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03
作者:
吳媛媛
關鍵字:
前一陣子選戰越演越烈的時候，我在無數討論當中看到人們把爭論的焦點放在：「誰是最會做事的人？」然而，「會不會做事」其實對不同的人來說定義南轅北轍，在現代民主社會，選會做事的人固然重要，但是最關鍵的問題應該是：「我們要一個會『怎麼樣』做事的人。」 而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必須回到現代民主代議制度裡一個核心的概念——左和右。
左和右是政治光譜上的這兩個面向，涵蓋的層面很廣，但是在政黨政治中最常被用來劃分對社會正義和自由市場經濟的見解，直接影響一個政黨的施政方針。大致上，偏左的理念包括了資源和收入的重新分配，認為社會進步的指標體現在一般大眾的福利上，試圖干涉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等；而右派精神認為每一個人的價值都取決於自身，社會的進步來自於個體追求卓越的力量，應該容許市場和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等。在這個光譜上的定位決定了一個政黨在經濟、社會、文化上幾乎所有政策的基調。在民主制度較先進成熟的國家，通常每個學生在義務教育階段就必須學習和理解這個基本的概念。這個概念為選民和政黨在分析和評估政策方針實提供了一種默契，一套互相理解的語言。當然，這兩種意識形態體現的是每一個人的價值觀和對社會公義的見解，沒有人能斷言孰優孰劣。
很可惜的是，有很多比較年輕的民主國家，雖然進口了整套選舉代議制度，卻對左右概念瞭解不深，甚至帶有很深的誤解。在台灣，我們的義務教育沒有系統地介紹這些觀念，我們固有的歷史經驗也讓我們對所有偏左字眼帶有很盲目的恐懼。偏左思想常常被等同於共產極權，社會主義常和毛澤東和史達林的臉產生聯想。我在這個社會中長大，對政治思想還一知半解的時候，來到了歐洲。頭一年，每當歐洲人介紹自己是左翼Left-wing，還有在街上遇到民眾遊行支持社會主義的時候，我都會下意識地冒冷汗。那時我才驚覺教育和社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妖魔化特定字眼的深刻效果。
現在全球大部分較發達的民主政體，都是以偏左、偏右來區分的政黨理念，而台灣因為左右思想的真空，加上根植於社會的統獨問題，形成了完全以族群背景來劃分的四不像政黨政治。幾年前，我試圖在政治的光譜上定位歐美幾個國家和台灣的政黨，但是卻無法區分臺灣兩大黨。國民黨身為一個典型的建國政黨，一黨獨大幾十個年頭，為社會中的保守力量發聲並不稀奇，而民進黨身為一個帶有草根氣質的資深在野黨，似乎有一種為勞工大眾喉舌的形象，但是如果比較這兩個政黨的實際政策導向，除了中國議題以外，我感覺不到任何決定性的區別。
換句話說，中華民國民主憲政一百多年，也由兩個右派政黨執政了一百多年。這個現象當然會釀成社會隱憂，我想這一代臺灣人都感受到了，這個隱憂讓我們的生育率是世界數一數二的低，讓我們的房價/收入比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高，讓《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提驚呼，台灣的GDP都到哪去了？所以我這幾年來不斷問自己：「臺灣的偏左意識在哪裡？」我不肖想台灣突然出現類似西北歐福利國家的左派政黨，但是出現中間偏左的溫和政黨也許不無可能？
看著最近幾年台灣的公民運動開始發酵，一直到柯文哲的市政白皮書達到一個頂點——如果我們把柯文哲的政見和歐美的偏左政策放在一起，會發現驚人的相似度。重新分配資源，公共房屋和社會照顧，都是典型靠左的語言。所以這次柯文哲的獲勝，我個人把它視為台灣偏左意識的覺醒，是台灣自從普選以來最具歷史意義的一個民主里程碑。
然而就事實來看，在大部分選民不自覺地與左派政策越看越對眼，但是對左右觀點還不太孰悉或帶有誤解的情況下，未來柯文哲團隊可能會面臨的一些危機。因此我想就瑞典這八年來左右派政黨輪替的經驗，提出以下三點，作為臺北市民監督柯政府時的一個參考。
第一、瞭解無論是左是右，都有極限
我覺得清楚左右概念最大的好處不只是讓民眾和政府機關對施政方向更有默契，最可貴的一點，是它也讓選民知道在擁護一個方針的同時，也要做出犧牲。八年前瑞典是由社民黨執政的。社民黨全名社會民主工人黨，就是走出「瑞典模式」，提出以社會主義修正自由市場的瑞典左派大黨。這個政黨上一次開始執政是在九零年代，然而在步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略顯疲態，公共部門膨大，效率不彰，適逢全球金融危機卻無法提出有力的對策。因此在2006年大選，輸給了以瑞典溫和黨為首的右派聯盟。右派聯盟在這八年提倡公共部門資源緊縮，獎勵競爭，全面降低所得稅，增加企業減稅項目，同時瑞典溫和黨籍的經濟部長用鼓勵私人企業和刺激內需市場等策略，帶著瑞典幾乎毫髮無傷地走出了金融危機。然而，就在上個月的大選，右派聯盟失去了關鍵選票，讓社民黨再次成為了議會中的最大黨。
為什麼瑞典今年選擇了社民黨？簡單的說，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在右派聯盟大力「拼經濟」的同時，對社會服務部門也造成許多傷害。舉例來說，右派聯盟發起了所謂的「營利性公共設施」，比方說盈利診所，這些盈利診所就像瑞典的其他公立診所一樣，都是免費的，但是盈利診所可以透過改善效率或是增加病人人數製造盈餘收入。這個方法的目的是導入市場機制，提升競爭和效率。這個策略在診所部份的效果不錯，醫療服務的平均等候時間比以前短了很多，但是在教育部門卻帶來更大的問題，很多盈利中學為吸引學生，有的開始花錢做廣告，有的用每人一台Macbook當作號召，然而為了壓低成本，學校的圖書館、實驗室等公共建設的品質越來越低，用在給每個學生的經費也越來越少。
另外，瑞典很多中產階級也意識到，雖然他們因為減稅，每年多了幾萬塊錢可以去西班牙度假，但是大企業卻在同時享受了更優惠的稅目減免，對國家整體稅收造成的衝擊比他們預期的還大，最後他們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
右派聯盟內閣有很多「會做事」的人，這點民眾也都理解，當溫和黨的經濟部長卸任時，許多社民黨的民眾也給他最大的掌聲和感謝，一位英國的政論記者還開玩笑說，如果你們不要他，可不可以把他借給英國？瑞典人不要他不是因為他不會做事，而是他們已經看到了偏右政府的極限。沒有一個政黨的方針是永久的解答，國內外局勢不斷在變遷，現在瑞典選了社民黨，但是誰也不知道未來瑞典需要的是什麼，政黨只有把皮繃緊了，想辦法讓民眾滿意。人民用手中的選票逼迫政黨不停進行良性競爭，這才是民主代議政治的本意。
第二，瞭解稅制
我們一天到晚聽到臺灣人喊「中華民國萬萬稅」。但是只要看一下下面幾個國家的總稅收占生產總值排行，就可以看出 「中華民國萬萬稅」只是一個迷思。
付稅這件事是直覺和邏輯的拉扯。就直覺來說沒有人願意把辛辛苦苦賺的錢拿出來，但同時我們也理解，我們期待的社會改革和福利，沒有一項不是要用稅收來實踐的。柯P如果要實踐他提出的市政，很有可能在未來必須增加一些稅率或是稅目。而因為所得稅率採累進制，加上資產稅的課徵，到時候越有錢有資產的人會受到越大的衝擊，也會越想盡辦法來反對。那時候他們一定又會拿「中華民國萬萬稅」這個說法做為號召，因為這招幾乎屢試不爽！我希望臺灣大眾不要再掉入這個圈套。那些人不會告訴你的是，當你慶幸自己省下了那幾趴的稅，他們省下的可能足夠營運好幾家公立托兒所。這就是瑞典這麼多人明明知道每年要多付一些稅，還是寧願投社民黨的原因。其實現在世界上幾乎找不到另一個像台灣在稅制上這麼優待富人的民主政體了，就連最保守的美國共和黨和日本自民黨，都要給他們的一般大眾一點面子。
另外，我也聽過很多台灣人說，與其要求富人付稅，達到資源重新分配，還不如努力加油，讓自己也躋身富人的行列。我沒有聽過比這更謬誤的想法了！可悲的是，真的很多人被這個信仰牽著鼻子走。這個心態造成的現實是社福措施的普遍缺乏，和社會不平等的加劇，讓受薪階層在公司爆肝賺房租錢，還擔心沒錢撫養下一代。事實上，個人追求致富和社會福利不應該互相衝突，在西北歐的福利國家也有很多有錢人，他們住的房子，開的車，享受的地位，都是一般人得不到的，只是他們社會責任也相對比較高，如此而已。
第三，參與政治
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感是增進社會福利和公共建設的關鍵，這個信賴感只能建立在完全開放透明的政府機關，和理性的監督和質詢上。柯P在政見中已經承諾要將財政透明化，假設他做到這點，那剩下的就是在野、媒體、和人民監督的功夫了。關於這點，我在這裡想提出兩個現象供大家思考。
第一個現象是台灣的「嘴砲」文化。當執政者政策失當，我們的回應常常不具任何建設性，我看過最普遍的說法有「xxx良心被狗吃了嗎？」「xx黨，不意外」等等。這不算是參與政治，只是嘴砲而已。在質疑政策失當時，真正重要的是督促政府出面解釋，提出改善的方法，和預防錯誤再次發生。前幾年瑞典右派聯盟提出一個創造更多勞動階層工作機會的方案，那就是減免餐飲業的稅目，希望透過鼓勵餐廳雇用更多人手來刺激勞動市場。兩年後，有媒體計算出來，這兩年國家因為這個政策而損失的社會成本，和真正創造出來的工作機會完全不成正比。這些數據造成民眾質疑的聲浪。面對輿論壓力，執政黨出面解釋，分析他們此項政策也鼓勵了新餐廳開業，同時降低了餐廳價格，刺激更多餐飲消費，如果綜合這些因素，確實可以平衡社會成本，長遠來看還可望促進成長。他們也瞭解到餐廳老闆雇用更多人手時，其實有很多隱藏的成本，所以提出了幾個方案，希望讓餐飲業雇人更簡單。經過了政府的分析之後，有很多人表示理解。(也有很多人不買單，最近社民黨一入內閣就提議要取消這個對餐飲業的稅率優惠。)
以上是一個瑞典的人民、媒體和政府機關分析和探討政策的典型例子，仔細想想，我們在台灣鮮少能讀到媒體有如此具體的分析，鮮少能聽到台灣民眾不帶嘴砲的聲浪，更別說得到政府即時切題的回應。這絕對是一個朝野全體努力的方向。越是就事論事的輿論，越能督促政府。漫天開罵只會讓他們有機會模糊焦點，或是找一個讓民眾可以指著鼻子罵的代罪羔羊，讓真正的議題不了了之。坦白說，所有政黨的最高守則都是鞏固選票。台灣的政黨一直以來可以用打族群情感牌來吸引票源，模糊其他議題，是讓臺灣民主進程跛腳的主因，我希望台灣的政黨今後有個民主政黨該有的樣子，拿出實際政策來說服選民。同時每一個公民對公眾事務的批判能力也非提升不可。無論你投的是不是柯p，現在已成定局，如果有不滿，請把它轉化為有建設性的批評和質疑。在瑞典，右派聯盟這八年來有許多對公共部門的改革，也受到了社民黨支持者的肯定，社民黨政府宣佈將在維持這些改革的基礎上繼續推動社會福利。所以理論上，只要政府能有效被監督，不管選戰誰贏了誰輸了，每一個人民都是贏家。
台灣人討論政治時的另一個現象是一種被媒體牽動的餘興文化。這次六都選戰打得火熱，我最愛每天上網看選戰新聞 ，娛樂性十足，然而我們每天討論的議題總是隨媒體起舞，今天報導了什麼大家就一窩蜂討論，隔天又有新的。瑞典的選戰相較之下單調多了，主流報刊一定會把主要版面留給幾個重大主題：經濟，社福，教育，環境，歐盟，兩性等等。每次在選舉前，瑞典報紙的版面常常滿滿的都是圖表和解釋，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呈現瑞典在這些主題上的現況和展望。可能有這十年來瑞典電力的各種能源分佈，指出不同黨對核能的政見。或是這十年來社會各階層的收入曲線圖來說明瑞典的收入發展，指出高階層的收入增加速率比其他階層高了好幾倍，造成社會不平等加深等等。
臺灣媒體常用政治人物的言行互動吸引我們的視線，讓我們忘了還有更重要事要討論。其實一個再熱門的話題，如果對社會未來沒有什麼實質的後續影響，那充其量不過是餘興。當然我不是說我們不應該有點餘興，但是很多人覺得看了這些餘興話題，耍耍嘴皮子，就是討論政治了，卻不自知把花邊新聞誤當成了真正的資訊，是很危險的。
以上是根據我對瑞典社會的一點點瞭解，反思台灣民主的一些淺見。民主法治這個字眼聽起來很高尚，但是相反的，民主法治恰恰就是建立在人心一點都不高尚，還會不斷犯錯的假設上。就算是民主發展再完善的國家，也會不斷地發生錯誤和弊案，重點是在面對人性弱點的時候，我們怎麼減低損失，預防重演。我感覺台灣絕對有潛力成為全亞洲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發展最成熟，最適於居住的地方。
（作者台大中文系畢業，瑞典隆德大學東亞政治碩士）
左和右是政治光譜上的這兩個面向，涵蓋的層面很廣，但是在政黨政治中最常被用來劃分對社會正義和自由市場經濟的見解，直接影響一個政黨的施政方針。大致上，偏左的理念包括了資源和收入的重新分配，認為社會進步的指標體現在一般大眾的福利上，試圖干涉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等；而右派精神認為每一個人的價值都取決於自身，社會的進步來自於個體追求卓越的力量，應該容許市場和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等。在這個光譜上的定位決定了一個政黨在經濟、社會、文化上幾乎所有政策的基調。在民主制度較先進成熟的國家，通常每個學生在義務教育階段就必須學習和理解這個基本的概念。這個概念為選民和政黨在分析和評估政策方針實提供了一種默契，一套互相理解的語言。當然，這兩種意識形態體現的是每一個人的價值觀和對社會公義的見解，沒有人能斷言孰優孰劣。
很可惜的是，有很多比較年輕的民主國家，雖然進口了整套選舉代議制度，卻對左右概念瞭解不深，甚至帶有很深的誤解。在台灣，我們的義務教育沒有系統地介紹這些觀念，我們固有的歷史經驗也讓我們對所有偏左字眼帶有很盲目的恐懼。偏左思想常常被等同於共產極權，社會主義常和毛澤東和史達林的臉產生聯想。我在這個社會中長大，對政治思想還一知半解的時候，來到了歐洲。頭一年，每當歐洲人介紹自己是左翼Left-wing，還有在街上遇到民眾遊行支持社會主義的時候，我都會下意識地冒冷汗。那時我才驚覺教育和社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妖魔化特定字眼的深刻效果。
現在全球大部分較發達的民主政體，都是以偏左、偏右來區分的政黨理念，而台灣因為左右思想的真空，加上根植於社會的統獨問題，形成了完全以族群背景來劃分的四不像政黨政治。幾年前，我試圖在政治的光譜上定位歐美幾個國家和台灣的政黨，但是卻無法區分臺灣兩大黨。國民黨身為一個典型的建國政黨，一黨獨大幾十個年頭，為社會中的保守力量發聲並不稀奇，而民進黨身為一個帶有草根氣質的資深在野黨，似乎有一種為勞工大眾喉舌的形象，但是如果比較這兩個政黨的實際政策導向，除了中國議題以外，我感覺不到任何決定性的區別。
換句話說，中華民國民主憲政一百多年，也由兩個右派政黨執政了一百多年。這個現象當然會釀成社會隱憂，我想這一代臺灣人都感受到了，這個隱憂讓我們的生育率是世界數一數二的低，讓我們的房價/收入比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高，讓《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提驚呼，台灣的GDP都到哪去了？所以我這幾年來不斷問自己：「臺灣的偏左意識在哪裡？」我不肖想台灣突然出現類似西北歐福利國家的左派政黨，但是出現中間偏左的溫和政黨也許不無可能？
看著最近幾年台灣的公民運動開始發酵，一直到柯文哲的市政白皮書達到一個頂點——如果我們把柯文哲的政見和歐美的偏左政策放在一起，會發現驚人的相似度。重新分配資源，公共房屋和社會照顧，都是典型靠左的語言。所以這次柯文哲的獲勝，我個人把它視為台灣偏左意識的覺醒，是台灣自從普選以來最具歷史意義的一個民主里程碑。
然而就事實來看，在大部分選民不自覺地與左派政策越看越對眼，但是對左右觀點還不太孰悉或帶有誤解的情況下，未來柯文哲團隊可能會面臨的一些危機。因此我想就瑞典這八年來左右派政黨輪替的經驗，提出以下三點，作為臺北市民監督柯政府時的一個參考。
第一、瞭解無論是左是右，都有極限
我覺得清楚左右概念最大的好處不只是讓民眾和政府機關對施政方向更有默契，最可貴的一點，是它也讓選民知道在擁護一個方針的同時，也要做出犧牲。八年前瑞典是由社民黨執政的。社民黨全名社會民主工人黨，就是走出「瑞典模式」，提出以社會主義修正自由市場的瑞典左派大黨。這個政黨上一次開始執政是在九零年代，然而在步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略顯疲態，公共部門膨大，效率不彰，適逢全球金融危機卻無法提出有力的對策。因此在2006年大選，輸給了以瑞典溫和黨為首的右派聯盟。右派聯盟在這八年提倡公共部門資源緊縮，獎勵競爭，全面降低所得稅，增加企業減稅項目，同時瑞典溫和黨籍的經濟部長用鼓勵私人企業和刺激內需市場等策略，帶著瑞典幾乎毫髮無傷地走出了金融危機。然而，就在上個月的大選，右派聯盟失去了關鍵選票，讓社民黨再次成為了議會中的最大黨。
為什麼瑞典今年選擇了社民黨？簡單的說，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在右派聯盟大力「拼經濟」的同時，對社會服務部門也造成許多傷害。舉例來說，右派聯盟發起了所謂的「營利性公共設施」，比方說盈利診所，這些盈利診所就像瑞典的其他公立診所一樣，都是免費的，但是盈利診所可以透過改善效率或是增加病人人數製造盈餘收入。這個方法的目的是導入市場機制，提升競爭和效率。這個策略在診所部份的效果不錯，醫療服務的平均等候時間比以前短了很多，但是在教育部門卻帶來更大的問題，很多盈利中學為吸引學生，有的開始花錢做廣告，有的用每人一台Macbook當作號召，然而為了壓低成本，學校的圖書館、實驗室等公共建設的品質越來越低，用在給每個學生的經費也越來越少。
另外，瑞典很多中產階級也意識到，雖然他們因為減稅，每年多了幾萬塊錢可以去西班牙度假，但是大企業卻在同時享受了更優惠的稅目減免，對國家整體稅收造成的衝擊比他們預期的還大，最後他們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
右派聯盟內閣有很多「會做事」的人，這點民眾也都理解，當溫和黨的經濟部長卸任時，許多社民黨的民眾也給他最大的掌聲和感謝，一位英國的政論記者還開玩笑說，如果你們不要他，可不可以把他借給英國？瑞典人不要他不是因為他不會做事，而是他們已經看到了偏右政府的極限。沒有一個政黨的方針是永久的解答，國內外局勢不斷在變遷，現在瑞典選了社民黨，但是誰也不知道未來瑞典需要的是什麼，政黨只有把皮繃緊了，想辦法讓民眾滿意。人民用手中的選票逼迫政黨不停進行良性競爭，這才是民主代議政治的本意。
第二，瞭解稅制
我們一天到晚聽到臺灣人喊「中華民國萬萬稅」。但是只要看一下下面幾個國家的總稅收占生產總值排行，就可以看出 「中華民國萬萬稅」只是一個迷思。
付稅這件事是直覺和邏輯的拉扯。就直覺來說沒有人願意把辛辛苦苦賺的錢拿出來，但同時我們也理解，我們期待的社會改革和福利，沒有一項不是要用稅收來實踐的。柯P如果要實踐他提出的市政，很有可能在未來必須增加一些稅率或是稅目。而因為所得稅率採累進制，加上資產稅的課徵，到時候越有錢有資產的人會受到越大的衝擊，也會越想盡辦法來反對。那時候他們一定又會拿「中華民國萬萬稅」這個說法做為號召，因為這招幾乎屢試不爽！我希望臺灣大眾不要再掉入這個圈套。那些人不會告訴你的是，當你慶幸自己省下了那幾趴的稅，他們省下的可能足夠營運好幾家公立托兒所。這就是瑞典這麼多人明明知道每年要多付一些稅，還是寧願投社民黨的原因。其實現在世界上幾乎找不到另一個像台灣在稅制上這麼優待富人的民主政體了，就連最保守的美國共和黨和日本自民黨，都要給他們的一般大眾一點面子。
另外，我也聽過很多台灣人說，與其要求富人付稅，達到資源重新分配，還不如努力加油，讓自己也躋身富人的行列。我沒有聽過比這更謬誤的想法了！可悲的是，真的很多人被這個信仰牽著鼻子走。這個心態造成的現實是社福措施的普遍缺乏，和社會不平等的加劇，讓受薪階層在公司爆肝賺房租錢，還擔心沒錢撫養下一代。事實上，個人追求致富和社會福利不應該互相衝突，在西北歐的福利國家也有很多有錢人，他們住的房子，開的車，享受的地位，都是一般人得不到的，只是他們社會責任也相對比較高，如此而已。
第三，參與政治
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感是增進社會福利和公共建設的關鍵，這個信賴感只能建立在完全開放透明的政府機關，和理性的監督和質詢上。柯P在政見中已經承諾要將財政透明化，假設他做到這點，那剩下的就是在野、媒體、和人民監督的功夫了。關於這點，我在這裡想提出兩個現象供大家思考。
第一個現象是台灣的「嘴砲」文化。當執政者政策失當，我們的回應常常不具任何建設性，我看過最普遍的說法有「xxx良心被狗吃了嗎？」「xx黨，不意外」等等。這不算是參與政治，只是嘴砲而已。在質疑政策失當時，真正重要的是督促政府出面解釋，提出改善的方法，和預防錯誤再次發生。前幾年瑞典右派聯盟提出一個創造更多勞動階層工作機會的方案，那就是減免餐飲業的稅目，希望透過鼓勵餐廳雇用更多人手來刺激勞動市場。兩年後，有媒體計算出來，這兩年國家因為這個政策而損失的社會成本，和真正創造出來的工作機會完全不成正比。這些數據造成民眾質疑的聲浪。面對輿論壓力，執政黨出面解釋，分析他們此項政策也鼓勵了新餐廳開業，同時降低了餐廳價格，刺激更多餐飲消費，如果綜合這些因素，確實可以平衡社會成本，長遠來看還可望促進成長。他們也瞭解到餐廳老闆雇用更多人手時，其實有很多隱藏的成本，所以提出了幾個方案，希望讓餐飲業雇人更簡單。經過了政府的分析之後，有很多人表示理解。(也有很多人不買單，最近社民黨一入內閣就提議要取消這個對餐飲業的稅率優惠。)
以上是一個瑞典的人民、媒體和政府機關分析和探討政策的典型例子，仔細想想，我們在台灣鮮少能讀到媒體有如此具體的分析，鮮少能聽到台灣民眾不帶嘴砲的聲浪，更別說得到政府即時切題的回應。這絕對是一個朝野全體努力的方向。越是就事論事的輿論，越能督促政府。漫天開罵只會讓他們有機會模糊焦點，或是找一個讓民眾可以指著鼻子罵的代罪羔羊，讓真正的議題不了了之。坦白說，所有政黨的最高守則都是鞏固選票。台灣的政黨一直以來可以用打族群情感牌來吸引票源，模糊其他議題，是讓臺灣民主進程跛腳的主因，我希望台灣的政黨今後有個民主政黨該有的樣子，拿出實際政策來說服選民。同時每一個公民對公眾事務的批判能力也非提升不可。無論你投的是不是柯p，現在已成定局，如果有不滿，請把它轉化為有建設性的批評和質疑。在瑞典，右派聯盟這八年來有許多對公共部門的改革，也受到了社民黨支持者的肯定，社民黨政府宣佈將在維持這些改革的基礎上繼續推動社會福利。所以理論上，只要政府能有效被監督，不管選戰誰贏了誰輸了，每一個人民都是贏家。
台灣人討論政治時的另一個現象是一種被媒體牽動的餘興文化。這次六都選戰打得火熱，我最愛每天上網看選戰新聞 ，娛樂性十足，然而我們每天討論的議題總是隨媒體起舞，今天報導了什麼大家就一窩蜂討論，隔天又有新的。瑞典的選戰相較之下單調多了，主流報刊一定會把主要版面留給幾個重大主題：經濟，社福，教育，環境，歐盟，兩性等等。每次在選舉前，瑞典報紙的版面常常滿滿的都是圖表和解釋，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呈現瑞典在這些主題上的現況和展望。可能有這十年來瑞典電力的各種能源分佈，指出不同黨對核能的政見。或是這十年來社會各階層的收入曲線圖來說明瑞典的收入發展，指出高階層的收入增加速率比其他階層高了好幾倍，造成社會不平等加深等等。
臺灣媒體常用政治人物的言行互動吸引我們的視線，讓我們忘了還有更重要事要討論。其實一個再熱門的話題，如果對社會未來沒有什麼實質的後續影響，那充其量不過是餘興。當然我不是說我們不應該有點餘興，但是很多人覺得看了這些餘興話題，耍耍嘴皮子，就是討論政治了，卻不自知把花邊新聞誤當成了真正的資訊，是很危險的。
以上是根據我對瑞典社會的一點點瞭解，反思台灣民主的一些淺見。民主法治這個字眼聽起來很高尚，但是相反的，民主法治恰恰就是建立在人心一點都不高尚，還會不斷犯錯的假設上。就算是民主發展再完善的國家，也會不斷地發生錯誤和弊案，重點是在面對人性弱點的時候，我們怎麼減低損失，預防重演。我感覺台灣絕對有潛力成為全亞洲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發展最成熟，最適於居住的地方。
（作者台大中文系畢業，瑞典隆德大學東亞政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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