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過另一個死蔭的幽谷─一個台灣讀冊人的懺悔 / 認識林義雄

 
引用:
http://chilin.typepad.com/my_weblog/2014/03/11.html

          我叫吳叡人，現在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服務。我願意很驕傲地說，我是「林義雄學校」第一期的學生，雖然不是很努力，所以沒有畢業，但是應該有稍微學到一點林先生的精神。

今天很榮幸來到這裡，有機會來跟大家分享在二二八這一天的一些思考、心得跟感受。

我今天準備的題目是：「行過另一個死蔭的幽谷－一個台灣讀冊人的懺悔」。但是在正式報告之前，我必須先向各位坦白；慈林請我來演講的時候，我雖然答應了，但想了很久很久，卻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從私人的角度來說，我並不認識林老太太跟雙胞胎，所以我不能用華語說的＂交淺言深＂，來假裝我很熟的談一些「追憶」之類的話題。從公的角度來說，我不願意再重複我個人還是很多（很濟）的朋友對二二八所做過的思考、反省。我不想再講同樣的話，不想再炒冷飯。

那到底該怎麼樣才好呢？我想了差不多快一個月，還是不知道要講什麼，雖然試著起了很多次頭，但還是都放棄了。昨天整晚睡不著，最後終於做出一個決定：不管一切成規，讓我今天來做一個比較不傳統的分享，也就是我想將個人平凡的生命歷史和一些微不足道的經驗來當作祭品，獻給各位。也就是說，我想在這裡與各位分享我的一些個人經驗，用我個人的小歷史來映照二二八這個大歷史。

主要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內容是，我如何因為林家的悲劇來走向政治，因為林先生的感召走入政治，但是如何又因林家的悲劇、因為林義雄先生的影響而最終脫離政治，走向另一條「行經煉獄的道路」─也就是學問與思想的道路。各位，學問與思想的道路是一條必須行經地獄般痛苦的精神修煉之路，不是王曉波那種張牙舞爪的表演。對於真正在做學問的人，那條道路非常的孤獨與寂寞。

 現在讓我正式開始今天的分享與報告。

1980年發生的林家悲劇，是一次引導我走向反對政治的洗禮。那時候我是師大附中高三的學生，這間學校離林家很近。事件發生之後，我曾多次來到巷口，遠遠地看著現場，不敢走過去，心裡面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為什麼有人可以這麼殘忍，為什麼政治可以搞成這樣。

我們家族裡面有一些二二八的禁忌跟傳說。我的二伯在二二八事件的時候是桃園武裝部隊的部隊長，結果被抓去關了半年，最後用幾條金條換回他的生命。一直以來在我們的家族裡面，「二二八」是一件傳說和禁忌，大家知道有這件事，但是不能說出口。所以我聽過二二八，大概知道一點模糊的輪廓，但是完全不知道它的實體是什麼。但是就在我高三的時候，林家的事情讓我一下子明白，原來這就是「二二八」。這是生命中第一次，所謂「二二八」用一種實體的方式出現在我的腦海中。

大家知道，愛爾蘭有個很出名的詩人叫葉慈。在1916年，愛爾蘭獨立運動者發動復活節抗爭，最後被英國政府鎮壓，殺死了很多人，悲憤的葉慈因而寫了一篇詩：”Easter, 1916” (「復活節，一九一六」)。在詩裡他說，在這次鎮壓之後，「只要有穿綠衣的地方，所有的東西都變了。」各位，葉慈說的「綠衣」不是民進黨，這裡的綠色指的是愛爾蘭民族運動的色彩。他說，從此以後，所有的一切都永遠變了。最後，他用一句話作為結語：「一個恐怖的美已經誕生！」，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那時候，我的心情和葉慈完全同款，在林家的悲劇中，我深深感覺到，我已經被這個國家暴力的恐怖、殘酷和偽善徹底改變。這是一種政治暴力的洗禮。在進入台大之後，我積極參加學運，還當選第一任黨外的台大代聯會主席，也就是後來的學生會會長。在一連串嘗試錯誤的學習過程當中，我變得越來越激進。到最後，我乾脆辭掉代聯會主席職位，在那個戒嚴時代找了幾十個學生到教育部請願，變成一個政治的狂熱份子。

1984年林先生假釋出獄，那個時候中國時報跟聯合報對這件事的報導充滿了一種施捨般的同情，好像是在說「我今天放你出來是對你林仔很好，看你很可憐喔」一般。我看了很生氣，一口氣買了好幾十份報紙，然後都把它撕光光！(不過現在想想，這種作法實在很笨，根本就不要去買就好了。)

那年暑假，不知道林先生有沒有印象，發生海山和煤山的礦災，死了很多當礦工的原住民朋友，我就跟歌手胡德夫和陳映真先生他們在新公園音樂台辦紀念音樂會，然後走向西門町街頭為受難的原住民募款。那時候我的心中，已經立定終身從事政治運動的志向了。不過那時的黨外運動，並沒有栽培青年的機制，學生運動的運動者畢業後的出路，不是做黨外雜誌的編輯，就是做政治人物的助理，這都不合我的性情。我當時嚮往的是一種比較深刻的，知性的政治形式，所以我決定出國去念書。我的想法很單純，出來去念書，來找看看可以改變台灣社會的藍圖、一個快速有效的運動公式，一學會馬上回來照著搞一下，國民黨就會倒。那時候我心裡想的，是要做一個像吳乃德、邱喇叭(邱義仁)那種「運動的理論家」。

但是我來到芝加哥大學─大家，我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當我來到芝加哥大學之後，才了解到自己非常的天真、無知，我不知道原來「理論」與「實踐」之間，其實有著非常遙遠、複雜的關係，不是那麼簡單。我也才知道說，在國民黨戒嚴統治下，我學的所謂「政治學」沒有一項是真的，所以一切都還得要從頭學起。因為如此，我在芝加哥徬徨、苦惱了很多年，不知道該如何是好。雖然我很順利拿到碩士，也通過資格考和博士論文的計劃了，但我完全沒有方向感，充滿了迷路的感覺。我覺得我在這裡學了半天「政治學」，對台灣一點用處也沒有，每天都在懷疑自己。那時候心情不好、身體也不好，到最後就用「蒐集論文資料」的藉口，頂著一種後來變得很出名的叫做「博士候選人」的頭銜，逃回台灣。(我大概是90年代台灣第一位用「博士候選人」頭銜出現在公共論壇的人，我之後就有很多「博士候選人」也跟著出來。大家去查一下，我可能是第一個。)

那是1994年的春天，我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博士栽培計劃做研究，不過那時候我對學問這條路充滿著懷疑。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的芝大前輩吳乃德介紹我認識當時剛從海外讀書回國的林先生。那時候我就做司機，開這我那台小台的紅色喜美，有時候也開吳乃德那台舊的、二手的賓士 (引擎還燒掉過)，陪著林先生到台灣各地拜訪以前黨外運動的同志。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基隆拜訪前省議員周滄淵先生。另外一方面，那時我也參與核四公投的運動，陪林先生在立法院前面靜坐絕食，也稍微幫他做一些文宣和其他的雜事。95年，林先生要參加民進黨黨內總統初選，我也去幫忙，我跟作家林雙不先生跟著林先生，坐著陳定南先生以前選省長使用的那輛九人座在台灣全島四處跑。就這樣，我在學問道路上迷路的時候，因為林義雄先生的關係而走進了政治。

從高三到博士班，我可以說是一路受到林家的牽引，一步一步走向政治。我有一個學弟叫陳啟昱，當時在高雄縣參與地方政治，我陪林義雄先生到高雄縣拜訪基層朋友的時候，啟昱對我說：「原來學長想要玩就是要玩大攤的，所以才都沒有看你出來選議員。」其實不是這樣的，這純粹是林義雄這個人特殊的吸引力，要不是林義雄，我絕對不會投入當時許信良所發動的「選舉總路線」那個熱潮之中。那時很多學生運動時代的朋友和學弟妹都對我說：「學長，快回來喔，快回來搶位子，快要沒位子了」。我覺得很煩，很不爽這種事情，很不開心。我對選舉的厭惡，從那時候就開始了。但是因為林義雄先生，像我這麼討厭選舉的人竟然會進去參與選舉活動，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我覺得幫林義雄選舉，不像在為一個個人選舉，而好像是在做一件更大的事情，一件非常有志氣的事情，好像是在創造歷史一樣。

林義雄這個人反對所有世俗的候選人那一套，他堅持一種非常精神主義的政治路線。有時候我會開他玩笑說這是一種「反政治的政治」路線。那時候我們用的口號就是「決定政府的成敗是政府的精神，不是公共政策」，我們引用的是法國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那時候我整個腦袋裡在想的是甘地、捷克的哈維爾總統，還有「林義雄路線，或者林義雄主義，到底是什麼？」這樣的問題。你說，還有比這更浪漫的政治嗎？那時候我們大家都認為政治是一項非常高貴、高尚的志業，值得你投入一生為它去奮鬥。我認為那一次的總統初選，是我們台灣政治史上理想主義的高峰，在那過之後就沒有了。這就是我進入林義雄學校，「入學」的一個過程，我在那裡學到很多事情，直到現在，我還是覺得非常的驕傲。

然而林義雄身上這種比政治更大、更加開闊，甚至是超越政治的氣質，把我拉進了政治，卻同時也把我推離了政治。為什麼要這麼說呢？因為林義雄就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裡所說的那種「世界史的人物」，他本身就體現了歷史。只要是稍微敏銳一點的人，當你在看到林義雄的時候，你在他身上絕對不會只看到政治或者道德而已。林義雄就在這裡，大家請看一下他，想想我講的話。那時我陪林先生到彰化員林的時候，當地民進黨黨部不知道林先生到底在幹甚麼，只知道這個人很有名，所以貼一張紅紙說「歡迎林『立委』義雄」。（不知道林先生還記得這件事嗎?）換句話說，我們地方上的民眾所知道最了不起的人是立委，這就是當時台灣地方政治的程度。但是只要是比較敏感的人，跟在林先生身邊，跟著他夠久，跟著他一段時間，你就會知道這個人不只是政治、不只是人格者，還有一個更大、更加開闊、更超越的東西，一種很難解釋的東西。我在他身上看到的這個東西，就是「歷史」，大寫的History。有時，我會在他的面容上發現一點憂傷。有時，我會在他的眼神當中，看到一抹陰影─歹勢，說不定是我太過敏感，但是有時候我真的這樣覺得。甚至有時候站在林先生身邊，我也會在他的肢體動作中，看到一種緊張。你說我到底看到了甚麼？各位，我看到的是一個受苦的人，我看到的是歷史和命運。我跟大家報告，這是我一輩子唯一一次看到一個活生生、一個活的個人─一個人，他背負著整個台灣歷史的重量。不是李登輝，是林義雄。我說的歷史的重量，指的是一種悲劇性的重量，數百年累積的悲劇命運的全部的重量，竟然落到一個人的身上。李登輝是一個快樂的哲學家皇帝，他有權力，他很現實。但是林義雄是薛西弗斯：一個存在主義哲學常常引用的希臘神話的著名英雄，神懲罰他一生都要推一顆巨石，從山腳下推到山頂上，推到快到山頂時就會掉下來，然後要從頭再推起，永不停止。林義雄就是這種人。所以依我來看，他是台灣歷史悲劇中的一位存在主義式的英雄。

跟林義雄一起來創造歷史，實在是很有魅力。有這個機會跟林義雄這種人來一起創造歷史的這種魅力，把我拉進政治之中。但是當我在思考什麼是「林義雄路線」的時候，我感受到的卻不是任何世俗的榮耀感，secular glory。跟林先生一起時，甚至我跟林義雄根本就是在講選舉、講政治的時候，我也從沒感覺到我們在追求glory，我完全沒感覺到在追求那個。各位，當時我很認真思考什麼是「林義雄路線」，因為那時候我把自己定位成一個「文膽」，我想看看有沒有辦法用我政治學跟哲學的專業為林先生發展出一條政治路線。但是我在嘗試發展這個路線的過程中，從未感受到世俗的榮耀感，我覺得我們根本不是在追求世俗的glory。相反地，我感受到的是一種鋪天蓋地而來的台灣歷史的重量，台灣命運的重量。這個過程、這個感覺，把我帶向某種超越政治、更加有精神性的東西。也就是說，待在林先生的身邊，明明就是在做政治，但是我竟然會開始思考歷史跟哲學的問題。林先生那種獨特的氣質，誘發了我身上這種「精神的辯證」。

另一方面，在選舉的過程中我跟林先生到全台灣各地的基層跑，和很多的草根群眾對話，還有那時的和競選對手許信良先生、彭明敏教授，還有姚嘉文主席交鋒的經驗，也開始讓我感覺到說，我們所主張的那種托克維爾說的「政府的精神」，事實上是我們這塊土地所欠缺的，因此必須要先被創造出來的東西。我開始感覺說，那才是我想要去追求的東西、我想要走的道路。

選舉過後的秋天，我向林先生告辭，回到芝加哥，開始過著像修道院一般的日子。在這段像修道院的歲月中間，我認真讀西洋政治思想史、讀世界史、研究台灣歷史，我想要了解所謂「台灣」到底是什麼？台灣悲劇的根源到底在哪裡？到底我們有沒有出路？我在想的已經不是什麼改造台灣政治的藍圖，而是要怎麼樣去創造台灣精神的深度，要如何為我們台灣在世界的、人類的知識地圖裡面找一個位置。那時候在我的宿舍附近，有一條很漂亮、長長的林蔭道，兩邊種著很多棵的Linden菩提樹，很漂亮，我把它取名做「哲學之道」。每天傍晚讀書讀完，我就到那裡走走、散步、思考、運動。那條路走到底的時候，有一個銅像，不是孫文也不是蔣介石的銅像，而是捷克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Tomáš  Masaryk，馬薩里克的銅像，在馬薩里克銅像的下面刻著三個英文字，”Jesus， Not Caesar”，「要做耶穌，不要做凱撒」，我看到這三個字，覺得這就是我想要走的路。幾年後，我完成一本很厚的博士論文〈福爾摩沙意識形態〉，這是一部關於台灣認同起源的研究，也是一部近代世界史脈絡中的台灣精神史研究。我心中，開始有了思想體系的輪廓，關於我們台灣的歷史和它道德的意義。

2004年年底，我離開任教的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進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工作，那時候台灣民主運動已經開始走下坡，進入低潮期。2006年，我和一些朋友，包括乃德前輩，一起推動「715宣言」，想促成民進黨的改革，不過這個運動最後是失敗了。那年秋天我離開台灣，在英國Cambridge大學的一個地下室住了三個月，療養我受傷害和被出賣的心情。兩年後，在一次台灣史研究所同仁的旅行中，我們來到二結的慈林圖書館。那個下午我走進圖書館對面的紀念館之中，面對林老太太的相片，我眼淚一直流，嚎啕大哭了很久，我的助理站在一旁尷尬地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就一邊哭一邊跟老太太說，我真的很對不起妳，我也對不起雙胞胎，我對不起林先生跟林太太，因為我一定要退出政治，我要全心做一個思考我們台灣歷史命運的學者。從那一天開始，我心中就再也沒有躊躇，我已經決定要走上「另外一條人跡罕至的道路」，another less traveled path，就是航向咱台灣靈魂深處的道路。這是林先生面容上的那種憂傷，那種比世俗政治更加大的憂傷給我的啟示，啟示我說，叡人，還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還有一種政治可以做，台灣的政治如果要好，要有人去走那條路，做那種政治，思想的、精神的政治。那天下午，我把眼淚擦乾，離開慈林回來到南港，我的修道院裡面，回來到我那條坎坷難走又寂寞的道路上。

這條道路就是我要跟大家講的，另一個死蔭的幽谷。因為當你對台灣的歷史知道越多、認識越深，你就會越悲傷、越悲觀。就像義大利但丁神曲所說的，「進入這個門之後，你要放棄一切的希望」。做為一個台灣人，面對台灣的歷史，你要放棄一切的希望。客觀上，我們台灣處在幾個帝國的夾縫中間，我們的命運欠缺自主性。我把這個欠缺自主性的命運就做「賤民的困境」。在主觀上，我們台灣人的民族性，現實、世俗、重利，我們很容易受到統治者的收買和收編。歷史上，除了國際的強權帝國之外，最會出賣台灣人和台灣的都是台灣人。過去兩三年來，我們台灣史研究所有機會拿到一份新的二二八史料，是保密局那時候在全台灣各地方監視台灣精英的完整報告，總共有好幾千頁，我們一頁一頁的讀，兩三年後我們獲得一個心得；組織、領導這個間諜網的是林頂立，他是台灣人，他所使用的抓耙子，差不多有八九成都是台灣人─換句話說，在二二八事件當中，台灣人出賣了台灣人。在台灣這個地方，黑暗的力量往往比光明的力量還要大，這是林義雄先生一直在追求的「政府精神」所很難生根的一個沙漠。跟林先生比起來，我想甘地非常的幸福，因為他的印度是一個宗教性、精神性非常強的社會。台灣政治的荒原背後都有一個精神的荒原。台灣歷史的悲劇，某一個意義就是台灣政治跟精神的雙重悲劇。所以要研究台灣的歷史，要面對台灣的歷史，等於你每一天都要跟絕望鬥爭，我相信我這樣說沒有錯吧，[在場的]李筱峰教授？

在二二八這一天，在紀念林園，我的懺悔是，我離開了我曾經承諾的台灣政治改革的道路，但是我的救贖是，我選擇走上開拓我們台灣的學問和思想的道路。和整個台灣的悲劇已經重疊在一起的林家悲劇，和整個台灣的歷史重疊在一起的林義雄個人歷史，先給了我政治的啟蒙，然後又在一個更深的層次，再給了我一次精神的啟蒙。然而其實這是同一條路的兩種不同款的走法。林先生在追求的那種「比較少人在走的路」的那種政治，需要精神的基礎跟深度，而這也需要有人去開拓、去開墾。這也是一條很少人去走的路，所以我選擇這條路，讓我背負、讓我走。我雖然很平凡，但我願意獻身在這條路上。

所以我離開，但是我並沒有離開。我跟你走的是同一條路，我們走同一條死蔭的幽谷，同一條坎坷的台灣路，我們悲傷但不餒志。因為我們知道出世在台灣，你想要做一個人，你想要做一個有尊嚴跟有自由的人的話，除了在這條艱苦的路上向前走以外，沒有其他的方法。美國有一位著名的女詩人，叫作Edna St. Vincent Millay，她有一首詩說：「所有的傷痕都會好，只有一種傷痕不會好，就是放棄希望、放棄夢想所留下的傷痕。」你只要放棄希望跟夢想，這個傷痕十輩子都不會好。所以，我們台灣人不會放棄希望、不會放棄夢想─就是要做獨立自主的人，要建立獨立自主國家的希望跟夢想。因為我們台灣人不願再受傷，不願再悲傷，而且，而且我們不會輸，而且我們會贏，像林義雄先生在四十年前向宜蘭鄉親說的那句話一樣：「不用怕，咱在這裡住得比他們久，有一天咱會贏。」

 謝謝各位。

 (2014/3/9修訂於南港)

  




 

 
 
 
 
(編按:本文為吳叡人老師在2014年2月28日228事件暨林家祖孫受難2014年追思紀念活動之致詞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