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坐計程車去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時候，明明白白地告訴司機去南海路，司機卻錯誤地將我帶到了二二八紀念公園一隅的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這樣一繞路，比約定的時間遲到了十五分鐘。紀念館的研究員柳照遠早就在門口等待我了。
圖說：紀錄白色恐怖受難者名單的綠島人權紀念碑。圖片來源：維基圖庫。
我為什麼會關心二二八這個議題呢？第一個原因是，中國發生過跟二二八相似的另一場屠殺——六四。如果說二二八是臺灣人的清明節，那麽六四就是中國人的清明節。第二個原因是，在作為基督徒的我看來，每一個生命都是上帝所造、享有上帝所賦予的尊榮與自由。聖經中說，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座紀念碑和紀念館，都是醫治和建造的一部分。
我對二二八的關切，始於「二二八平安運動」最早的發起者蘇南洲，他幾乎是我認識的第一個臺灣朋友和臺灣基督徒，他讓平安的信息與人權的價值緊密相連，讓二二八事件第一次出現在公共領域。這一次，也是他幫我聯繫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參訪的事宜。
南海路五十四號的前世今生
位於南海路五十四號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是一九三一年落成的原台灣教育會館。這棟建筑屬於三十年代初典型的折衷主義風格，外觀呈現從古典主義之西洋歷史式樣，過渡到現代主義之新興自由開放建筑式樣特徵。
柳照遠告訴我，這棟建筑見證了台灣由被殖民、一黨專政轉型爲民主體制的現代史進程，先後扮演、呈現着多種不同的角色和面貌。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創設台灣教育會，由建築師井手薰設計完成台灣教育會館。它不僅是臺灣首座現代化的教育成果展示場地和藝文展覽館，也是當時台灣社會與世界現代藝術的對話窗口。
一九四六年，第一屆台灣省參議會在此舉行成立典禮，這裡成為台灣戰後首要的民主殿堂和台灣人的精神寄託。當時，參議員們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的種種問題，嚴厲批評、暢所欲言，吸引了許多民眾前來旁聽。未曾料到，二二八屠殺發生，若干參議員無辜而遭逮捕或殺害，留下了國家暴力摧殘台灣人才的印記。
一九五九年，美國在臺新聞處遷入此處，在台灣威權統治最嚴苛的年代，這裡成為戒嚴時期台灣獲得歐美消息的重要管道，以及推動台灣民主化與提升現代藝術的重要推手。許多台灣的年輕知識分子，在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館，首次閱讀到《美國獨立宣言》和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新聞處還贊助了《自由中國》、《現代文學》、《大學生活》和《文學雜誌》的刊行。
二零零六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選址於此，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全館開館營運。柳照遠介紹說，半個多世紀以後，該建筑的功能又回歸到「教育」這個概念上，不過當年是日本殖民政府的殖民教育，如今是揭示歷史真相的人權教育。
捷克作家、人權活動家哈維爾說過：「一個犯罪的權力過去是，將來仍然是整個人類社會的一個威脅。」防止當權者作惡，需要成熟的公民社會的監督；而公民社會的成長，則有賴於公民教育的普及。參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覽設置的民間人士曹欽榮，反複向我強調此一觀念。曹欽榮在〈紀念博物館在轉型正義中之角色〉一文中指出：「紀念館或人權博物館不只在展示過去犯罪的權力，它必須廣泛地和當代社會溝通，更具文化說服力地對抗未來各種形式『人類社會的威脅』。」
無疑，這就是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存在的意義：「必須探究歷史真相和轉型正義的關連性，站在人權價值的位置發言，從事紀念館的活動；政黨和人民也必須培養尊重這樣的紀念館的文化使命，紀念館沒有比瞭解民主時代個人公民如何學習新思考型態及行為更重要的事，博物館與社會因此才能共同創造、迎接一個嶄新的博物館人權文化的時代。」如果説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是一艘旗艦，那麽徧佈台灣各地的二二八紀念館和紀念碑都是這支駛向未來的艦隊的一部分。
兩面「哭牆」定格那個人命如蟻的時代
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常設展覽中，有兩面「哭牆」讓我備受震撼。一面是「受難者之墻」，以受難者的不同社會身份歸類，顯示殺戮的殘酷與廣泛。
柳照遠說，與韓國的五一八事件相比較，在臺灣的二二八事件當中，當局的計劃更為周密和陰狠，短短數月間，各行各業的臺灣本土精英消失殆盡，很多人遭到逮捕秘裁、憑空消失、屍骨無存。經過半個世紀的日治時代，臺灣民眾習慣了法治社會的運作方式，認為一個合法的政府必然遵循法治原則，卻沒有想到國民黨政權如同來自蠻荒之地的大恐龍，想打就打、想殺就殺！「我們聽聞哪裡今天又執行槍決，就會趕到那裡，在成堆的屍體中，找尋我的先生。」這是一位受難者家屬的敘述，讀來讓人不寒而慄。
在受難者之墻旁邊，還有一座「受難者檔案高塔」，參觀者可以按照姓氏查找其檔案材料。每一本檔案，每一頁記載，無不怵目驚心、不忍卒讀。臺灣大學代理文學院院長和《民報》社長林茂生，是台灣歷史上取得東京大學文學士號的第一人和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第一位留美博士，曾為哥倫比亞大學河邊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題寫「上帝是愛」的漢文。一九四七年的三月十一日，他在家中被武裝人員帶走，隨後被秘密殺害。如果將林茂生與他的哥大校友胡適的命運作一對比，讓人感概萬千：若非無辜被害，林茂生或許會推動臺灣新文化的發展，並成為「臺灣的胡適」。
另一面按照原樣複制的「施儒珍之墻」，更讓我久久駐足。那夾墻內比世間所有監獄還要狹窄的空間，如何渡過十八年的青蔥歲月？
施儒珍是一名深受日治時代文化協會的啓蒙運動影響的知識青年，眼見二二八屠殺而參與反對國民黨的地下組織。當其他同志紛紛被捕或屈服時，他堅持思想無罪，不肯自首。
於是，擅長水泥工的胞弟在新竹香山家中柴屋的牆壁內，另隔出一道假牆，留下二尺寬的躲藏空間，內放尿桶，供哥哥躲藏其中。每日拆部分磚塊送飯，傍晚五至七點天黑前，讓施儒珍出來放風活動，夜晚再回夾層內，以相思樹燒的灰燼混合水泥再封牆，完全不著痕跡。一九七零年施儒珍因黃疸病逝，被草草掩埋於自家後院。解嚴之後，施家撿骨安魂，這個故事才逐漸流傳開來。
施儒珍自囚期間，歷經了父母被抓去嚴刑拷打；透過牆上的小洞，他親眼看到妻子被警察強暴；父親後來被車撞死；妻子被誘拐到台北賣淫；弟弟自殺身亡。解嚴後，許多秘密文件流傳出來：在蔣經國親手下的絕殺令中，赫然列有這個躲在牆內十八年的名字；而傳聞中蔣經國的某位公子因得梅毒身亡，情治機關一直鎖定的「原兇」，不是別人，正是那位被誘拐到台北賣淫的妻子——她當時在台北名氣之大，被列名於「十二大金釵」之中！
「施儒珍之墻」堪稱臺灣版的安妮的故事。在薩達姆獨裁統治下的伊拉克，通緝犯沙馬里躲藏在一個兩米長、零點六米寬的狹窄地窖中長達二十二年之久。沙馬里比施儒珍幸運，薩達姆政權被美軍推翻後，他死裡逃生，回歸社會，還寫了一本自傳講述自己的經歷。不過，施儒珍的故事也沒有被忘卻：臺灣新銳電影導演林志儒將其改編為一個魔幻現實主義作品《牆之魘》，藉以描繪台灣在高壓統治下的人性扭曲，以及男女主角掙扎在理想、背叛和愛慾關係的複雜心理，這部作品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熱烈迴響。
誰是加害者？誰是說謊者？
二二八屠殺的元凶是誰呢？
紀念館中僅僅列出幾名執行者的名字：時任臺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的陳儀、時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時任廿一師師長的劉雨卿、時任警總參謀長的柯遠芬、時任保密局臺灣站站長的林頂立、時任基隆要塞司令的史宏熹等人。除了陳儀在國共內戰中企圖投共而被蔣介石下令槍決外，後來這些人大多飛黃騰達，死後甚至入祀忠烈祠。
然而，這些人只是執行者，元凶是誰呢？雖然迄今為止並未發現當時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的親筆手令，但蔣介石無疑是二二八的罪魁禍首。正如鄧小平並未留下下令六四屠殺的手令，但鄧小平絕對無法推卸這一歷史責任一樣。在獨裁政體下，除了獨裁者之外，誰能隨心所欲地調動軍隊對人民開槍呢？
狡猾的鄧小平吩咐後人將其骨灰撒入大海之中，即便以後有人企圖鞭屍，亦無從下手；自大的蔣介石則在生前命令將其屍體暫時安置在慈湖，以待日後反攻大陸成功，再安葬在其家鄉浙江奉化。
由於真實的歷史被遮蔽，由於轉型正義未來全面啓動，作為總統的馬英九一面赴慈湖拜謁兩蔣的屍體，一面又參加紀念二二八屠殺的活動，將加害者與受害者一鍋煮，人格分裂、荒腔走板，無過於此。
二零一二年，立法委員段宜康在立法院質詢龍應臺時，有一段精彩的對話：
段宜康：請問加害者是誰？你能不能告訴我，這個事件、這段歷史總應有個最高負責者應負起這個責任吧？不論這是那個人下令、默許或坐享其成，請問是誰要負起最後、最大的責任？
龍應台：段委員，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段宜康：這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問題，誰掌握的權力最大，誰就要負責！
龍應台：因為權力是一個個人，也是一個結構，當它是一個結構時，它就非常複雜。
龍應臺始終不敢說出蔣介石的名字來。她也算是半個德國人了，若是德國的文化部長，能夠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慘劇，要由複雜的權力結構負責，而不應當怪罪希特勒一個人」嗎？這名標榜說真話的作家，一旦當上了部長，頓時成為謊言的淵藪。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中也缺乏對蔣介石罪行的探討。其管理方是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該基金會以「委託行政」的方式運作，董事會由政府代表、學者、社會公正人士以及受難者家屬代表組成。這種組成模式，使政府成為「後臺老闆」，以一雙看不見的手干預追索歷史真相的努力。
因此，秉持民間立場的學者曹欽榮批評說，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很少着力於對受害者及人民說明清楚，「誰下令、誰對誰做了什麽，以致無數人失蹤、被槍決、被關，今後防止國家暴力再犯之道」，這是其現存的重大侷限以及未來可以彌補的地方。
沒有加害者，也就是沒有真相；而沒有真相，也就沒有寬恕與和解。撕裂的臺灣社會，何時迎來縫補的那一天？
引用:鯨魚網站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140318#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