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臺北市第6屆市長選舉，今日晚間6點進行第二場公辦政見發表會，以下為柯文哲之發言全文：
柯文哲︰
主持人，電視機前的市民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年的2月16號，大夜，我還在值班，2月17號早上8點，我脫下了醫師服掛在牆上，走出台大醫院，一個人開始這場台北市長的選舉，在當時有很多人替我擔心，這柯文哲到底選的下去嗎？他又沒有政黨的奧援，又沒有財團的支持，只憑他一個人到底要怎麼選，他真的選的下去嗎？他可以撐多久？
事實上，我當時的感覺就好像1492年的哥倫布，正要航向一個不可知的世界，但是雖然是航向不可知的世界，我還是有兩個信念，那就是「心存善念」、「盡力而為」，什麼叫心存善念，希望台灣因為有我能變得更好，再來就是盡力而為，畢竟世間的一切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們也只能盡力而為。
事實上我在台大醫院工作30年，一向就是用這兩個原則，特別是在急診和加護病房，我們是沒辦法選擇病人的，都是病人送到你面前的，我們在救病人的時候也沒有分他的貧富貴賤男女老幼，更不論藍綠，我們只有一個單純信念就是要讓他們恢復健康，同時我們也知道醫生是人不是神，只能盡力去做，當然也不能保證每個病人都能救活，因此心存善念、盡力而為就是我的人生哲學。
這場選舉在精神上，我繼承台大醫學院的前輩蔣渭水，在進行一場台灣的文化運動，今天在錦西街的蔣渭水紀念公園，可以看到蔣渭水的銅像，他一手提著醫生的看診包，代表醫病、醫社會、醫國家，另一手抱著書本，代表新文化、新觀念、新知識。蔣渭水提出一個概念，如果不能改變台灣人的思想與文化，這個社會運動是不會成功的。只可惜因為蔣渭水醫生不到40歲就過世，留下一句「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我，繼承蔣渭水的精神來打這場台北市市長的選舉，在選舉過程當中，沒想到在選戰中領略到五權憲法和黨國機制的威力，不過我把各種折磨當成成為台北市長的磨練而已。我也認為在過程中遇到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因為有這些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我們今天才會出來。希望台灣的社會將來不會再遇到這些不合理的事情。
就好像在MG149的這個案子當中，對手不用說明資料到底怎麼來的，可是我們卻被迫回答一些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細節的資料，因為誰會有12年前的資料，甚至後來在公布台大醫院的帳戶以後，竟然在過去兩年當中和我有關的一些機構，甚至只是請我去演講就被查稅，為了打擊柯文哲，因為打不到我，結果我在台大醫院的助理，被檢調前前後後傳訊了八次；台大醫院院長也被叫到立法院罰站一天；審計部審計長被立法委員罵他混吃等死，他就很認真的查，查了兩個禮拜，他說他真的看不出哪裡不法，結果被K了一頓，回去又很努力看了一些帳戶，還是查無不法，最後被罵說跟台大醫院串供，還叫他要知所進退。為了打擊一個柯文哲，等於在侮辱全部的公務員。
從興票案到宇昌案，到MG149，其實手法都差不多，就是利用國家公權力去蒐集一些資料，配合各種動作，在打擊競選對手，企圖在選戰當中獲勝。
我要問的是，如果在一個選戰過程中，都用不正當、不道德的手段，這種人有一天當選了，拿到了執政權，他會正當、道德的執政嗎？這是要提醒大家的。
所幸這場MG149對本人並沒造成太大傷害，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從興票案、宇昌案到MG149，一次又一次，台灣人民總是會進步，可以重複宇昌案手段，卻無法達到宇昌案同樣的效果，台灣人民總是會慢慢進步，只是在進步的過程中，讓我們思考一些問題，到底為何會出現這些力量，這種黑暗力量，在進行一種不公平的選舉。
在這選舉當中，我用白色力量做為號召，我想到現在為止對方陣營也非常納悶，這白色的力量到底怎麼形成，我認為這場選舉，它有一個代表字叫choice，就好像歐巴馬在選美國總統，他用一個代表字「Chang」，我也用一個字代表，叫「choice選擇」，就是台灣歷史方向、社會價值的選擇。
什麼叫做台灣歷史方向的選擇，因為，我們思考看看，過去20年，台灣政治最大的問題就是藍綠惡鬥，而且常常鬥的沒有是非、沒有道理，在這場選舉當中，有人就企圖拉回意識型態對立，讓這個國家繼續內鬥繼續空轉。我如果要贏得這場選舉，就要讓台灣人民，特別是台北市民相信，除了藍綠以外，這個國家還有更重要的事情，不管是社會公益、公平正義，不管它是生活品質或是行政效率，總要讓他們相信，我們必須至少暫時擺脫藍綠互鬥的泥淖，讓國家走向一個團結和諧的新時代，因此這場選舉，是歷史方面的選擇，也是社會價值的選擇。
我要說的是，在這場選舉當中，其實問題不是藍綠，而是黑白、是對錯。在整場選舉當中，可以比較，我們是一個很誠懇的態度，我每次都告訴我們的競選團隊，如果有選擇，應當選擇以「正面」、進步的方向，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當中，我們不斷把這種觀念貫徹在我們的選舉當中。比方說，我們不插旗子、不貼大招牌、沒有買公車廣告，沒有買報紙廣告，甚至我們也公佈競選經費，甚至在募款到一個程度，超過法令上限後就停止募款。
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過程當中，我們一直表現出相信正面的態度，甚至在辯論會中，面對公民團體，我們也是一種誠懇的態度，認為公民提問就是要去應付台北市政府的一個試金石。所以我們不會事先去打聽人家的題目。所以我想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為什麼我說「社會價值的選擇」，因為，比藍綠更重要的是黑白對錯，這就是一個社會價值的選擇。我要告訴台灣人民的是，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難道你們不知道嗎？我們在一場選舉當中，它就是一個社會價值的選擇。
我經過苦讀才考上台大醫學系，經過嚴格的醫師訓練，得到醫師的專業，憑著專業在這個社會立足。我們認真工作、養家活口，也許有人說醫生的薪水很高，但是要跟大家講，如果除以工作時間，其實醫生的薪水很低，我們去買了房子，到現在我還在繳房貸。可是，我們雖然辛苦，但至少在心裡有一個相信的價值，那就是「只要努力就能成功」，但在年輕一代根本感受不到，這是最大的危機。為什麼，因為台灣政商關係太複雜，已經到了權貴世襲的程度。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局面，我覺得很大的理由是意識型態的對立，台灣變成一個分裂的國家，有一道隱形、冰冷、看不到的圍牆，把這個國家分成藍綠、統獨、皇民與國民、平民與權貴，這道圍牆就是憑著這些意識型態高築起來的，因此我們今天所看到這些不公不義的政治就是在靠這些高牆在保護，因此在這場選舉中，我要以愛推倒這些高牆，我們必須結束對立，叫罵跟仇恨。因為在這圍牆的兩邊是互相不信任、互相仇視，就像有很多人願意來幫我上課，願意當我的市政顧問團，幫我寫柯P新政，但當問他們願不願意公布名字他又不敢，表示這無形的圍牆是真的存在，這國家是真的被切割的，我想這就是阻礙這個國家進步的原因，也是造成台灣社會不公不義的現象。
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這是一場以文化為主體的社會運動，這也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以改變政治文化為訴求的選戰。因此我要以愛為名進行這場改變文化的社會運動。這個社會運動就是，以愛和擁抱推倒高牆，來讓台北重生。我們必須集合起來用選票來推倒高牆，公義使邦國高舉，和解讓城市重生。在高牆倒下的那一剎那，在這土地上會重新升起愛與和平。
我在這裡鄭重宣示，我如果當選，任內不會加入任何政黨，我也會要求我的一級主管不要參加政黨活動，因為我們讓台灣社會至少有一片淨土，可以重新開機，可以讓台灣暫時擺脫藍綠互鬥的泥淖。
我要向台北市的公務員喊話，我認為公務員是最優秀的，特別是台北市的公務員，他們都是公務員裡最優秀的一批，從現在開始，我如果真的當選台北市長，你們不需要服務政治，不需要服務政黨，你們只需要服務台北市民，因為我是無黨籍，因此我沒有政黨奧援，如果我做的不好，很快就會被兩黨攻擊，因此我一定會戰戰兢兢，把握每一分每一秒，企圖把台北市政府做的更好。
在整個競選過程當中，我的特色就是，每次都花2到3小時在台北市各地方去走，然後拜訪當地的議員、里民，實際了解到底台北市有哪些問題，在這城市小旅行過程，我慢慢發現一些問題，我到蘭州國宅，相當的驚訝，一個城市兩個世界，台北是怎麼會有這麼貧民戶的地方，我也到過南機場國宅，理論上他們是一樣舊的地方，可是因為有一個資深里長─方荷生里長，他用一個愛的精神，在那個地方經營了十幾年，透過社區營造，讓那個地方保持一個比較進步、比較好的生活環境，我去看得時候就覺得，政府真的做得太少了，應該可以幫助更多，如果願意去做，里長就可做到這種程度，如果以整個市政府的力量去做，應該可以做的更好。
在這場選舉當中，我維持一個一貫的政治理念，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這是我的政治理念，因此我如果當台北市長，市政府各局處的會議記錄一定上網公告，除非你跟我說這涉及國家機密，同樣的，所有的結算，項目跟金額也上網公告，事實上，在過去競選過程當中，我也開始試驗這個概念，因為我們就是把競選經費全部都公告給大家看。
市政府的資料，所謂「Open Data Open Government」我們會把各局處的資料盡量公開，不僅把已有的資料公開，甚至我們還會產生更多的資料，我認為在這個城市，應當蒐集更多的資料，包括交通流量、溫度器、風向等等，也就是說，政府有一個任務，就是蒐集足夠的資料，不但以人可以讀的形式，甚至要以機器可以讀的形式，方便這些資料給老百姓使用，會發現新的問題、產生答案，所謂資料海量分析，我認為資料越公開、越透明，會讓城市的弊端減少，讓城市更容易進步，也更容易讓我們發現問題在哪裡，更容易找出好的解決方案。
另外，所以開放政府全民參與，我們提出了參與是預算的概念。過去預算就是政府來編，我認為透過社區營造方式，我們可以讓社團、讓地區、讓村里提出企劃案。這些企劃案透過專家、公民團體評估以後，如果通過，還可以編入各局處的預算去執行。因此，參與式預算，讓人民有提案的權利。而會議紀錄的公開、決策項目的公開也是讓人民有審議的權利，我認為讓人民有提案權與審議權，這是落實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精神。
我最近所說的i-Voting，我認為人事由一個人決定，不如由一群人決定，因此在我們局處長，如果我當台北市長的話，局處長的遴選，不會是由市長一個人做決定，我們會成立遴選委員會，當然我也知道，有時候革命要分階段，沒辦法一次到位，理論上局處長應該是跟業務相關的人共同來決定人事任命跟考核，不過因為沒有辦法一次到位，所以目前有某些局處還是只有遴選委員會，但是我認為，等到這種制度慢慢成熟後，可以慢慢擴大這個人事任命跟考核基礎。
事實上所有這些i-Voting的概念，我在台大醫院當主任的時候，已經試驗過很多遍，沒有問題。比如說護理長就要被護理師評分，主治醫生也要被護理師評分，透過這種互相評分方式，以前用E-mail就能投票，我認為現在網路的時代更加進步，用智慧手機投票不是困難事。因此，i-Voting這種概念，擴大參與，在實務上是可行的，因為過去十幾年來，我在台大醫院當主任就是這樣做。為了達到這種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我如果當台北市長以後，我會設立公民參與委員會來處理這些相關事務。
當上台北市長，我們的目標願景是什麼？我提出的，公益社會、文化城市、健康安全、關懷分享、社區營造、公開透明，這六大願景，首先來說明，這六大願景有哪些政策是迫切需要執行，第一個就是居住正義，高房價、高房租的確是市民最痛恨的地方，可是，這種問題不可能一天去打房價讓他掉下去。
曾經有人說在兩年內要讓房價掉30％，我認為不太可能，而且引起併發症更高。我們只能保證市民有房子住，但不保證市民有房子買。如何讓市民有房子住，第一，租金補貼，或是政府來辦租屋的機制，目前台北市有8％的空屋，如果推動這8％的空屋進入市場，這也是需要考量的目標。再來，公共住宅，只租不賣的公共住宅才是解決方案，至少要達到5％。因為美日就是6％。
過去所謂的合宜住宅就是房子蓋好以後 他以低於市價、七成的價格賣出。事實上以市價七成，年輕人還是買不起，而且這種房子一旦賣出去就更沒有轉圜的空間，因此至少要達到5%只租不賣的公共住宅，這是解決居住問題一個很重要的方法，我們之所以提出5萬戶只租不賣的公用住宅是因為台北市大概就是100萬戶，學理上5％才會達到效果，這是為什麼我們提出5萬戶只租不賣的公共住宅。
另外，公辦都更，其實價格就是兩個因素決定，供跟需，也就是供應跟需要，過去台北市政府公布一個都市更新獎勵條例，然後就甚麼事都不做，讓住戶和建商自己想辦法，結果這個都市更新條例通過15年完成多少戶的房子？很少，表示說土法不足以執行。困難的都市更新必須政府自己跳下來主導，政府才有足夠的公信力和公權力，如果沒有政府介入，事實上只要牽涉道路重劃，這種都市更新都不可能執行，沒有政府的參與下他只能算是住屋翻新而已。
公辦都更就是要讓政府用公權力跟公信力，還有一個公共資源，以蘭州國宅為例，那些人你沒有蓋一個地方讓他們有替代空間，他們是不可能搬走的，那他們要住哪裡？因此公辦都更是解決都市更新一個很重要的方法，事實上沒有政府參與是不可能推動的，必須由政府來出面解決前面的問題，至於後面的建築就保留彈性由住戶自己處理，最困難的部分還是要由政府出面處理。
智慧城市的基礎必須建立，有一次我拜訪台北市電腦公會，當時童子賢理事長就說，台北市先做到三件事就好，自由上網、有地方喝水、有地方上廁所，聽起來似乎簡單，但是上網的概念其實是基礎建設。台北市做為一個智慧城市的，他的基礎建設還要更大的努力，另外為何主張悠遊卡要開放，捷運不應該只有悠遊卡一家公司，應當開放，因為電子商務的基礎須建立在開放的態度。只有在平台做的更好時，電子商務才能推廣，其他包括智慧建築、智慧交通，甚至智慧教育，在目前電子事業這麼發達，其實老師上課可拍成影片，甚至改編互動式教學，讓學生可根據適當的速度去學習，老師則變成解決疑惑或提供一些生活知識的改變。我要講的是，台灣在電腦上是很先進的國家，可是我們沒有充分使用這些IT產業，因此智慧城市是我努力的目標。
在社會福利方面，雖然0~2歲的托嬰，我個人是反對廣設托嬰中心。政策的執行不能淪為樂透式的選擇，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托育中心，而讓人民去抽籤，而且大部分還是抽不到，我不認為這是好的政策。因此如何利用家庭保母、社區保母，由政府補助，至少可以控制保母的品質，做媒合的工作，讓年輕的父母在社區就能找到適當的保母，這才是努力的目標。
在這個概念之下，對2到6歲的幼稚園，或是6到15歲的安親班，既然目前的學校有足夠空地，理論上應該可以釋放出來，但是他們用很便宜的租金租給民間團體經營，基本上我還是相信民營的概念，因為民營才有競爭力，只是政府可以用他的公共資源，讓民間以較少成本來經營，因此在空間的供給或教材的補助，但還是維持私營的企業，來經營這些幼稚園跟安親班，這就是公私合營的態度。
至於銀髮族，台北已經進入一個高齡的城市，整個台灣也是，銀髮族的照顧並不是說要維持社區性、完整性、在地性，我並不覺得蓋一個大的安養中心來解決老人是一個好的問題，老人還是要在地老化、在地安養，但以社區為範圍，大概一個國中的範圍，對健康的老人只需要一個活動中心，甚至只要一個健康中心來處理他們的問題。老人還是志工很好的來源，甚至也會是社會企業重要的人力來源，因此健康的老人只需要一個健康中心。
狀況差的老人需要的是日間托老所，再加上附設日間餐廳，再差一點的老人也許他需要人力充足的日間照護中心，更差的或許就是護理之家，更差的，包括三管的病人，就需要醫院。老人的照護不是一套打遍天下，他必須在一個社區內，依據各種老人不同的需要，提供他的服務機構，來達到社區性、在地性、完整性的老人照護。
對醫療體系，最主要目標是讓人民健康，不是等他生病後再來看病，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必須回復社區醫院的角色，他的重點應當是居家護理、居家安寧、個案管理、長照服務、社區防疫、公共衛生，更往前還有注重營養和運動，讓台北市民有一個更健康的生活，而不是等到他生病再來醫療，所有這些社會福利都必須政府透過民間團體，與在地的力量結合，社會福利不太可能靠著政府全部承坦，這撐不久的，所以社會福利事業，必須是政府規劃引導，但是要運用民間的力量，社會企業的方式，來發揮它的效果。
我理想的台北市六大願景，公益社會，他是可以做對的事情的社會，他是一個文化城市，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想著要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台灣給下一代，心中有一個歷史感，常常想著這個問題，當你心中有一個這樣的想法時，你的做法都會不一樣，它應該是一個健康安全的社會，它是一個促進健康，保證人民食衣住行安全的社會，它必須是一個關懷分享的社會，最起碼，教育跟醫療機會要均等，因為比貧富懸殊更可怕的是貧富世襲，當一個社會的階層失去流動，這是革命的前兆；再來，社區營造，我希望台北市是一個人與人之間充滿互動的社會，而不是一個水泥叢林，最後公開透明，我堅信公開透明是解決弊端的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公益社會、文化城市、健康安全、關懷分享、社區營造、公開透明，就是我的台北市六大願景。
最後我要講一個概念，One City One Family，在一個城市中我們就像兄弟姐妹一樣，家人會有爭吵，但家人不會分離，家人還是必須合起來一起去解決問題，有人說仇恨的力量很大，但我要說愛的力量可以更大更長久，我們必須一起以愛的精神推倒這些冰冷的高牆。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這是一場以文化為主體的社會運動，事實上，這場選舉也是一個價值的選擇，我相信我選擇的價值，我越走越堅定，我也會盡全力把它做到最好，我要讓下一代有追求公平正義的決心。
有一次我去高雄醫學院演講，我問台下的學生你相信公平正義嗎，他搖頭，我說你相信政治誠信嗎，他也搖頭，我說我今天來演講的目的就是讓每個人相信它原本應該相信的東西。各位市民同胞，我們在這場選舉當中，一個很重要的要點就是要找回我們原本應該要相信的東西，為什麼我們今天沒有追求一個對的事情的決心，這就是這場選舉當中最重要的，因此，這場選舉有兩個字決定我們的勝敗「相信」。相信改變可以成真，相信公平正義可以實現，相信自己手中的一票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也相信自己手中的一票可以改變台灣的歷史，市民同胞們，讓我們相信11月29號可以改變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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