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228》口述歷史。（攝影／潘小俠、鍾宜杰）
真相只有一個，而解釋真相卻有各種立場與方法。
「如果沒有我們八年抗戰打敗日本鬼子，哪來台灣光復？」
「你們這些數典忘祖的亡國奴」。
這就是「祖國同胞」對「次等國民」的驕傲心態。
台灣人流淚歡迎一群面黃肌瘦，背著鍋子、雨傘，穿草鞋、衣衫襤褸的祖國大軍，卻驚訝地看到他們隨地大小便、吐痰，不會使用電燈和水龍頭，不會騎腳踏車，吃飯、買東西不付錢的「台灣人解放者」們，實在傻眼。
陳儀一行迅速接收日偽財產110億台幣（當時等於55億美元），20萬戶住宅宿舍，7家銀行及30億日台圓、65座機場、9百多架飛機、2千多輛軍用戰車及卡車、40萬軍備、54萬件軍服；所有現代化的工廠、水力、發電、公路、鐵路、港口，以及18萬1千多甲耕地和全台百分之90以上的山林；加上各地機關、學校、醫院、戲院等等。行政院資源委員會立刻把銀行、保險、金庫、石油、鋼鐵等22個列為國營事業；把電力、肥料、機械、水泥、製紙、製糖等30個列為國省合營；306個為省營（農林、工礦、貿易、交通、土地）；97個縣營及19個黨營事業（11家戲院及其他的百貨公司）。一舉奪占瓜分台灣的資源殆盡。
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侵吞安藤利吉總督孝敬他的120公斤黃金，仍將他以戰犯名義移送南京。接收大員各個「五子登科」（《衣服》料子、房子、車子、金子、女子），各大寺廟一夜之間突然被接收者登記占為己有，演出「乞丐趕廟公」的大醜劇。專賣局長任維鈞回答省參議員質詢時，強辯說樟腦存貨被白蟻吃掉（引起哄堂大笑），上等鴉片被白蟻吃掉70多公斤。台北縣長陸桂祥貪汙5億元被追查，縣府及稅捐處居然失火燒掉了所有帳冊。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暗中以40萬元買下價值數仟萬的台灣製紙大機器，被追討後才吐出5萬元而不了了之。
幾個月後，舊總督府門口出現一幅「狗來豬去」的諷刺漫畫。「阿山」成了貪汙、懶散、骯髒的中國人的代用語，「半山」或「重慶乞食」則是重慶的台灣人接收大員及大小嘍囉們。
1946年春節一幅對聯道盡了一切：「開口奴化，閉口奴化，卑躬屈膝，奴顏事仇，竟稱獨立自主；伸手要金，縮手要銀，與民爭利，唯利是圖，也說為民服務。」
台灣無可用之材，「台灣人不懂國語」，1946年初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副18位首長中，只有「半山」宋斐如為教育處副處長；公署直屬各機關的16名主管中，只有台北保健館長王耀東、天然瓦斯研究所所長陳尚文兩個「半山」。17個縣市中只有3個半山的台北市長黃朝琴、新竹縣長劉啟光和高雄縣長謝東閔。農林檢察處長葉聲鐘的小老婆遞補為技正；台中法院院長的妻舅及親戚占該院近20人；高雄市長連謀帶來一大批福建惠安同鄉。阿里山鄒族的關東軍上尉湯守仁只配當國小體育代課教員。
長官公署控制全台灣的生產與投資，小學生買一支鉛筆或一本簿子都要向公家購買。短短一年半，台灣變成地獄，民生物價暴漲，台北市零售米價自1斤2毛漲到80元，上漲幅度高達400倍。天花、霍亂、鼠疫等早已絕跡的傳染病，又從祖國帶進來到處蔓延。
1947年2月27日下午，6個專賣局查緝員在台北市延平北路天馬茶房附近查緝私煙，來不及躲起來的林江邁被葉德根用手槍敲擊頭部，引起圍觀路人憤而喊打。傅學通在逃竄時開槍打死路人陳文溪。憤怒的群眾湧向西寧北路的建昌派出所要求懲兇，警局推說已將兇手交給憲兵團，部分群眾又湧向憲兵團。
2月28日上午9時，敲鑼打鼓的民眾湧向專賣局要討回公道，先搗毀延平北路派出所玻璃、物品等，10時再至重慶南路一段專賣局台北分局毆殺職員、搗毀器物、縱火，11時則湧向羅斯福路的專賣總局。下午1時，民眾湧至長官公署（行政院）請願，突遭樓上機槍掃射，多人傷亡。「打阿山」的怒火迅速燎原，一些人攻占新公園台灣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與其餓死，不如起來反抗，驅逐貪官汙吏，以求生存。」當晚，板橋、基隆民眾已起義，第二天桃園、新竹，接著台中、雲林、嘉義、台南、高雄以至花蓮、台東，在幾天內都回應台北的起義了。
3月1日，台北市參議員、制憲國代、省參議員、國民參政員共同組成「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陳儀又在3月1日指派周一鶚、任顯群等5名官方代表加入，改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但是台中有謝雪紅，斗六、虎尾有陳篡地醫師，嘉義有三青團的陳復志，屏東有葉秋木副議長，全台各地領導青年們已經展開戰鬥了。
陳儀靜待南京方面蔣介石的下令，對愚直守法的台灣仕紳「以拖待變」。3月5日下午，他接獲蔣介石電文「陳長官，已派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限本月7日由滬（上海）啟運，勿念。」的電報，開始準備鎮暴，但仍滿口謊言宣稱「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德行就是寬大，不以怨報怨。我們對本省自己的同胞，難道還不會發揮偉大的美德嗎？」
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率先行動，先扣押7名談判代表，旋即逮捕凃光明、范滄榕與曾豐明（後來就地正法），再派兵下山攻打高雄市政府、火車站與高雄中學，2、3天內高雄淪為人間煉獄。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抱最後一線希望，草擬《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主要內容為制定《省自治法》，6月前縣市長民選，警務處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公營事業主管、地方法院各司法人員由本省人或過半數充任，保障基本人權、經濟管理合理化⋯⋯等等。特務混進中山堂大聲叫囂，混亂中又加上10條，包括本省陸海空軍應儘量採用本省人，撤銷警備總司令部，無條件釋放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禁者等條文，使國民政府以此為「叛亂」藉口進行軍事鎮壓。
3月7日下午5時，陳儀怒拒《四十二條處理大綱》。晚上，王添灯最後一次廣播後，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心情愉快，「現在他們的陰謀暴露了，現在是我們理直氣壯了，我們苦守了8天，今天我們才掙得主動，黑暗的日子過去了，光明就在眼前，我們為什麼不高興呢？」
3月8日下午3時，兩營憲兵登陸基隆，開始掃射，9日凌晨，二十一師部隊自基隆抵達台北。10日陳儀宣布全省戒嚴，國軍開始由北向南展開「3月大屠殺」。至3月1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率蔣經國來台，電告蔣介石：「全台秩序大致恢復，尚有少數奸黨與武裝暴徒合流，刻在追剿。」
事實上只有嘉義（紅毛埤、水上機場）、雲林（虎尾機場、樟湖戰役）及台中（二七部隊）真正與國軍戰鬥，其他各地的台灣人只有靜待二十一軍、彭孟緝部隊及特務的宰割。為什麼許多受過日本兵作戰訓練的台灣人終究慘敗呢？首先是仕紳們不希望「叛國」，只要求民主自治，面對2千年來從未有過的「人民作主」，只有皇帝獨裁的中國人，根本就是兔子向獅子要求和平理性，然後被獅子一口吞下肚。心存「我又沒犯法，幹嘛要跑」念頭的律師、醫生、教授們毫無警覺地受難。
各自為政，只有少數槍械，而且無法串聯（只有中部支援嘉義）的「台灣兵」，就在高唱特攻隊的《預料練》悲壯軍歌中，一批批陣亡或被捕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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