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明
到現在，我仍然無法忘懷與史明在日本池袋相聚的記憶。那是一九八六年，我受邀去參加日本東北大學所主辦的「魯迅逝世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赴仙台之前，我先到達東京，史明要我住在他的飯店樓上。事先他給我一張手繪地圖，要我在池袋車站的西口出去，對面的一個巷子，便是他飯店的所在地。我頗為好奇，這樣一位革命者竟然在日本經營飯店維生。他的生活起居，於我是神祕的想像。當我到達巷裡的店門口時，抬頭看見一個小小的招牌，上面寫著「新珍味」，下面有小小的字是「中華料理」。店面很小，似乎只擺三四張桌子，靠牆則是陡峭的樓梯。櫃台後的廚師看到我，可能已經知道我是誰，非常禮貌請我坐下。史明立刻從樓上下來，立刻對我說：「よっかだ」（太好了）。
在洛杉磯時，他從來沒有叫過我的本名。當時我在《美麗島週報》使用的假名是陳仲林，所以他都叫我阿中，那時艾琳達也是這樣跟著叫我。他引導我上樓，二樓是小小的空間，三樓才是他的臥房，四樓則是客房。我提著行李，一步一步走上樓梯時，看見史明的步伐相當敏捷。那時他已經六十八歲，他健步上樓如履平地。四樓的房間有一張大床，門外則是浴室，從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巷子裡的行人摩肩擦踵，熱鬧無比。史明要我安頓好，就到樓下用餐。我下樓時，訝然看見史明親自操手，炒了一盤麵給我。這輩子，第一次有一位長輩為我準備晚餐。那時內心不知如何自處，充滿了複雜的酸甜滋味。
史明手稿(黃謙賢攝)
史明知道我喜歡魯迅，他領著我到他房間，要介紹幾本日文書籍給我。他的房間是榻榻米，上面擺了一張矮桌，稿紙與書籍堆在一起。他拉開壁櫥，我看見裡面羅列著許多書。壁櫥通常是日本人放棉被的地方，他卻用來藏書。我才覺悟，這位革命家並非只是吶喊口號，而是一個相當用功的行動者。除了有關魯迅的書之外，藏書中有許多日文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也有一些日本與中國的近代史專書。我漸漸明白，他說出的每一句話，背後其實有相當豐富的知識在支撐。他所完成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很早就在一九六五年寫出了日文版。經過十餘年的改寫，才在一九八○年改寫成一千餘頁的中文版。他的研究室沒有什麼神秘之處，就只是那榻榻米的睡房。
坐在他的房間裡，我內心很感動，甚至有一點激動。原來他的生活節奏是如此緊湊，未嘗有任何虛擲的時刻。他說，盧修一在巴黎讀書時，研究台灣共產黨史，也是來東京向他索取資料。他跟我這樣說時，盧修一才從監獄釋放出來不久。一九八二年，一位日本女子前田光枝受史明之託，拿資料給盧修一，卻被警總逮捕。那個事件震動了整個海外，當然對當時島上的黨外運動，也造成相當衝擊。盧修一的《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大部分的史料由史明提供。我來拜訪史明，其實也是因為正在撰寫《謝雪紅評傳》，需要向這位左派前輩討教。盧修一與我對台灣左翼運動史的理解，都是與史明討論之後，慢慢釐清歷史上的一些疑點。東京之行，是我知識追求過程中的另一次再啟蒙。與史明盤坐對話時，可以感受到他的博學強記。他隨時可以引經據典，也指點我去日本國會圖書館尋找資料。
在東京待了三天後，便啟程前往仙台參加魯迅會議。坐在新幹線上，我不時想著史明的生活方式。第一個早晨我下樓時，看見史明在榻榻米上打坐，那種專心的姿態，完全不受外面的噪音所干擾。我要出門時，先去跟他打招呼，他說，下午會去游泳，你回來時與我一起晚餐。原來他維持著規律的運動，無怪乎看起來那樣瀟灑年輕。那天下午，我坐在池袋前的一個咖啡廳，忽然看見史明從窗外走過。身著牛仔褲與牛仔夾克的他，與行人擦肩而過。沒有人可以聯想到，他是一位革命者，又是一位中華料理的老闆。他那身藍色衣裝，從初識時就是那樣，即使到今天也是那樣。
那是令人難忘的身影，挺著背脊，在行人中特別引人矚目。我注視著他，無端湧起無邊的寂寞。自我放逐那麼久的史明，卻從來不會在任何人面前，發出任何悲嘆。仍然記得他在榻榻米的矮桌邊，告訴我為什麼台灣史上所有的統治者都是外來殖民。他說，殖民的朝代不斷更迭，但是台灣住民牢牢與海島的土地密切結合，在不斷被壓迫的過程中，他們決定把自己稱為台灣人。他說，這樣的台灣人，就是台灣民族。讀他的書籍，聽他的語言，不免在我靈魂深處形成風暴。畢竟，在整個受教過程中，沒有人引導我這麼真切去看台灣歷史。如今回想時，我才知道，對我後來的台灣新文學史書寫，影響是何等強烈。當我把戰後台灣文學史的發展定位為「再殖民時期」，曾經與陳映真發生論戰。在一定的意義上，史明給我的知識啟發與精神指導，確實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雖然身形已然頹老，但老前輩展現的意志仍一如這塑像般堅毅剛強。（黃謙賢攝）
我與史明的晚餐之約，到今天仍然使我難忘。他領著我穿越過池袋的巷弄，兩邊的店面有些是帶著奇異的霓虹燈，讓我訝然察覺那些都是販賣色情的商店。這邊的夜生活非常繁華喧囂，才了解了為什麼料理店的客人那麼多，越晚店面就越擁擠。史明相當自在的走在前面，他說，今晚要見識什麼是真正的日本鰻魚飯。他帶著我進入一個簡陋的餐館，門口擺著水池，裡面都是生龍活虎的鰻魚。我們坐在櫃檯，看著廚師從池子裡抓出兩條鰻魚。廚師相當伶俐的用一根釘子鎖住鰻魚的頭，然後以鋒利的刀子劃開魚身。那種手法非常伶俐，削出的魚片極為細膩。史明說，廚師所展現的技藝，就像在完成一件藝術品，每個刀法都是經過長年的訓練。藝術品的誕生，非常緩慢，也非常精緻。他這樣說時，彷彿對廚師致以最高敬意。
在等待時，他跟我提起當年他是如何經營自己的料理店。在這個聲色的場域，背後往往都有黑社會的黨羽在操控。一九五○年代初期，曾經有流氓前來店裡滋事，沒想到被史明徒手驅逐出去。頗受羞辱的流氓，稍後帶來一群打手，圍住店面，站在最前面的頭子要求他出來說理。史明說，盜亦有道。他沒有任何理由來我店裡勒索，這不符合道上的規矩。那位頭子面呈愧色，轉頭就抓住那位小流氓狠揍，然後回頭向史明說對不起。史明在回憶時，並沒有任何得意之色，而是說出他如何度過最初辛苦的歲月。那個晚上，與史明一起品嚐鰻魚飯的滋味時，讓我覺得更貼近他的心境。
從仙台開會回到東京時，我又留在他店裡的樓上。我仍然看見他過著規律的生活，早上打坐，下午游泳。我才知道，他的紀律就是他人格的一部分。那短暫期間，我分別在神保町與高田馬場的舊書店買了不少書。要離開池袋的那個早上，外面下著大雨。史明看到我裝書的紙箱，似乎綁得亂七八糟，他蹲下來，又重新綑綁。看到他的背影，讓我有欲淚的感覺。我相信，他不只是關切我一個人，來到這裡朝聖的那麼多晚輩，一定都受到他的照顧。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誇張的話，也從來沒有表達任何苛責的語言，他只是以行動，以知識與人格，來表現自己。
樓外大雨不止地傾瀉下來，似乎沒有停止的意味。我站在室內，看不到任何計程車經過。史明突然轉頭對我說，我到巷外去攔車。然後他就衝出去了，完全沒有帶雨傘。十分鐘後，史明坐著計程車進來巷內，馬上把我的書箱放到車上。他驅趕我上車，甚至讓我說再見的時間都沒有。我看他全身都淋濕了，車窗外看見他要司機趕快開走。車子離開時，史明一直站在門口目送我離去。坐在車上，我的情緒非常複雜，看著車窗後他揮手的身影，我分不清自己臉上到底是淚水還是雨水。在那時刻，我忽然覺得史明不是一位革命者，而是一位尋常的長輩。多麼像自己的父親啊，卻又比父親還親。
台灣民族主義革命家史明227舉辦《史明回憶錄》新書發表會，會場擠進上數百名支持者及書迷。（黃謙賢攝）
如今在捧讀《史明回憶錄》時，一九八○年代的雨中印象又再次回來了。我從來沒有拜他為師，也從來沒有加入他的組織，他好像把我當作親人在照顧。那天在新書發表會上，看到九十八歲的史明在台前輪椅上，繼續宣揚他的理念，我無法說出一句話。他說出的每一句話，我在八○年代就已經耳熟能詳，我深刻知道他對台灣歷史是那樣執著，他對台灣命運也是深信不疑。他的人格，用日本話來說，就是充滿了人間性。他不會為了革命而放棄了世俗，在日常生活中，自有他的人情義理。無論我的生命軌跡如何變化，在向晚的歲月裡，史明給我的教誨，以及那場大雨中的身影，已經變成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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