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語言和習慣上很多都和中國相通，這反而讓我們失去危機感。語言上，很多人貪圖和中國做生意溝通上的方便，市場過度集中中國，忽略了世界上還有其它更理想的地方可以去發展，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上個月底，訪談張炎憲教授，喜歡他對歷史很單純的投入，他沒有宗教信仰，但他對歷史情有獨鍾，就像教徒對信仰的堅定不移。以下整理重點分享。
Q: 您曾在意女婿不是台灣人，可否回顧一下當時的心情？
A:
雖然我留學日本拿到學位，也有很多工作上的好處，但想到我們輸給日本，已有三代、四代，我們現在要去日本學習，我們的下幾代還會繼續去日本留學，想到這裡，對我而言，拿到學位毫無榮譽可言。
台灣過去被日本統治50年，台灣人若不能走出過去日本人所留下的印記，是不可能有人格有尊嚴的；就像台灣人不走出中國文化的框架，不可能有成為有尊嚴的台灣人。
台灣人如果不深沈地反省，是走不出自己的路。
Q:
日本也曾經衰弱過，但他們發憤圖強，所以有了明治維新，台灣人為什麼提振的動能就是不足？
A: 我不覺得是動能不足，是觀念的問題。
我專攻台灣史，台灣史最有權威性的解釋應該在台灣，其他各國學者應該尊重我們的權威，因為代表這塊土地上的東西，有濃厚的在地色彩。但現實卻不然，長期以來，我們在台灣無法探討，要出國才能學到，這當然與國民黨的教育有關。我們除了批判國民黨，還要建立自己的東西，當我們的反省力不夠，就無法建立屬於自己的東西。所以我們這個世代要出國念書，就表示我們已建立的東西不夠，反省不夠，才會覺得留在國外很好。
我不否定國外確實有很多好東西，也尊重喜歡留在國外的人士，但反省不夠，就無法建立自己的東西。這要靠觀念的改變，觀念變了，就會有力量。動力的來源是，要經營出有台灣特色的東西。
台灣跟日本的差距當然有在縮短，目前最大的不同在於：日本人對自己的國家很有信心，台灣人對自己的國家普遍沒信心；除了自信外，日本人普遍奉公負責，台灣人較欠缺，這些是我們需要迫切趕上的地方。其他在科技、軍事的差距，應是較小的問題。
從1915年成立文化協會到現在，已快90年了，當年所追求的理想還沒完成，表示台灣最重大的問題還沒突破；從過去的日本，到現在的KMT，台灣人被統治的宿命似乎還沒結束，而人民想要改變命運的力量也還不夠。
Q:
台灣長期被殖民，人民沒有自我的意識，長期存在著自卑感，是否要靠領導者才能扭轉這樣沈悶的氣氛？
A:
台灣是長期被支配的社會，要改變，一定要有領袖型人物出現，也因為台灣現階段沒領袖，以致社會還無法轉型改變。
國家領導人的產生要靠自己的條件和社會成熟的配合。台灣的挑戰這麼多，應當可以促成領袖的產生。我所謂的領袖，也就是典範人物，他可以在各行各業裡產生，像一想到音樂界，就想起某某人的創作、成就，當醫界、藝術界等各個領域，都有這樣的人物出現時，台灣人就會很有信心。沒有典範人物的出現，會讓人覺得台灣人沒有尊嚴。
統治者的壓制不讓我們有領袖出現，是事實，但我們需要深切反省和努力，如果總覺得台灣人不可能，輕易地看不起自己，不給領袖出頭的機會，怎可能會出現？這種心態改變了，台灣就會產生巨大的運動與能量。
台灣社會的特色是變動很快，一般人欠缺安全感，造成很多人不願花時間來經營理想，理想引不起大家的關注，容易破滅，成果也易被社會淹沒掉，一般人只想炒短線，這是台灣最嚴重的問題。
換個角度，台灣社會變動快也是件好事，在內外衝擊變動中，可提供社會改革的資源相當多，能了解善用並掌控資源，創造新局，就是成就領袖的機會，這可以說是台灣特殊的地方。
Q:
台灣人多是不願深耕，較重短期利益。但您的特質似與此相反，您選讀歷史，早期開始從事228、白色恐怖等冷門的研究，一路走來篤定不移，曾經擔心徬徨過嗎？
A: 讀歷史是我的興趣，我對歷史的熱忱和30年前一模一樣，從未改變過。
我沒宗教信仰，我只是一個很單純的人，當年從日本回台灣時，只有抱持二個想法；一是台灣史一定要在台灣建立，一是民間研究傳承一定要建立。
長期以來，台灣歷史的研究都被統治者控制，民間研究傳承的建立就變得很重要，民間傳承建立了，即使換人統治，台灣歷史也不會被扳倒，這樣才有辦法突破統制者的歷史解釋權，台灣人才有辦法站起來，而不會被統治者所拘束。
沒突破統治者的歷史解釋權，台灣人沒辦法站起來，會被統治者拘束起來。這兩個觀念，我很在意，我最想做的也就是這兩件事（張炎憲教授主編《台灣風物》至今27年）。
我認為要瞭解戰後台灣歷史，不瞭解二二八，那就不用談了。了解二二八，是瞭解戰後台灣史的門檻。我都是靠自己找資料讀台灣史，從沒有老師教過，「名師」都是非常國民黨的。
常有人問我：「研究二二八會不會緊張？」完全不會，我從未緊張過，當然國民黨對我不好，也不可能對我好，對我好表示我有問題。講台灣史被國民黨政府褒獎，那表示我自己有問題。整個過程未曾有過掙扎，但絕不能被褒獎。
Q: 您最近曾拜訪過達蘭薩拉，有何感想？
A: 我去拜訪過達蘭薩拉九天，走訪學校、文化中心、NGO團體、法王，有兩個感受。一是圖博人從小學辦到中學，最近將要成立大學，學校都是用圖博語文教學讀經，還設立一個藝術中心宣揚圖博刺繡藝術等，他們將圖博文化移植到達蘭薩拉，有自己的廣播電台、雜誌。達賴開示也都用圖博話，再用英文或其他語文翻譯，他們在流亡地區儲備人才，保留語言和文化。只要文字和語言能留下來，中國要贏不容易，而且最後一定會輸。
第二個感受是台灣人在海外，雖有FAPA等機構，很慶幸沒被中國統治，卻反而危機感不夠，精神上輸給圖博人，這是台灣的危機，不反省不行，台灣的努力顯然不夠。
台灣人因為跟中國語言相通，做生意方便，以為不談政治就沒問題，其實，這是極大的危機。圖博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很容易跟中國區隔；我們最大的問題是不會區隔中國，所以我們要推國家語言平等化，不能獨尊國語，而把河洛話、客語、原住民語當成方言。
在習慣問題上，除了保存台灣文化外，要推動現代化習慣，要改掉從中國來的文化習慣，像元宵節、中秋、鬼月、農民曆這些習慣習俗，日本已經不用舊曆，改用新曆。這看起來沒什麼，其實很重要，不改，我們還是會受到中國的文化制約。
重要的是台灣要有自己的文化解釋權，台灣文化是什麼？什麼是台灣美術、文學、藝術、音樂？有此解釋權，就能突破中國文化。沒有解釋權就會以為台灣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不能分開等等。
只要加強台灣文化的研究，在解釋過程中就能看到中國文化在台灣文化的特色，才能突破中國文化對台灣文化的影響。譬如談台灣美術的山水畫，一定要講到1970年後台灣山水畫與過去中國畫不同；了解台灣文化的過程，自然就會碰觸到中國文化，所以不用刻意去研究中國文化，就會了解中國文化。
這更凸顯台灣歷史和文化解釋權的重要，當我們真正懂得台灣文化，就能真的瞭解中國文化的特色。當我們先從台灣瞭解，就能瞭解中國，並不像很多人所說的，一定要先瞭解中國，那是本末倒置。
目前台灣的歷史學界還是被中國史佔據，但台灣史研究已經越來越多了，這種變化在1980年代是想像不到的。
Q: 2008年與2012年，民進黨的敗選，不少人以為是台灣民主化的嚴重挫敗，甚至認為台灣很難再翻身了，以您長期浸淫歷史，您會怎麼看待？
A: 現在不好，30年以前更不好，以前更多禁忌。面對未來，我很有信心。2008年DPP輸掉我就曾說：馬英九當選，對台灣當然不好，會把台灣帶偏向中國。但就事論事來看，這是個必經的過程，李登輝和阿扁都走台灣路線，一定會引起老國民黨和大中國意識者的反撲，國民黨當選後，一定會因過去的危機感而剷除阿扁所有的政績，這會讓台灣派失望，甚至有可能台派無法再執政。
但不經過這樣，台灣是沒前途的，因「國民黨大中國意識最後的反撲」與「中國對台的直接挑釁」，是台灣遲早要面對的問題。
國民黨從中國來，心向大陸，小蔣雖說反攻大陸，但他們也提出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表示絕對不與中國談判，因為國民黨知道台灣人在擔心，就像馬英九講「不統、不獨、不武」，一樣的道理。我們相信了，以為國民黨不會和中國在一起。
現在馬英九和中國綁在一起，也意味著我們要直接面對中國了，即使不是馬英九而換成其他統治者，我們還是必須要面對一直想要拿下台灣的中國。
中國對台灣問題的考量是「有沒有能力？」，「拿下台灣會不會造成全世界的敵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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