邇近中國廣佈流連的H7N9疫情，到底感染實情為何？是否已蛻變至「人傳人」之境地？畢竟在威權中國資訊不透明之慣性下，沒人膽敢確鑿地說此疫情的真實進展為何。中國之所以常能讓某些不想人知的「實情」處於模糊薄膜的背後，常有賴於配合官方的學者專家的幫忙遮掩所致。
因此，威權的惡，之所以能夠遂行，並不只來自惡之統治者，更多是來自於配合、迎合惡之踐行的尋常人等共砌而成的「平庸邪惡」高牆，何況是惡之體制運轉中，以「專業」身份給予肯認背書的環節。
同理，台灣威權之惡的遂行，不也正是如此？！是故，一種類似後殖民問題意識初衷：「殖民主雖離去了，可殖民狀態卻未能解除」的殖民殘餘(通常是殖民文化)問題，卻提醒我等，「威權主義」並不會隨著選舉投票的到來而消失，反以制度或文化為表現的威權殘餘，繼續拖扯住那往民主方向前進的蹣跚步履。
底下邱煌達先生鍥而不捨地追尋小兒死因真相的故事，講述的正是包覆在「專業」之後的威權遺產，並讓威權慣行得以延續的故事。
圖說：邱煌達先生跟大多數市井小民一樣，原對政治高度冷感。經過追查小兒死亡真相的奮鬥對抗之後，邱先生瞭解威權政治之可佈，從此便在關心台灣社會與政治的社團中擔任志工，至今已十年之久，邱煌達提供。
「抑制」腦脊髓膜炎流行的功臣—邱煌達先生
邱煌達，一位再尋常不過的高雄市民，為了追出兒子的死亡真相，卻意外地成了抑制台灣腦脊髓膜炎流行個案的功臣。2001年5月底，邱煌達次子邱界喬入伍一個半月的光景，卻因發燒送醫後莫名猝死。
儘管，台灣社會已從威權轉型為民主，但軍中人權依舊不忍卒睹。但在軍中人權運動的壓力下，軍方也懂得利用專家學者的背書，以搪塞掉種種軍中意外死亡的真相要求。
於是，國防部便找出長期合作的疾病管制專家，給了家屬淡漠的一句感染「腦脊髓膜炎」的致死說詞，企圖掩蓋掉死亡的真相。年輕力壯的20初頭，怎會如此就變成一具冷冰冰的屍體呢？
悲傷難抑的邱煌達，發現軍方解釋不僅漏洞百出，且「腦脊髓膜炎」與兒子死癥，更相去甚多，為了讓兒子能安心離去，邱煌達便不惜花光積蓄，把遺體冰凍了兩年，以便與草菅人命的軍方和御用專家的偽專業背書奮戰到底。
圖說：奮戰了兩年多，才推翻專家的任意背書與判斷，邱煌達提供。
隨著契而不捨的追查，並在高雄市前衛生局局長韓明榮醫師與人權律師郭憲彰等人無私的幫忙之下，終於揪出軍醫院的醫療疏失，才是導致兒子致死的主因，國防部為此還受到監察院的糾正。
有趣的是，就在邱煌達為了真相踽踽奔走的2001與2002這兩年，正是1990年代以來台灣腦脊髓膜炎個案發生率最高的兩個年度，分別高達四十幾例，且多數集中在軍中。迨至，邱煌達次子死因真相曝光後，腦脊髓膜炎的年度個案數，方從2003年開始腰斬至每年20例左右的統計常態水準。
於是，邱煌達先生不屈不撓的追索次子死因真相，對抗學者草率地利用專業身份的共謀背書，卻也離奇地抑制住台灣「腦脊髓膜炎」流行個案的非常態拔高現象。2003年9月，為愛子冤死多方奔波的父親邱煌達，終可讓兒子入土為安，但對軍方欺瞞，以及利用學者專業背書的共謀手法，卻相當不能諒解。
對家屬而言，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可是在邱煌達先生的努力下，不僅對軍方不能再草率地用「腦脊髓膜炎」的遁詞搪塞掉無故蒸發的生命，而對軍中人權裨益造福甚多，更對「腦脊髓膜炎」案例異常升高所可能導致的公衛防疫與醫療資源的錯置浪費，有著無與倫比的貢獻呢。
圖說：先有「真相」，繼之平反，恢復該有的正義，才是受害家屬能把傷痛卸下的第一步。邱先生為了真相，不顧民間喪葬避忌，硬是把兒子遺體冰凍兩年，求得便是那個難得的「真相」。有趣的是，掩蓋真相的相關人等，依舊未受任何懲罰，邱煌達提供。
躲在「專家」與「專業」後面的威權主義遺留
邱煌達替小兒真相奔走的過程中最感棘手的即是：推翻專家的金口證言。或許，對邱煌達而言，小兒死因真相是躲在軍中欠缺人權的隱匿慣性；但對台灣社會而言，這個真相卻是在披著「專家」面目為表現的威權殘餘所刻意掩蓋的啊。
那此種威權殘餘消失了嗎？答案是否定的。當去年美牛進口爭議之際，看似不同的專業意見之間，也發現某些熟悉專家面孔出面力陳「吃美牛打NBA」之時，我等才驚覺，表面看來是或是專家的科學見解差異，但背後可能是從威權時期一路走來，便始終配合如一的「專家」之惡哩？！
我們才知曉，威權並非復辟，而是在延續？！威權的表現也可能不是張牙舞爪，而是躲在看似專業理性之後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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