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台灣最近幾個月接連發生大規模公民抗議活動，發展到反大埔強拆的運動，已經鮮明地提出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公民抗命主張，並以占領內政部的行動進一步落實。與此同時，也有人對這樣的公民運動提出質疑，甚至有人主張「統統抓起來」。不同的看法其實反映出台灣的民主政治在進一步深化的時候，必然要澄清的一些社會意識問題。
有些人批評公民抗命運動，理由不外乎就是「不應當手段激烈」啦，「不要妨礙交通」、「要理性」等等，我認為，這其實才是最大的理性的盲點：他們總是習慣指責別人不該如何，卻很少願意去問問別人為何如此。原因很簡單：一味批評很容易，平庸的人就做得到；而了解為什麼不容易，平庸的人不願意努力去了解。
這，就是漢娜．鄂蘭提出的理論的現實版：平庸的邪惡之處。因為凡是這麼說的人，都應當回答三個問題：第一，你所謂的「理性」的方式，具體到底是什麼啊？第二，如果你說的這些「理性」的方式、「不對抗」的方式，根本沒有用，那要怎麼辦呢？第三，這樣的「理性」、「不對抗」的方式，你自己有去做嗎？成效如何呢？如果答不出這三個問題，那麼，這些批評，其實就是無的放矢。而阻礙社會進步的，就不僅僅是強大的僵硬的體制，也是這些表面上看起來溫和理性，實際上起到維護體制作用的理盲者！所謂邪惡，就是針對這種「實質的維護」而言的。
當然，不僅僅是批評，也要去了解，這一點同樣也適用於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因為，每一個要去面對和克服的體制，都不是簡單的外觀的形狀，它之所以能變成社會進步的阻礙，背後一定有盤根錯節的機理存在。如果不深入了解是什麼導致了體制的現狀，所有的抗議也是一種無的放矢，不可能進擊到問題的核心。激情當然是一種衝擊力，但是解決問題，更需要的是抓住問題的關鍵，當然也包括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此外，最近幾波的公民行動，展現了一個公民社會的良好氣質，那就是互助。而互助，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基本設計之一。
1831年，托克維爾出訪美國。他發現，美國人幹一點小事也要成立一個社團。他認為，結社自由、言論自由是公民行動的保證，並為防止那種踐踏人類尊嚴的獨裁的官僚統治提供了手段。而在一個民主國家裡，「全體公民都是獨立的，但又是軟弱無力的，他們幾乎不能單憑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業，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強迫其他人來幫助自己。因此，他們如不學會自動地互助，就將全部陷入無能為力的狀態。」
無論是洪仲丘案，還是大埔案，起來表達關注的人，實際上表現的就是這種「他人的事也是我自己的事」、「今天我漠視，明天的受害者也有可能就成為我自己」的意識，這樣的意識的形成，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基礎之一。因此，最近的公民抗命，我認為，代表著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公民社會的進一步成熟。
出處:自由時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aug/21/today-article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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