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來只是認為，馬政府的所作所為，頂多需要改寫政治學教科書裡像是「責任政治」的定義、或者憲法中明定的總統與閣揆權力分際，沒想到前幾天聽到馬一席「容忍比自由更為重要」的講話，才赫然發現在他的執政下，連中文辭典可能也要改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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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引用胡適這句「容忍比自由更為重要」的句子，是為了告訴國人要容忍不同的意見（其實就是他的意見），他認為台灣民主還有很多改進的空間，尤其是法治的部份有待加強。看完他的講話，我都傻了，他不是握有過半國會，集所有權力於一身的當今總統嗎？法治程度不夠，不就是因為他的政黨一天到晚買票、縱容檢調對異己者實施政治辦案嗎？而所謂該容忍歧見的，不就是他自己那種背離主流民意卻一意辜行的態度嗎？為什麼他可以講的事不關己，「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胡適的「容忍比自由更為重要」一說，出自《容忍與自由》一文。這篇文章的緣起，是因為1959年1月，「自由中國」雜誌刊登了兩篇署名「陳懷琪」的文章「軍人也贊成反對黨」和「革命軍人為何以『狗』自居」。事後工兵基地勤務處的陳懷琪中校在中央日報上刊登告示，並函文控告雷震偽造文書，並批評「自由中國」誹謗國家元首，將雷震告上法庭。
不過「自由中國」的編輯卻發現，署名陳懷琪的文章和後來函告「自由中國」偽造文書的筆跡，是同一人所寫，這很可能是當時政戰幹部有意為難「自由中國」、警告雷震的打壓手段。當時的政戰首腦是沒人惹的起的國民黨少主蔣經國，但一有不少國民黨開明派對蔣拙劣的壓迫手段心生不爽，因此此事在調解後不了了之，蔣既沒有趁機清理「自由中國」，「自由中國」也透漏不想把事情鬧大的態度。
事後胡適寫了「容忍與自由」一文，他說「一切對異己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是由於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這篇文章的矛頭很明顯是指向蔣氏父子，要他們體會「容忍比自由更為重要」，而不是要民眾容忍政府胡作非為。馬英九引用這樣的文章，卻是要大家容忍他所領導的政府的一意孤行與庸懦無能。這要不是中文造詣欠佳誤讀，不然就是有意曲解胡適的話，來為當權者（他自己）張目。
在馬英九心理，這句話的意思好像變成民眾要先容忍不同意見，然後才能體會自由的可貴，但他呢，好像對於所有不同意見都裝作沒聽見，即使他自己聘任的國策顧問跟他說了「服務貿易協定」不能簽，他也只是忙著解釋，而不是想想人家的建言有沒有道理。依照他的想法，胡適這話恐怕得解釋成人民應該要容忍政府愚蠢的所作所為，因為容忍才能擁有自由。
「容忍與自由」應該是胡適對蔣家父子火力最威猛的一篇文章，但蔣氏父子的對言論自由的容忍程度和馬英九如出一轍，都對異己採取不妥協的態度，並要異己先學會容忍政府。「陳懷琪事件」不久之後，蔣政權的眼中釘雷震終於因為政治迫害而入獄，蔣介石召見胡適，提及雷案，蔣說「胡先生同我向來是感情很好的，但是這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們政府。」（1960/11/18胡適日記）
依照胡適日記為本，撰寫《重尋胡適歷程》的余英時解讀這篇日記，認為蔣介石根本對胡適提起的雷案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比起雷案，蔣更在意的是胡適個人對蔣的認同有沒有改變。余英時認為，胡適對蔣介石這種套交情、引同調的想法耿耿於懷，認為蔣根本不知道他在講什麼，他所談的是政府能不能容忍異己，而蔣在意的卻是異己能不能引為同調。從這樣的史事回頭看來，馬英九言必稱蔣經國，也有其道理。他與蔣氏父子對於自由、民主、容忍的認識，程度其實差不多。比起道理的爭辯，他們都更在乎個人的情誼，而比起對批評的容忍，他們顯然都更在意能不能將之引為同調。
胡適是古早人，他所處的時代裡，自由其實少的可憐。他謹小慎微，不願生事；不像衝決網羅的雷震，胡適總在自由派和統治集團之間嘗試要調和些什麼。他所主張的今日看來，往往都是落後的，但在那個保守的年代裡，匍伏前進一小步，可能比起身衝鋒卻戰死更具有意義。馬英九在民主時代當了總統，在他的統治下，台灣的自由度逐年倒退，民主的危機迫在眉睫，他兩手一攤，什麼也不作，只是告訴大家要容忍他的無能。這種對於民主自由的認識程度，如果沒有得到蔣氏父子的嫡傳，恐怕也不是普通人可以輕易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