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這樣的革命一生 陳麗貴談《革命進行式》與史明其人其事

文 / 曾芷筠

1918年，本名施朝暉的史明生於台北士林一個地主階級家庭。他在祖母支持下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受到大正民主思潮、馬克思主義影響，政治經濟科畢業後，他隨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成員赴中國抗日，「日本人為了國家而死，我就來為了抗日死」。反右運動開始後，他對共產黨的組織方式與鬥爭失望，逃回台灣後，又預謀行刺實施戒嚴獨裁的蔣介石不成，再度偷渡回到日本。在女友平賀協子協助下，史明在車站附近開了「新珍味」餐廳，並從海外資助島內民族獨立運動，1960年代安保鬥爭時期也與主張武裝抗爭路線的赤軍保持聯繫。1962年，他寫下《台灣人四百年史》，開啟後殖民史觀，是首位台灣民族主義思想家。2012年蔡瑞月舞蹈社推出戲劇《史明歐吉桑—獨立台灣夢》，2013年初行人文化實驗室出版《史明口述史》（分為「穿越紅潮」、「橫過山刀」、「陸上行舟」三冊），史明的思想與生命故事才更被人認識。 關於史明的首部紀錄片《革命進行式》於2月26日上映，台北票房累積至今近200萬。製片由立委姚文智擔任，以包場動員走出不同的發行映演之路，但見許多平常甚少進戲院的中年群眾，與青年男女平分秋色。導演陳麗貴外型嬌小，口音乃「標準國語」，留學美國時期受海外知識分子影響，希望以紀錄片催化台灣社會改變，1989年回台後參與環保、反核、婦女、民主等運動，拍攝過20餘部相關議題紀錄片，包括文學家吳濁流、陳定南、鄭南榕、蔡阿信、蔡瑞月等。以下請陳麗貴導演談紀錄長片《革命進行式》拍攝始末。

您說紀錄片應該要是可以推動社會變革的，美國留學前後，怎樣的經驗讓您這樣認為？ 陳：我是1957年出生，小時候是反共復國年代，是個讀書考試很順利的好學生。出國前，教育部找我們去講習、上課，告訴我們出國後必須小心有心分子的影響，這些人對政府很不滿。出國後我確實受到影響，知道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我在奧斯汀認識了陳美霞教授的先生林孝信。當時保釣運動已經沒有了，他們常請台灣同學去家裡吃飯、聊天，林孝信會從芝加哥過來，跟我們講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對我有社會意識的啟蒙。我曾在休士頓《華文報》當記者，很多同鄉向美國政府抗議台灣的人權、言論自由問題，都戴著頭套，害怕變成黑名單。林孝信在芝加哥組織「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開書店，他當時找我去芝加哥擔任記者。1986年民進黨成立，幾個核心人物向台僑演講，介紹黨的理念，我感到很興奮，寫了2000字的報導，隔天版面卻被刪到很小，相較之下領事館的例行活動被放得很大。 我的台灣意識因此變得比較清晰，也離開這家統派立場的報社，跟現在環保聯盟的高成炎、施信民比較親近，參加台灣同鄉會活動。台灣那時正處於鬆綁階段，覺得回來可以為社會運動、民主運動盡力，因此使用自己的拍片專長。我念視聽教育，先生念電影，七年間看了各種電影，認識了什麼是紀錄片。有部拍瓜地馬拉員工抗議血汗可口可樂公司的紀錄片《The Real Thing》，給我很大震撼，覺得影片可以為弱勢發聲、傳達自由正義理念。回台後我就開始拍紀錄片至今。 大學時，適逢台美斷交（那時叫中美斷交），大家義憤填膺要捐機報國。當時剛與男友（現在的先生李泳泉）交往，女生宿舍裡有個不成文規定，男生要請女友全寢室吃火鍋。但因為台美斷交大家心情很差，我男友把請吃火鍋的錢捐出去，卻用丟的，我當時覺得，這個人好像很不愛國……。男友跟一些人創辦了書林書店，出版魯迅、錢鍾書的小說，因此經常被查禁，所以他對國民黨有反抗意識，我當時比較沒有。 我的舅舅是政治犯，在綠島坐牢十年，媽媽不談政治，所以我對政治是張白紙。出國後，有些要好的同學，尤其是外省人，都認為要在美國定居，不要回台，追求更好的生活，我那時也理所當然這樣認為。但我母親認為要回來自己的故鄉，我卻覺得她很土，大家都說「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為什麼我媽要叫我回來？我媽從小跟我講「國語」，小學我不講「台語」之後，她很努力用國語跟我溝通，我同學對我說：「難道妳不知道妳媽很怕被妳瞧不起嗎？」聽到真是當頭棒喝。這些事情累積促成我的台灣意識。 您如何開始接觸並拍攝史明？ 剛回台時我拍的多是環保、女性運動，開始拍人物是從文學家吳濁流開始，後來拍過公視「世紀女性」系列，有《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傑出舞蹈家蔡瑞月的生命故事《暗暝e月光—台灣舞蹈先驅蔡瑞月》。會拍史明，是因為製片姚文智、《天下雜誌》主筆何榮幸想拍關於史明的紀錄片，他們找過《父後七日》導演王育麟，他也去拍了演講、慶生的畫面。但因為很難用影像呈現史明，之前也有陳貴賢教授嘗試過，從2002到2005年拍了近30小時的DV帶，後來他把拍過的帶子給我用，說希望我完成他們沒有完成的事。 圖：史明生日唱早稻田大學校歌。 我先讀了史明口述史、做田野訪談，我第二次見面時就拍了史明，不做預訪，因為他已經年紀這麼大了。困難之處在於，史明的故事太豐富，怎麼有節奏地敘事，又不流於流水帳，是最困難的地方。以兩小時長的紀錄片來說，他過去的影像實在太少，幸好有蔡瑞月的戲劇表演，加上資料影像、動畫製造節奏。影片裡面有八個動畫，我先看了王文興紀錄片《尋找背海的人》裡的動畫，覺得很不錯，找到阿尼馬工作室的張淑滿做沙動畫，後來又找到做《背海的人》動畫的吳識鴻，第一個是張之豪在圖書館的動畫，我覺得很好，沙動畫之外的五個動畫都是他做的。 2013年初因資金尚未到位，我們反而是被史明的行動力驅動，必須跟著他現在的各個行動。我總以為史明最精彩的是過去的人生，但他現在也活力四射，是永不止息的進行式，這是我當初沒想到的。2013年底開始剪輯，太陽花期間補拍議場畫面，到9月完成剪接，11月做完後製。整個製作包括動畫花了300萬，只去日本拍攝一次，去了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拍攝他的畢業同學錄，他那屆因為戰爭特別簡陋，又拿下一屆的畢業冊拍當時校園情景。史明2013年後因為身體無法再去日本，但他幫我約了平賀協子，我沒想到她還活著，而且這麼容易約到！立刻奔去日本拍攝。她喉嚨得過癌症，助聲器的聲音很不容易聽，但她非常純真，有問必答。我們約在新珍味餐廳碰面，再由她帶去家裡，整個拍攝過程只有幾個小時，平賀都非常配合。在史明口述史裡，平賀的角色沒那麼重，大概男人都不會把女人說太多。她講的許多事情，包括從中國逃回台灣、在史明家裡遭受的那些事，都非常戲劇性，但我不得不割捨，否則重心會轉到平賀這裡太多。我希望電影呈現出她與史明的對照。她是個舞者、藝術家，史明是個神祕的地下工作者，但他們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記憶力、行動力都很強。拍攝之前，也有人告訴我，史明的過去很多都沒有被證實，尤其中國那段沒有其他見證者。但平賀說的就見證了那個時代，例如怎麼跳船、換裝，記憶有些誤差，但大體軸線是一致的。 我們在新珍味碰面時，我比約定時間早到5分鐘，沒想到平賀已經到了，讓我非常不好意思。回來後史明特別問我：妳早到還是她早到？他要知道她有沒有提早到，因為日本人比約定時間提早到，代表他很重視這件事情。史明很想看我們拍的平賀，也想看她穿舞蹈服裝的照片，但我很擔心史明聽到平賀說他「缺點就是女人」。我一直沒跟他說，直到正式上映他才看到那段，不過他沒說什麼......。 史明本身很有魅力，在日本又有錢，自然異性緣好。他父親姓林，過繼給祖母姓施，當成舅舅的孩子養，本來有很多財產要繼承給史明。他家裡是地主，有幾百甲的地，從小藝術涵養、飲食品味非常講究，史明後來因為逃走帶給家裡很多災難，他妹妹很不諒解，家裡後來通報他死亡。他只跟祖母感情比較好，後來並沒有分到財產，完全是靠新珍味賺的錢。 圖：史明與平賀在日本開設新珍味餐館。   您怎麼放置自己跟他的關係？如何看待他的思想地位？ 陳：拍攝過程中，史明沒有干預我，只說：「什麼都可以說，什麼都可以問。」他把妳當成獨立的個體，不只是組織裡的一員。對於盧修一、平賀所說的一些過去，他已經沒那麼在意，他在意的是影片能不能激勵年輕人。史明剛回台灣時，有段時間是很落寞的，地位不像現在這麼高，一般人也覺得他的宣傳車隊很奇怪，只有口號沒有論述，以陳芳明的話來說就是不合時宜、格格不入。從蔡瑞月戲劇、口述史出版，才對他有很大幫助，特別是年輕世代突然發現有這樣一個人，一種結合左翼與台灣獨立的思想，年輕人直接接上史明，非常有趣。 圖：高齡90多歲的史明在戰車上。 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是第一個從殖民史觀、唯物史觀、庶民經濟活動談台灣歷史的；過去史觀都是把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從中國統治者的立場出發。左翼的意涵，我認為他是身體力行的。他在日本事業穩定後重新學習社會主義，從政治、經濟批判殖民帝國統治，他說「國家是要做什麼呢？國家是要代表nation來處理人民的吃食生活，而國家被資本家拿去後，公僕就變成官僚。」 他在日本組織的人、回台後尋求的群眾，都是最底層的人，包括獨台會成員有100多個計程車司機，知識份子比較是現在的年輕人。他在日本也是這樣，先發展底層群眾，後來覺得盧修一這條路線可以發展，但盧後來失敗。在他生活裡，他對有錢人或沒沒無聞的人都是一樣的。 整個拍攝沒有放進去的片段很多，有時甚至沒有開機拍攝。例如他的語言很特別，他有次對我說，「妳從美國回來，有帶著那個地方的感情和氣氛。」有次史明跌倒，我原以為他會取消台中行程，他卻還是堅持跑下去。那次我沒有排班拍攝，電影畫面是向主辦單位要的，看到他臉上瘀青還堅持出席演講，我非常後悔沒有親自去拍，所以片中的影像沒那麼專業，但他的精神讓很多人都掉淚。他衰老軀體中永遠騷動著不安、永遠堅持的精神，有種衝突之美，那已經超越了政治。一直到拍最後游泳那場戲，史明進去更衣室，特地讓攝影師進去拍。他那天情況特別壞，50公尺的路走了十多分鐘，一直吃水，他其實不太滿意，希望我們再去拍一次，但我不是要拍他很神勇的模樣。那天我和製片一起看帶子，他說，妳要拍的衰老靈魂中永不妥協的精神，已經拍到了。 史明第一次看這部片時精神不好，看完他說「都沒有東西，妳怎麼處理得這麼好？」但我覺得這對他不算讚譽，因此有點沮喪；第二次看完他說，「有這部片，我可以對祖先交代。」他說下次請想請我一起去祭祖。後來每次看，他都從頭坐到尾，不會致意完就離開，他特別對我說，每次看都覺得更好。史明一直讓我驚嘆，他97歲了，真的是一個很特殊的人。 我想呈現他永不妥協的精神，當然他有人性的脆弱面，但犧牲了愛情、家人、同志，他確實為了理想主義付出很大代價。太陽花學運時他在議場對學生說，我是來向你們學習純粹的理想主義和勇氣。看到一個97歲的人跟小60幾歲的人說這些話，非常動人。 圖：史明在日本授課。 圖：史明（左一）在日本。 我過去拍紀錄片，不會把自己呈現在影片中，即使有旁白也是全稱的，拍鄭南榕紀錄片時用過第二人稱，拍史明是我第一次用第一人稱。我不太習慣投射太多情感。但因為史明把我當成一個獨立的個體，我覺得應該自己出來跟他互動，比較接近真實情況，但以片中的旁白來說，我還是吐露的很少。我比較滿意的是音樂，這是我第二次跟艾文合作，第一次是談台灣認同的《好國好民》，我希望音樂有史詩的感覺。不過期間因為碰上2014年學運和林義雄絕食，回頭才發現我們都沒在工作，期間他跑去幫林義雄寫了很多歌曲。這次片中使用交響樂，版權費非常昂貴。但最後的結果，音樂對影片加分很大，增加節奏感，不會枯燥。 我認為左翼的理想主義始終在史明的靈魂裡。1960年代他跟日本赤軍聯合是有聯繫的，從事的那些爆破行動，在屋頂上做炸彈、「碰！」一聲試爆，今天看來很像在玩家家酒。有時我覺得他的人生很像一場大型家家酒，連勝文廣告裡說「一直玩、一直玩」我覺得他比較適合，但他玩的是生命、革命。 史明童年記憶裡，阿嬤帶他去吃普渡、包春捲，他從日本帶6000萬回台灣之後，每年花百萬給計程車司機辦普渡（這些普渡活動的影像沒有放進電影），他認為民俗節慶是台灣文化，但也是童年時覺得好玩的事情。他在日本賺了非常多錢，還辦過銀行，因為他想貸款給年輕人創業，但後來虧錢失敗，最賺錢的還是新珍味。 請推薦【放映週報】的讀者一個非看不可的理由。 陳：對年輕人來說可以得到溫暖和感動，我從史明身上真的看到純粹的理想主義。他是個值得認識的人，可以透過他了解不一樣的價值觀和人生選擇，以及可以走到什麼樣的程度。如果你內在還有一些騷動，可以去看看還有一個人，選擇了這樣一種人生。 引用網址如下: 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