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劉又銘 | |
2012-06-22 | |
日前,教育部根據所謂的「民間人士」建議,試圖對現行的高中歷史教材內容進行異動。而異動的內容不外乎以「中華民族」或「中國」,作為現行高中歷史教育的論述主體。但筆者認為,當上述兩種概念都是模糊不清、甚至無法定義的時候,將它們作為教材的主體是相當不恰當的。 首先,根據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沈松橋,在其名篇〈我以我血薦軒轅〉一文中,即清楚的論述了「中華民族」的出現,本身就是伴隨「中華民國」而出現的「近代歷史想像」。所謂「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這種說法根本忽略了「近代史」與「考古證據」的歷史脈絡,成為一種胡亂造謠的「假歷史」。所謂「民間人士」意見中的「中華民族」,是一種「自我想像」的「文化型中華民族」,而非民國以後,近代思想史上「真實存在」的「疆域型中華民族」。顯著的例子在於,中華民國繼承滿清的「秋海棠」疆域,將蒙古、新疆、西藏,視為領土的一部份,並將其人民也視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但如今,「蒙古國」已經獨立、「東土耳其斯坦」與「圖博」兩者「獨立運動」方興未艾,難道他們如今會自認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嗎? 再者,根據中國學者葛兆光的說法,「中國」這個詞作為一個「思想史的概念」,其「成員」、「定義」與「疆域」都是不斷變化的。所以從學理的觀點來看,用「朝代」或是「帝國」名稱來定義歷史上的「中國」,比較精準且不具爭議。若在談宋史時,使用「中遼」澶淵之盟;談台灣史時,使用「中法」戰爭。這樣的歷史書寫,很容易忽略不同的歷史脈絡,而且在理解上也會增加學生的困擾。而且這種以「朝代」或「帝國」作為「行為主體」的書寫方式,承繼的其實是西方社會科學與史學的書寫習慣。目的在於精準的對應到某個時代、某個疆域中的人與生活。就一個學術的觀點來看,「宋遼」與「清法」的說法,並沒有什麼潛在的意識形態問題,純粹就是更精準的學術修辭讓「主角」更精確而已。 若根據這些所謂的「民間人士意見」,硬是要將不具學術基礎的「中華民族」或「中國」作為高中歷史課本的論述主體,這種作法將完全忽視「實踐」與「思想」存在於歷史當中的「真實性」,也暴露了這些民間人士將歷史教育作為「國族形塑宣傳品」的心態。在他們眼中,任何「歷史」都可以為了國族思維的奠定、而經由現代觀點任意變更。所謂的「歷史教育」,將被狹隘的視為鞏固任何「國族」或「政權」當下「正當性」的工具。所以基於學術的觀點,我反對將「中華民族」或「中國」作為高中歷史課本的敘述主體。 (作者為社會科教師 ) Source: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
2012年6月22日 星期五
模糊的中國 曖昧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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