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4-18
◎王丹
方老師走了，對我來說，像是看著一個時代逐漸遠去。這個時代，就是1980年代。我們知道，1980年代，是中國的理想主義的年代，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對祖國的現狀和未來飽含熱情、積極參與，而方老師，就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導師，更是那個時代的象徵。
最典型的事例是：1989年1月，方勵之老師致信中國最高統治者鄧小平，呼籲釋放政治犯，在當時群情洶湧的中國社會可以說是吹響了號角。隨後中國知識界連續三波大規模簽名運動，整整一代的知識精英幾乎是全軍投入，響應方勵之的號召，這就是1989年學生運動的前聲。
但是，了解方老師的人都會有一個深刻的感受，那就是，做為一個人權活動家，方老師的出發點，是自然科學。北京大學有一個現象，物理系大量出現持不同政見者，從1957年反右運動到1989年民運都是如此。為什麼學物理的人，會特別容易走上反抗專制的道路呢？方勵之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做為一個物理學家，方老師深刻體會到不自由導致的醜陋。1989年上半年，有一次我請他到北大演講。那一次演講極為轟動，北大二教的階梯教室水洩不通，不要說走道，連窗戶上都爬滿了人，我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引領方老師走上講台的。那一天，他演講的題目是：〈物理學與美〉。他說，做為科學的物理學呈現出來的美，是他一生的追求，因此也使得他對於任何不美的東西格外不能接受。而我更知道，專制是美的對立物。難怪很多物理學出身的人會對政治有一份特別的熱情。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方老師是一個政治上的審美者。
方老師對我最大的教誨是在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這個問題上。當我還是一個大一學生的時候，就開始聆聽方老師的教誨，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他對愛因斯坦的推崇。同為物理學家，同樣關注社會事務，方老師希望我們都學習愛因斯坦的精神，那就是：一個知識分子，關心社會不僅是他的權利，更是他的義務。
今天，我們都知道了前者的重要──關心社會，這是我們的基本人權；任何對言論自由的限制，都侵犯了我們關心社會的基本權利。然而，我認為，方老師後一句話的意義更為重大。如果說關心社會是一種權利的話，這樣的關心是消極自由。而在1980年代，方勵之的啟蒙意義就在於，他指出：做為一個知識分子，關心社會，勇於就社會事務發言，這是他對社會的一種義務，對國家的一種承擔，如果一個知識分子關心自己的專業，而放棄社會責任，這樣的知識分子其實是自私的，是反社會的，是失責的。這裡其實就是積極自由的意思。
當知識界正在為開始提出消極自由而激動的時候，方勵之的思想已經來到了積極自由的階段，這就是方勵之對1980年代的重大意義。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那一代人視他為精神導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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