰的話來說就是：「毛澤東廣泛地利用自己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經驗，來設計自己的主義和戰略，並在自己領導之下即時地發動了一場紀律性的革命運動。毛澤東的民族革命所追求的目標，本質上與孫文所設想的目標相同，但卻沒有了孫文主義的障礙。毛澤東所設計的一套民族革命的戰略，它將在策略允許的範圍內加劇社會階級的對立，以便利用他自己的專政模式取代國民黨的黨治國家。」在一步步地走向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長征」中，毛把宣傳工具視為與軍隊和秘密警察系統同樣重要的、「三足鼎立」的利器。只有牢牢掌控此三者，權力才能穩如泰山。與之相比較，黨務和政府序列反倒沒有那麽重要，他可以放手交給劉少奇和周恩來，也可以隨時收回來。後來，毛悍然發動文革，其實就是一場「宣傳革命」，毛不厭其煩地親自起草和修改《人民日報》的社論，決非小題大做，因為社論中的一個字就可能剝奪百萬條人命。與之相比，孫文與蔣介石確實是「略輸文采」。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國民革命的靈魂人物是孫文、蔣介石和毛澤東。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就是孫、蔣、毛的「三人傳」。國民革命是一場戰爭，更是一場「話語革命」，《喚醒中國》一書中涉及到了與奧威爾式的「新語」系統相對應的諸多領域，如建筑、繪畫、時尚、文學、倫理、地理學和人種學等，無不別開生面而發人深省。從這本書中，讀者可以發現，孫、蔣、毛都是中國民間傳說和好萊塢影視中的「趕屍人」，驅趕着被他們深度催眠的千千萬萬的喪屍，走進萬劫不復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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