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龍1972年《精武門》演出霍元甲弟子陳真大鬧日本武館，砸爛污衊中國人是「東亞病夫」的牌匾，其中一句臺詞：「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最為經典。
外國人講的「病夫」指的是中國政體，從來不是在蔑視中國人身體的病態。中國人為什麼要硬拗成種族歧視？「病夫」這個字是老外針對「清中國」國情的「實情診斷」，專門針對政權的專制腐敗，如實反映舊中國災難深重的危殆，悲嘆的是政治改革嚴重停滯導致民不聊生的晚清中國政府，無關中國人的國民體質。
1853年，土耳其帝國國力衰敗頹弱，分崩離析，屢被歐洲國家欺凌，酷似晚清中國政府積弱不振。當時其強鄰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曾說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為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 ，說的是這個帝國正在瓦解。這是世間第一次有國家被稱為「病夫」。
1860年5月12日《紐約時報》，報導奧地利的最後關頭(Austria in Extremis)時，應是「歐洲病夫」第一次出現在媒體上。從此，「病夫」這一形容詞，在西方世界專指政體或國家體質，非關個人。如1860年8月22日，《紐約時報》發表專文「美洲病夫」(The Sick Man of America) 1860年3月19日美國國會眾議員Samuel Cox曾用「我們的病夫」形容過墨西哥，說「美洲墨西哥相當於歐洲土耳其(she is to America what Turkey is to Europe)」。
1970年代，英國人嘲諷自己政府在經濟上欲振乏力是歐洲病夫，2005年5月《經濟學人》因意大利政治結構抑制經濟改革也將此頭銜送給她。今年年初法國因失業率高、經濟成長弱而被媒體稱為新的歐洲病夫("new sick man of Europe.")。搞不好，不久就會聽到臺灣政府是新的東南亞病夫("new sick man of Southeast Asia.") ，因為一年半前「馬邦伯」才從《經濟學人》獲得Ma the Bumbler的稱號。
上海英國租界1896年10月17日英文報紙《字林西報》轉載了英國《倫敦學校歲報》評價甲午戰爭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國——東方之病夫(Sick Man of Asia)也」。這是「東方病夫」一詞第一次出現在世間，作者是英國人，主要內容是批判晚清官僚貪腐無能，積重難返，導致軍事政治改革全盤失敗。但作者並未對中國的改革前途完全絕望，文章末尾還期許：「北京執政之臣，若果以除舊弊、布新猷為急務，勢雖汲汲，猶未晚也！」文章批評的是「官僚腐敗、風氣惡劣的晚清政府」。
1896年10月17日《經濟學人》的另一篇文章，則把中國、土耳其、波斯和摩洛哥同列為世界四大「病夫」(The Four "Sick Men" of the World)。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有翻譯國外報導，說到中國之所以未被瓜分，是因為人口眾多，且「民情凶悍、專事殺戮謀反」，治理太過棘手，列強沒有殖民企圖，只想開港通商。
另一篇同樣刊於1896年的《萬國公報》上的文章〈探本窮源論〉，作者是外國傳教士李佳白（Gibert Reid），說「中國之情形，譬如一大病人」，作者則自居為醫師，將中國比喻成病人，替中國開了不少藥方──文章分別以「論弊病之情形」、「論弊病之源流」、「論除弊病之外感」、「論除弊病之根」等為主題，系統講述作者對改革清政府的吏治、財政、教育等各個方面的意見。
嚴復是晚清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在其名作《原強》中說：「一國之事，同於人身」，所以，「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他沿用英國人報導，將中國比喻成「病夫」，認為改革若不從根本（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上著手，那麼，變法圖強的結果，只能讓這個「病夫」死得更快。在闡述具體改革問題時，雖然有提到了鴉片和纏足，但僅認為二者損害了國人的身體健康，並沒有使用「病夫」這個詞來描述國人的體質狀況。整篇文章讀完，「病夫」這個比喻只是在講積弱不振、回天乏術的晚清政府。
梁啟超是晚清最重要的青年改良派代言人。他24歲(1897年)發表《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力主「變官制」(政治體制改革)，文章中他呼應了嚴復的意見，指「若今日之中國，則病夫也」。如果不從根本上（興學校、改官制等）著手改革，而只是單兵突進地模仿西方「練兵」強國的模式，其結果，非但不能治癒「病夫」，反會加速其死亡。翌年，在另一篇文章《俄土戰紀敘》裡，論及1877年俄土戰爭，明確地將中國和土耳其並列為「病夫」，而且將兩者的「病」說得非常明白：
「西歐人恒言曰：『東方有病夫之國二，中國與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內治不修，綱紀廢弛，官吏貪瀆，魚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縛馳驟，激成民變；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屢起教案，授人口實，取怨各國，合而謀之。嗚呼，其與今日中國之情實，何相類也！」
有關「病夫」的這段描述，很大程度上是完全認同了西方輿論的分析，認為中國之所以成為「病夫」，是因為其內政、外交都出現了嚴重問題。至於人民的身體素質，文章中絲毫沒有提及。他平和地引用西方人的「病夫」說，看得出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相當認同西方人的「病夫」說，絲毫沒有受辱、反感和牴觸的情結。
中國人改用「病夫」自嘲，不再講晚清政府是「病夫」，開始於1903年梁啟超的《新民說》。30歲的他將舊詞賦予新義，慨嘆「群國之人，奄奄如病夫」：
「中（國）人不講衛生，婚期太早，以是傳種，種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後，終日伏案，閉置一室，絕無運動，耗目力而昏眊，未黃曷而駘背；且復習為嬌惰，絕無自營自活之風，衣食舉動，一切需人；以文弱為美稱，以羸怯為嬌貴，翩翩年少，弱不禁風，名曰丈夫，弱於少女；弱冠而後，則又纏綿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鬼躁鬼幽，躂步欹跌，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從這個時候起，中國知識分子大量使用「病夫」的貶抑詞，期待如此自嘲、自貶、自辱可以激勵同胞！
他是第一個將中國這個「病國」，完全歸因為國人都是「病夫」。非因計因，一改1898年戊戌政變「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救中國」的觀點，轉而提倡「國人種族進化才能救中國」。為什麼？當年少不更事、歷練淺薄，致變法失敗，在挫折中又未能如實面對「病夫」這個詞，專指乏力改革振興的政權，卻轉而指向了國民的身體孱弱，捨大就小，對中國人國民性的誤導極大。想不到中國人竟從此用「病夫」來形容國人體質虛弱，想不到還變成輿論界的趕時髦。
陳天華1903年寫作《警世鐘》，就說：「外洋人不罵（中國人）為東方病夫，就罵為野蠻賤種」；1905年，曾樸發表小說《孽海花》，也公開署名「東亞病夫」以自謔。《孽海花》風行一時，是當時頂尖的暢銷書，「東亞病夫」一詞迅速蔓延。
歐洲人固然認為中國人衛生習慣不好，批評中國髒亂與醫學落後，但他們很少說中國人體質孱弱。相反地，不少外國醫師對中國人能在如此惡劣環境下存活，還表現出強大免疫力，身體勇健，頗為驚嘆，至今猶然。
中國權貴的富強，靠的是透支環境、犧牲國民健康，3.2億中國人正飲用不安全的食水，人盡皆知。毒鎘米、地溝油、蘇丹紅蛋、孔雀石綠魚、三聚氰胺奶、哮喘豬、毒菜心…層出不窮的食物危機…呼吸新鮮空氣，飲用乾淨水，進食低污染食品，在中國竟是一種奢侈，早已不是基本人權。
中國政權為激勵民心、為同仇敵愾，利用始作俑者梁啟超，刻意將「病夫」扭曲成列強對中國人的羞辱，愚民以仇外。要每個國民在面對這四個字時，無不深深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侮辱和傷害，要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烙印著這不容忘卻的恥辱，反而忘記中國的病，病在政治、病在不懂自由、病在不懂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常被引述的話：「愛國者的責任就是保護國家不受政府侵犯（The duty of a true patriot is to protect his country from its government）。」中國人不知道「政府是政府、國家是國家」，把政府當成國家是中國人最大的錯誤認知！
政府鎮壓太陽花運動，一波波的政府暴力，媒體上幾乎習慣性地全說成「國家暴力」，每個來過美國留學的人都聽過「我的國家，我愛；我的政府，我驚！(i love my country but i fear my government)」，臺灣人不想成為東南亞病夫，就先認識「政府是政府、國家是國家」，別再把政府當成國家，讓我們一起用潘恩的話勉勵：「愛國者的責任就是保護國家不受政府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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