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自由是台灣做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核心價值。這既是基本人權，是言論自由，亦是學問自由。學術自由的保障，不僅在於學者研究範疇的不受干擾，也在於對學術機構場域空間的尊重，更在於社會對研究者參與公共事務、善盡公共知識份子責任的行動，不但不可設限，尤應鼓勵與珍惜。
一個成熟的社群，之所以將學術自由的標竿高舉，或在憲法中明文規定，或在日常實踐中形成共識，原因在人類於民主追求的歷史演進中，深刻體認不論在宗教、政治、經濟強權的不同年代，異議的稀有可貴及必然招致侵害。
昨天，國民黨立委呂學樟以召委身分「率領」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成員前往中研院「考察」，整個過程極為可議，也開了政治意圖指導學術單位與人員的惡例；國會議員做為人民的代議士，卻以「總統」做為捍衛的標的，凸顯的不僅是黨國指導的遺緒，憲政的混亂，更是對學界同時做為公民的角色，形成寒蟬效應。基於台灣民主品質的不斷快速流失，社會與輿論不應、也無法對執政黨立委這種今之「保皇黨」的行為緘默以對。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前往中研院的不當，在於動機不當，也在手段不當。第一，中研院的組織雖然隸屬於總統府，但依法是國家學術研究的最高機關，其與總統之間，係院士間選舉產生的院長與院長遴選的副院長，必須報請總統任命之，而中研院的任務，法更有明文：人文及科學研究。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中研院院士的職權，包括受政府及有關單位之委託，辦理學術設計、調查、審查及研究事項。其中並無中研院為總統諮詢機構，亦無院士、研究員必須接受總統諮詢的權利義務關係，因此，將總統的任命權窄化為「老闆」與「幕僚」的應對，這是妄想以人治顛覆法治的「家天下」，首先必須譴責。
其次，中研院的預算、研究成果與績效，係由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申請學術研究補助則須經由國科會審核。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委呂學樟昨日另挾組織改造為名前往中研院，卻以學運期間有研究員跳出來變成「嗆聲部隊」為例，宣稱最近五年成立的法律研究所、政治研究所，「有走偏了的感覺」，「可考慮廢除」云云，大有「挾怨報復」之嫌，這「怨」還是一名離心離德、失去民心總統的私怨，此舉顯然逾越了人民授與的代議分際，必須再加以譴責。
其三，呂學樟委員針對法研所副研究員黃國昌，指黃身為公務員，參與學運是否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的質疑，這是非常嚴肅、值得通案探討的議題。二○○九年在立法院通過的行政中立法，是一妥協的產物，若干可能限縮「政治參與權利」，妨害學術自由的條文，實有持續修法之必要。在條文未臻完善前，專業且良善的立法委員，理應秉於當初立法的原旨，很清楚是針對掌權者，主要在防止公權力與公共資源遭到不當使用，因此條列具有資源支配權的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當局，不得強迫下級人員宣傳或參與特定政黨、政治團體與宗教活動。
同時，行政中立法並未禁止公教人員表達不同政治理念、參與政黨、甚至參選。因此有下班後從事，以及照章請假的規定，也有資源運用與場所地點的規範。只要一切依法辦理，立法委員豈可違反憲法保障，曲解法律，並且因果倒置，反將並未擁有行政權的一般學術與教育人員視為可以任意控制對象，甚至箝制其思想與言論的自由？這是三須譴責。
至於，做為執政黨重要幹部，呂學樟口出「中研院領國家的錢，若無所事事，國家花錢養這些人幹嘛」之語，不但粗暴，而且反民主。人民稅金該不該養這類無所事事的代議士？才是優先問題。
知識份子無懼於權力，勇於對政治運作、社會現象提出批判，是基本良知，也是責任。民主國家凡致力於公共政策的完善，必然要確保此一多元構成中的重要成分，這也是監督與制衡力量力求均衡的起碼態度，大眾鼓勵學者追求真理、揭露真相、言所當言都來不及了，怎容不肖政客為權力幫襯、肆意踐踏、迫人閉嘴？
出處:自由時報/社論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78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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