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炎憲教授，卸下重擔離我們而去，令人傷痛不捨，卻也讓我們為他備感驕傲。（取自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2014年10月9日晚上，桃園機場的入境大廳有三百多人面容哀悽、靜默、肅立，等候著「迎接張炎憲教授回家」。長條的迎接布幅上面有教授和煦的笑容，一如往常那般，無論他自己多麼辛苦疲憊，總不忘給對方一個加油鼓勵的眼神，說：「想做的事就去做！認為是對的事就要趕快做！」
張炎憲教授海內海外奔波不知多少次，採訪過無數歷史見證者、主持過數不清的研究計畫……這次在美國賓州作口述歷史的採訪，途中不幸心肌梗塞而與世長辭了。好好的一個人出去，竟是一罈骨灰回來！機場外下著滂沱大雨，好像老天爺也在嚎啕大哭！門生故舊從四面八方趕來相見，難忍哀痛，天地同悲。
十天之後在台北的追思會，更是無論識與不識、熟悉與不熟悉的人來了上千位，把會場四個樓層擠得水洩不通，都是來向教授致上最虔誠的敬禮和感恩。
張炎憲教授的學術成就在於歷史研究，素孚眾望。1987年台灣解除了全世界最長時期的「戒嚴令」，那時距1947的二二八慘案已整整四十年！形式上雖然解嚴，整體氛圍卻還是十分肅殺。受難者屍骨已寒、失蹤者無解、倖存者噤聲，台灣被迫在風雨飄搖的島嶼上集體失憶，任由外來統治者以虛構的國家（中華民國）之名宰制著人們的思想、言行、教育和生活。
社會上瀰漫著一股隱隱躁動的氣息，被掩蓋許久的歷史紛紛出土，各種研究風起雲湧。像張炎憲教授這樣一群以台灣主體意識為出發點的年輕學者，一方面要抗衡中國史觀（國民黨史觀）所詮釋的歷史，一方面要從斷簡殘頁飛灰中整理糾結不清的脈絡，以及受訪者人性之中難免的怨懟、仇恨、恐懼、猜忌還有可能的杜撰，和「想當然爾」的臆測。歷史重建之路是這麼的艱困，更不用說那些有冤無處訴的、無言的受害者了。
我是蔣渭川先生的孫女，解嚴之後也和我的姑媽一起，密切注意、期待政府對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有所交代。然而，1992年，花費巨大公帑完成的「官方版」研究報告以粗糙且偏頗的言詞如「暴徒」、「台奸」、「分化」、「爭權奪利」等等既不中立又帶污衊的形容詞，把罪過推給無法為自己辯白的已逝魂靈，再度凌遲受難者家族。我和家人——兩位姑姑、表姊、表哥、堂弟，不得不走上自己尋找證據、為先人平反冤屈的艱難長路。其間我們有幸得到多位人格高潔的學者相助，很奇特的現象是，他們都被冠以「獨派學者」的帽子，所主張的言論都上不了教科書。
張炎憲教授最令人佩服的是他對女性史觀的關照，他從受難者的母親、姊妹、妻子、媳婦、女兒的角度重新審視二二八，讓有關的研究不再只是史料，而是讓後人與歷史的對話更真實、更人性、更有溫度。
蔣渭川先生名列於陳儀發佈「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主犯」名單中的第一位，在捕殺行動開始的三月十日，因一子一女受到追殺的子彈擊中，亂陣中僥倖脫逃，他的際遇與絕大多數的受難者不同，成為後來許多口述歷史中的「邊緣人」，終其一生無法為自己發聲，只存在於別人訪談裡的片段。
1991年我的姑媽梨雲女士以七十高齡赴美國華盛頓D.C. 「美國國家檔案局」找到關鍵電報，仍無法撼動國家機器將不實的研究報告更正。其後，我們出書、辦展、辦講座、架網站……沒有學術基礎的庶民老弱為著彌補歷史殘頁而做的努力，感動了許多人，得到肯定與讚揚。
「自己寫歷史」是張炎憲教授給我們的鼓勵，在很多他所主持的研討會和演講會即便與我們無關的，我和小姑姑都排除萬難去參與，有幾次炎憲教授親切的問我要不要發言？在這種學術場合要條理分明的討論那麼複雜的歷史事件，我一點也沒有信心，總覺得所學不足，時候未到。
炎憲教授常常說：「想做的事就去做！認為是對的事就要趕快做！」沒想到這成為他的遺言，在他出國前一刻，還有許多人追著他，說：「等你回來馬上和我聯絡喔！這一定要盡快定案！」或是「再約個時間討論這個……」還有無數個進行中的出版計畫、研討主題等他回來「繼續做、趕快做」！
年歲並不算老的他被譽為「泰斗」、「權威」其實也不為過，因為他的成就在於啟發民智、感召眾人，和「成就別人」。張教授最後留影在費城的美國獨立鐘前，輝映著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光榮情懷，以及他一生所堅持的台灣主體意識。
張炎憲教授，卸下重擔離我們而去，令人傷痛不捨，卻也讓我們為他備感驕傲。
引用民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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