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可亮 / 著‧張志銘/ 譯
這家寺院超渡死者不分國籍，包括在台日本人和台灣人。可是被中國人接收之後，將警備總部第二處設置於此，我想，這是連親鸞上人也料想不到的歷史性笑話吧！
樞要部以第二處藉「整理情報」、「收集情報」之名，進行逮捕、監禁、拷問之實。
第二處的處長林秀鑾、副處長姚虎臣，這二人的名字我一輩子都記得。
我一被送進西本願寺，報上姓名、年齡、本籍、現住所、職業、家庭狀況、友人關係之後，所有的東西，包括錢包、記事本、手錶、眼鏡等全被沒收。聽說這是防止犯人自殺的措施。像內褲的褲帶、鞋子旳鞋帶等繩索類的東西也全被取走。
我用鈕扣繫住褲頭，裏面的內褲則像包尿布一樣垂下來（這樣根本無法自由走動）。我才正愁著不知如何是好時，眼睛又被蒙起來。我在西本願寺囚禁期間，眼罩一直都沒被拿下來過。
隨後，我被二個士兵捆上五花大綁。因為雙手被反綁之後，繩子再穿過頸部、雙臂、雙腕，並且在這五個部位打結；打結的樣子很像花瓣，所以稱做五花大綁。這種綁法專門用來對付重刑犯。如果犯人越掙扎，繩結就束得越緊，除非是會縮骨功的忍者，否則根本逃脫不掉。
我在囚衣背後被寫上34，此後「34號」這個號碼就成了我的名字。他們把我拖過長廊，丟入牢裡。我的腳絆到其他囚犯因而跌倒，身體壓在其他人身上。只聽到他們微弱的呻呤「噯唷，噯唷．．．」此外，再也沒有人發出聲音。整個囚室充滿停屍間窒人鼻息的沈默氣氛，我們只能坐以待斃。
矇上眼罩，當然是為了不讓囚犯看到監獄內部的情況，同時，也是不讓囚犯們彼此互相認識。因此，囚犯們深刻地感受到恐怖至極的孤獨感和緊張的氣氛，更別提神經之緊繃狀態了。士兵恫嚇道：「不要說話！」沒有一個囚犯敢吭一聲。即使不是這樣，囚犯當中也可能混雜著特務；而特務的殘酷手段，在這次的逮捕行動當中，每個都有難忘的親身經歷呢。
然而，人類真能忍耐極限狀態。不只忍耐，還有適應。日漸一日，囚犯們膽量越來越大。我也趁監視較為疏忽的夜晚，把臉靠上冰冷的水泥壁，將眼罩褪下來。我也稍有勇氣和旁邊的人囁囁私語。和旁邊的人熟識之後，將眼罩褪下來會更容易。
在那兒看到的盡是頭髮蓬鬆，滿嘴鬍鬚，憔悴至極的容貌。也有幾張我認識的臉孔在內。恕我不能說出名字，因為其中至少有二人現在住在東京。
第二天十四日，許多囚犯被送進來。最高峰是十五日。我的囚房約二間八疊大的面積，一共塞了七十多人進來，教人根本無法橫臥。即使要靠在牆壁上睡一覺，也是相當辛苦。而像這樣的囚房，另外還有好多間呢。
我身上一直都穿著被逮捕那天的衣服，而且連臉都不得洗上一次。
吃飯、大便的時候，眼罩還是不能拿下來，頂多只是放鬆雙手，從「五花大綁」變成「三花大綁」而已。伙食只有一碗飯，上面放一些蘿蔔干或煮白菜之類的菜餚而已。如果因為伙食不好而拒吃的話，也會被守衛拳打腳踢，斥責道：「幹嘛不吃！」
廁所在囚房外面。如果一喊：「我要大便。」守衛就會鬆綁，將囚犯帶到高約六十公分馬桶旁邊，叫他蹲下。結綁的繩索會吃進皮膚，囚犯們必須忍耐到忍不住為止。衛生紙只給一張。如廁，一張衛生紙而已，哪能清潔乾淨？世上再沒有比這個更不衛生的了。每個囚犯本來就都已散發出體臭，加上累積在褲內的糞臭，整個囚房就都充滿了令人做嘔的臭味。慘遭如此不人道的待遇，我們宛若置身於人間地獄。
囚犯每天都被叫出去拷問口供。拷問室雖然和囚房隔了一段距離，但是囚犯被逼供的慘叫聲依然清淅入耳。囚犯一進入拷問室就被迫坐上張小板凳。許多囚犯以為詢問官會坐在前面的桌子，卻突然地被從後面大叫一聲，嚇得差點心跳停止。然後，又會從右邊或左邊向囚犯大聲叫罵。經過這般的拷問之後，誰還有足夠的心思去編織謊言呢？ 「34號，你為什麼會到這裡來，知道嗎？」
「不知道。我才想請你告訴我呢。」
「你還囂張什麼，給我打！」
啪、啪地，我被賞了幾記耳光。我知道這幾下還算是輕的。
「你在什麼地方和林樑材見面的？」還在問林樑材，真不像話。
「我不認識這個人。」
「你還裝蒜，打！」
一種叫做「跪鐵鍊」的拷問，是教犯人坐上鐵鍊，讓鐵鍊的凹凸不平，叫人疼痛不已。還有一種「踏木桿」，教人跨坐到一根削尖的木材上，然後由二個人用力從肩膀下壓，屁股嵌入木桿，痛的連尿都會閃出來。也有人陰莖被通電流，因而喪失生殖能力。聽說在詢問室的隔壁，一些被判死判的囚犯還被用來練習空手道呢。甚至曾經謠傳，死去的人的鬼魂經常出現。
除非入夜以後，否則在白天的時間裡，面對淡水河的後院時常傳來槍聲。不用說，一定是槍決。有單發的手槍聲就心跳加速，全身發抖，日久習慣之後，我反而想，即使是槍斃，我們也是無可奈何。每天的牢獄生活不但時間長，而且令人絕望。我感覺到體力日漸衰弱，即使可以撐到僥倖出獄，也沒有自信能夠在此後的社會上生活。更何況在這兒，每天還要受到疲勞審問的痛苦和恐怖。遭遇這種劫難，最後又難逃一死的話，倒不如痛快地讓我一死，還算功德一件呢。
人類似乎是覺悟一死，心情反而輕鬆的動物。一位懂得手相的人告訴我：「你的生命線延伸這麼長，一定會得到貴人相助，千萬不可放棄希望。」
一般人被說命好，多少都會覺得高興，我卻不以為然。因為算出的命好也就罷了，算出的命不好卻只會整日擔心。
只是，他們說我和台灣共產黨的林樑材同謀造反，無論如何，都不能教我心服口服。我抵死抗辯。於是，他們從另一個角度詰問我：「不然，你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我父親是外交官，我在北京出生，到國外留學過一段時間。回國後，任教於各大學」我就記憶所及，詳細供述。
和王育霖認識，是某一個晚上的事。有個人突然從旁邊跟我說話，我嚇了一跳。
「我叫王育霖，是建國中學的老師，也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我有個弟弟在台南。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裡的話，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最後被關在西本願寺的事。」
「沒問題，我叫歐陽可亮。我們大概沒救了吧？不過，像你說的，我也要拜託你，如果是你離開這裡的話，請把我的事情轉告大同的林挺生。」
「林挺生，他是早我一年的高中學長。」
我不記得王育霖到西本願寺是十四日或十五日，不過確定是比我晚進去的。他什麼時候死的，我也不知道。到我離開西本願寺的三月底為止，他應該都還活著的。
有一天，我也被宣判「處死」。算起來這已是第三次判我死刑了。我心裡想，這下子完蛋了。然而，出乎意料地，二、三天之後，我竟被帶離西本願寺，轉監到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軍法處在成功中學東邊不遠之處。到那兒之後，眼罩終於可以拿下來。
第二處釋放囚犯時，並不把囚犯的眼罩拿掉。聽說有人被放到田野；當前來耕田的農夫叫他，他戰戰競競取下眼罩，才驚覺自己是在郊外的田間。
在軍法處，由一位陳姓軍法官負責審問我：
「你為什麼被他們抓去？」
「不知道。」
「你放心好了。那邊雖然沒有法律，這裡則一切依法行事。到這裡來，你就保住一條命了。不過，你要實話實說才行。」
實話實說可以保住一條命的話，我當然照辦。
「沒問題，你儘管問罷。」
「你的罪狀之一是二二八事件當時，擔任『自強報』的總編輯，而『自強報』則不斷地發表社論，抨擊政府。」
「不對，那時候我不是總編輯。『自強報』在合法登記期間，我是總編輯沒錯，但是，一年多以前『自強報』早已停刊了。」
「那你在大同上班，二二八當時有沒有利用公司的車子，到永樂町和林樑材開會？」
「誰是林樑材？我根本不認識呀！」
「你不要說謊，林樑材逃去哪裏了？」
「不知道的事就是不知道呀！」
「你是共產黨嗎？」
「絕對沒那回事。」
「那是民主同盟囉？」
「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從沒參加過任何黨派。國民黨也好，共產黨、民主同盟，統統沒有參加。」
「嗯，那給我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還要再說一遍呀，我心裏厭煩地想著。陳姓軍法官一面對照西本願時送來的口供記錄，查驗符不符合。
「你們的大本營延安，已被我軍占領了，你知道嗎？」
「不知道，延安不是我的大本營，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是嗎？你被逮捕之後，三月十九日胡宗南的部隊占領的。總之，此後你們沒有任何依靠了。」
我沒料到他是如此地根深蒂固，懷疑我是共產黨。
「你和范誦堯副參謀長是什麼關係？」
「我們同是國語禮拜堂的教徒。」
「你和文官長吳鼎昌是什麼關係？」
「他兒子吳元黎和我是中學同學。」
我後來才知道，我太太曾向上海的吳元黎告急，吳元黎再向在南京的父親吳鼎昌求援。聽說吳鼎昌便直接打電話給陳儀，要求他「不要殺歐陽可亮。」
三月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搭機來台。隨員當中有一位總務處長張鶴齡，他是我大舅子張湘澤的同學。我太太也向南京的張鶴齡通知我被捕的事情。張鶴齡來到台北雖然大有幫助，但是，為了探聽我的下落，他也費了相當大的功夫。
因為逮捕的人數眾多，抓人單位又分成好幾個係統，什麼人被關在什麼地方，何時何地已被處決，並沒有詳盡的資料可供查詢。
三月底的某一天，我聽聽到高喊「 34 號、34 號」的聲音。 這時我因身心俱疲，已經陷入虛脫狀態，一瞬間竟忘了 34 號是我的號碼。旁邊的人拍拍我，我才突然發覺，急忙走出牢房，聽到他們對我說：「要送你到軍法處去」。幸好有吳鼎昌的長途電話和張鶴齡的奔走，雙管齊下，我才保住這條小命。
經過前述陳姓軍法官的審問之後，大同的張永聲經理被叫來當我的保人，我才重獲自由。
我一回到家，就先照鏡子看看自己的模樣；結果我看到一張削瘦乾癵，有如鬼怪的臉孔。不止如此，沒多久我就開始喀血。因為不像是肺結核，給醫生檢查的結果，原來是獄中拷問口供的刑求，傷到肺部。我待在家裡靜養將近半年，同時多吃一些奶油和維他命滋補身體。即使到了現在，我也常常去照Ｘ光，擔心是否舊傷會再復發。
我出獄之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應翁節敦牧師的邀請，到國語禮拜堂做見證。我簡單敘述從三月十三日早上被捕，到監禁在西本願寺所經歷的體驗，最後我將得以生還的一切，歸恩於蒙受我主的眷顧。做見證是早上的事。結果，我回家之後，約下午二點正想睡個午覺時，來了幾個便衣，把我抓到第二處處長林秀鑾的官邸。林處長不胖不瘦，外表看來氣質柔和。
「今天早上，你在國語禮拜堂亂講話喲。內部的事情怎能對外公開呢。若不是看在你是張湘澤妹婿的份上，我包管你今天回不了家。從今以後，嘴巴給我小心一點！」
我打從心底起了寒顫，原來連國語禮拜堂裏面都有佈建線民，否則我的見證，第二處不會這麼快就知道。林秀鑾和張湘澤是日本的軍校同學，所以彼此認識。如果我先前就知道他們有這層關係，一定可以更早離開西本願寺的，真是可惜。
不久，林秀鑾辭去第二處處長，遺缺由姚虎臣昇任。姚氏身兼訓練總隊長和綠島集中營主任。訓練總隊的任務是取締和懲戒流氓。所謂流氓，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只要隨便給個流氓的罪名，就可以逮捕任何人。綠島就是叫人聞風喪膽的火燒島，重刑犯都被移送到這個島上。這三個頭銜，隨便一個都足以教人膽顫心驚，何況三項都集於一身呢？所以，沒有人不怕姚虎臣的。對台灣人而言，姚虎臣是最可怕的人物。
如眾周知，四月二十二日魏道明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取代陳儀。姚虎臣卻不受高層人事異動的影響，仍然保持這三個職位。其權勢之不可一世，可想而知。
五月的某一天，姚虎臣很鄭重地寄來一張邀請函，內容是「明晚六點，於蓬萊閣恭侯光臨。」
譯者補記
原載《台灣史料研究》第11號／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1998年5月出版
日文原文登載於「台灣獨立聯盟」在日本發行的 《台灣青年》198期，1977.4.5
西本願寺的正式名稱是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台灣別院。它 橫跨台北市新起町一丁目到六丁目，佔地達三千八百四十四坪多，以建坪有三百零二坪的本堂為中心，附屬建築物包括鐘樓會館、倉庫、 宿舍及幼稚園等。本堂的外觀和東京築地的西本願寺極為相似。這間 大寺院從昭和三年四月破土開工，到昭和九年四月峻工，前後花了六年的時間。
歐陽可亮簡歷
歐陽可亮先生，一九一八年出生於北京，三歲至八歲跟隨外交官的父 親住過南美的智利。歸國後，即立志於做書法家。曾任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講師、台北「大同工業職校」教師、日本外務省研修所、拓 殖大學教授、產能大學客座教授。一九五四年攜眷赴日，住在東京三 鷹市。一九九二年五月，因「心不全」病逝於八王子市的養老院。
這家寺院超渡死者不分國籍，包括在台日本人和台灣人。可是被中國人接收之後，將警備總部第二處設置於此，我想，這是連親鸞上人也料想不到的歷史性笑話吧！
樞要部以第二處藉「整理情報」、「收集情報」之名，進行逮捕、監禁、拷問之實。
第二處的處長林秀鑾、副處長姚虎臣，這二人的名字我一輩子都記得。
我一被送進西本願寺，報上姓名、年齡、本籍、現住所、職業、家庭狀況、友人關係之後，所有的東西，包括錢包、記事本、手錶、眼鏡等全被沒收。聽說這是防止犯人自殺的措施。像內褲的褲帶、鞋子旳鞋帶等繩索類的東西也全被取走。
我用鈕扣繫住褲頭，裏面的內褲則像包尿布一樣垂下來（這樣根本無法自由走動）。我才正愁著不知如何是好時，眼睛又被蒙起來。我在西本願寺囚禁期間，眼罩一直都沒被拿下來過。
隨後，我被二個士兵捆上五花大綁。因為雙手被反綁之後，繩子再穿過頸部、雙臂、雙腕，並且在這五個部位打結；打結的樣子很像花瓣，所以稱做五花大綁。這種綁法專門用來對付重刑犯。如果犯人越掙扎，繩結就束得越緊，除非是會縮骨功的忍者，否則根本逃脫不掉。
我在囚衣背後被寫上34，此後「34號」這個號碼就成了我的名字。他們把我拖過長廊，丟入牢裡。我的腳絆到其他囚犯因而跌倒，身體壓在其他人身上。只聽到他們微弱的呻呤「噯唷，噯唷．．．」此外，再也沒有人發出聲音。整個囚室充滿停屍間窒人鼻息的沈默氣氛，我們只能坐以待斃。
矇上眼罩，當然是為了不讓囚犯看到監獄內部的情況，同時，也是不讓囚犯們彼此互相認識。因此，囚犯們深刻地感受到恐怖至極的孤獨感和緊張的氣氛，更別提神經之緊繃狀態了。士兵恫嚇道：「不要說話！」沒有一個囚犯敢吭一聲。即使不是這樣，囚犯當中也可能混雜著特務；而特務的殘酷手段，在這次的逮捕行動當中，每個都有難忘的親身經歷呢。
然而，人類真能忍耐極限狀態。不只忍耐，還有適應。日漸一日，囚犯們膽量越來越大。我也趁監視較為疏忽的夜晚，把臉靠上冰冷的水泥壁，將眼罩褪下來。我也稍有勇氣和旁邊的人囁囁私語。和旁邊的人熟識之後，將眼罩褪下來會更容易。
在那兒看到的盡是頭髮蓬鬆，滿嘴鬍鬚，憔悴至極的容貌。也有幾張我認識的臉孔在內。恕我不能說出名字，因為其中至少有二人現在住在東京。
第二天十四日，許多囚犯被送進來。最高峰是十五日。我的囚房約二間八疊大的面積，一共塞了七十多人進來，教人根本無法橫臥。即使要靠在牆壁上睡一覺，也是相當辛苦。而像這樣的囚房，另外還有好多間呢。
我身上一直都穿著被逮捕那天的衣服，而且連臉都不得洗上一次。
吃飯、大便的時候，眼罩還是不能拿下來，頂多只是放鬆雙手，從「五花大綁」變成「三花大綁」而已。伙食只有一碗飯，上面放一些蘿蔔干或煮白菜之類的菜餚而已。如果因為伙食不好而拒吃的話，也會被守衛拳打腳踢，斥責道：「幹嘛不吃！」
廁所在囚房外面。如果一喊：「我要大便。」守衛就會鬆綁，將囚犯帶到高約六十公分馬桶旁邊，叫他蹲下。結綁的繩索會吃進皮膚，囚犯們必須忍耐到忍不住為止。衛生紙只給一張。如廁，一張衛生紙而已，哪能清潔乾淨？世上再沒有比這個更不衛生的了。每個囚犯本來就都已散發出體臭，加上累積在褲內的糞臭，整個囚房就都充滿了令人做嘔的臭味。慘遭如此不人道的待遇，我們宛若置身於人間地獄。
囚犯每天都被叫出去拷問口供。拷問室雖然和囚房隔了一段距離，但是囚犯被逼供的慘叫聲依然清淅入耳。囚犯一進入拷問室就被迫坐上張小板凳。許多囚犯以為詢問官會坐在前面的桌子，卻突然地被從後面大叫一聲，嚇得差點心跳停止。然後，又會從右邊或左邊向囚犯大聲叫罵。經過這般的拷問之後，誰還有足夠的心思去編織謊言呢？ 「34號，你為什麼會到這裡來，知道嗎？」
「不知道。我才想請你告訴我呢。」
「你還囂張什麼，給我打！」
啪、啪地，我被賞了幾記耳光。我知道這幾下還算是輕的。
「你在什麼地方和林樑材見面的？」還在問林樑材，真不像話。
「我不認識這個人。」
「你還裝蒜，打！」
一種叫做「跪鐵鍊」的拷問，是教犯人坐上鐵鍊，讓鐵鍊的凹凸不平，叫人疼痛不已。還有一種「踏木桿」，教人跨坐到一根削尖的木材上，然後由二個人用力從肩膀下壓，屁股嵌入木桿，痛的連尿都會閃出來。也有人陰莖被通電流，因而喪失生殖能力。聽說在詢問室的隔壁，一些被判死判的囚犯還被用來練習空手道呢。甚至曾經謠傳，死去的人的鬼魂經常出現。
除非入夜以後，否則在白天的時間裡，面對淡水河的後院時常傳來槍聲。不用說，一定是槍決。有單發的手槍聲就心跳加速，全身發抖，日久習慣之後，我反而想，即使是槍斃，我們也是無可奈何。每天的牢獄生活不但時間長，而且令人絕望。我感覺到體力日漸衰弱，即使可以撐到僥倖出獄，也沒有自信能夠在此後的社會上生活。更何況在這兒，每天還要受到疲勞審問的痛苦和恐怖。遭遇這種劫難，最後又難逃一死的話，倒不如痛快地讓我一死，還算功德一件呢。
人類似乎是覺悟一死，心情反而輕鬆的動物。一位懂得手相的人告訴我：「你的生命線延伸這麼長，一定會得到貴人相助，千萬不可放棄希望。」
一般人被說命好，多少都會覺得高興，我卻不以為然。因為算出的命好也就罷了，算出的命不好卻只會整日擔心。
只是，他們說我和台灣共產黨的林樑材同謀造反，無論如何，都不能教我心服口服。我抵死抗辯。於是，他們從另一個角度詰問我：「不然，你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我父親是外交官，我在北京出生，到國外留學過一段時間。回國後，任教於各大學」我就記憶所及，詳細供述。
和王育霖認識，是某一個晚上的事。有個人突然從旁邊跟我說話，我嚇了一跳。
「我叫王育霖，是建國中學的老師，也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我有個弟弟在台南。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裡的話，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最後被關在西本願寺的事。」
「沒問題，我叫歐陽可亮。我們大概沒救了吧？不過，像你說的，我也要拜託你，如果是你離開這裡的話，請把我的事情轉告大同的林挺生。」
「林挺生，他是早我一年的高中學長。」
我不記得王育霖到西本願寺是十四日或十五日，不過確定是比我晚進去的。他什麼時候死的，我也不知道。到我離開西本願寺的三月底為止，他應該都還活著的。
有一天，我也被宣判「處死」。算起來這已是第三次判我死刑了。我心裡想，這下子完蛋了。然而，出乎意料地，二、三天之後，我竟被帶離西本願寺，轉監到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軍法處在成功中學東邊不遠之處。到那兒之後，眼罩終於可以拿下來。
第二處釋放囚犯時，並不把囚犯的眼罩拿掉。聽說有人被放到田野；當前來耕田的農夫叫他，他戰戰競競取下眼罩，才驚覺自己是在郊外的田間。
在軍法處，由一位陳姓軍法官負責審問我：
「你為什麼被他們抓去？」
「不知道。」
「你放心好了。那邊雖然沒有法律，這裡則一切依法行事。到這裡來，你就保住一條命了。不過，你要實話實說才行。」
實話實說可以保住一條命的話，我當然照辦。
「沒問題，你儘管問罷。」
「你的罪狀之一是二二八事件當時，擔任『自強報』的總編輯，而『自強報』則不斷地發表社論，抨擊政府。」
「不對，那時候我不是總編輯。『自強報』在合法登記期間，我是總編輯沒錯，但是，一年多以前『自強報』早已停刊了。」
「那你在大同上班，二二八當時有沒有利用公司的車子，到永樂町和林樑材開會？」
「誰是林樑材？我根本不認識呀！」
「你不要說謊，林樑材逃去哪裏了？」
「不知道的事就是不知道呀！」
「你是共產黨嗎？」
「絕對沒那回事。」
「那是民主同盟囉？」
「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從沒參加過任何黨派。國民黨也好，共產黨、民主同盟，統統沒有參加。」
「嗯，那給我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還要再說一遍呀，我心裏厭煩地想著。陳姓軍法官一面對照西本願時送來的口供記錄，查驗符不符合。
「你們的大本營延安，已被我軍占領了，你知道嗎？」
「不知道，延安不是我的大本營，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是嗎？你被逮捕之後，三月十九日胡宗南的部隊占領的。總之，此後你們沒有任何依靠了。」
我沒料到他是如此地根深蒂固，懷疑我是共產黨。
「你和范誦堯副參謀長是什麼關係？」
「我們同是國語禮拜堂的教徒。」
「你和文官長吳鼎昌是什麼關係？」
「他兒子吳元黎和我是中學同學。」
我後來才知道，我太太曾向上海的吳元黎告急，吳元黎再向在南京的父親吳鼎昌求援。聽說吳鼎昌便直接打電話給陳儀，要求他「不要殺歐陽可亮。」
三月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搭機來台。隨員當中有一位總務處長張鶴齡，他是我大舅子張湘澤的同學。我太太也向南京的張鶴齡通知我被捕的事情。張鶴齡來到台北雖然大有幫助，但是，為了探聽我的下落，他也費了相當大的功夫。
因為逮捕的人數眾多，抓人單位又分成好幾個係統，什麼人被關在什麼地方，何時何地已被處決，並沒有詳盡的資料可供查詢。
三月底的某一天，我聽聽到高喊「 34 號、34 號」的聲音。 這時我因身心俱疲，已經陷入虛脫狀態，一瞬間竟忘了 34 號是我的號碼。旁邊的人拍拍我，我才突然發覺，急忙走出牢房，聽到他們對我說：「要送你到軍法處去」。幸好有吳鼎昌的長途電話和張鶴齡的奔走，雙管齊下，我才保住這條小命。
經過前述陳姓軍法官的審問之後，大同的張永聲經理被叫來當我的保人，我才重獲自由。
我一回到家，就先照鏡子看看自己的模樣；結果我看到一張削瘦乾癵，有如鬼怪的臉孔。不止如此，沒多久我就開始喀血。因為不像是肺結核，給醫生檢查的結果，原來是獄中拷問口供的刑求，傷到肺部。我待在家裡靜養將近半年，同時多吃一些奶油和維他命滋補身體。即使到了現在，我也常常去照Ｘ光，擔心是否舊傷會再復發。
我出獄之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應翁節敦牧師的邀請，到國語禮拜堂做見證。我簡單敘述從三月十三日早上被捕，到監禁在西本願寺所經歷的體驗，最後我將得以生還的一切，歸恩於蒙受我主的眷顧。做見證是早上的事。結果，我回家之後，約下午二點正想睡個午覺時，來了幾個便衣，把我抓到第二處處長林秀鑾的官邸。林處長不胖不瘦，外表看來氣質柔和。
「今天早上，你在國語禮拜堂亂講話喲。內部的事情怎能對外公開呢。若不是看在你是張湘澤妹婿的份上，我包管你今天回不了家。從今以後，嘴巴給我小心一點！」
我打從心底起了寒顫，原來連國語禮拜堂裏面都有佈建線民，否則我的見證，第二處不會這麼快就知道。林秀鑾和張湘澤是日本的軍校同學，所以彼此認識。如果我先前就知道他們有這層關係，一定可以更早離開西本願寺的，真是可惜。
不久，林秀鑾辭去第二處處長，遺缺由姚虎臣昇任。姚氏身兼訓練總隊長和綠島集中營主任。訓練總隊的任務是取締和懲戒流氓。所謂流氓，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只要隨便給個流氓的罪名，就可以逮捕任何人。綠島就是叫人聞風喪膽的火燒島，重刑犯都被移送到這個島上。這三個頭銜，隨便一個都足以教人膽顫心驚，何況三項都集於一身呢？所以，沒有人不怕姚虎臣的。對台灣人而言，姚虎臣是最可怕的人物。
如眾周知，四月二十二日魏道明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取代陳儀。姚虎臣卻不受高層人事異動的影響，仍然保持這三個職位。其權勢之不可一世，可想而知。
五月的某一天，姚虎臣很鄭重地寄來一張邀請函，內容是「明晚六點，於蓬萊閣恭侯光臨。」
譯者補記
原載《台灣史料研究》第11號／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1998年5月出版
日文原文登載於「台灣獨立聯盟」在日本發行的 《台灣青年》198期，1977.4.5
西本願寺的正式名稱是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台灣別院。它 橫跨台北市新起町一丁目到六丁目，佔地達三千八百四十四坪多，以建坪有三百零二坪的本堂為中心，附屬建築物包括鐘樓會館、倉庫、 宿舍及幼稚園等。本堂的外觀和東京築地的西本願寺極為相似。這間 大寺院從昭和三年四月破土開工，到昭和九年四月峻工，前後花了六年的時間。
歐陽可亮簡歷
歐陽可亮先生，一九一八年出生於北京，三歲至八歲跟隨外交官的父 親住過南美的智利。歸國後，即立志於做書法家。曾任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講師、台北「大同工業職校」教師、日本外務省研修所、拓 殖大學教授、產能大學客座教授。一九五四年攜眷赴日，住在東京三 鷹市。一九九二年五月，因「心不全」病逝於八王子市的養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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