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 |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 |
| 2013-03-17 | |
 (picture source: nps.gov)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現在國民黨與共產黨又再會談，台灣人民能參與嗎？新228會不會再發生？
二二八叛亂發生後，美國駐華大使史都華特，立刻根據美國駐台領事館的詳細報告，向蔣介石遞交「關於台灣情勢的備忘錄」（「中國白皮書」的部分），對國民政府的暴政強烈抗議。七月抵達南京的魏德邁特使一行，也在忙碌的日程中騰出時間視察台灣。美國方面這種匆匆忙忙的行動，使台灣人抱著一線希望。 但國民政府已經下定決心，把台灣當做最後的避難場所，想在台灣建立更嚴酷統治體制。1949年1月1日，魏道明被免職，由蔣介石的得力幫手陳誠取而代之，出任省主席。與此同時，蔣經國被任命為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蔣緯國裝甲師也一前一後登陸台灣。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65。 想民主化，台灣的吳國禎，不被KMT信任。 國民政府第一步的工作是大規模的鐵血鎮壓。外敵中共沒有海軍和運輸艦，暫時可以放心，當前的敵人是潛伏在島內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 1949年到1951年，蔣經國特務逮捕殺害了數千名台灣青年。他們的做法是：為了逮捕一個反抗者，寧可殺掉一百個可疑分子。因為手上有某一本書就被槍斃，只因參加大學合唱團就被打死。一個人被捕，他的朋友就全部受到牽連逮捕。有的從學校教室中被帶走，有的在深夜睡覺的時候被捕。他們沒有經過公開審判就一個個被處死，運氣好送往火燒島。 繼二二八之後的這種恐怖政治，使台灣人對國民政府憎惡益甚，但國民政府對此毫不在意，製造恐怖下的安定，得到成功。 國民政府看到恐怖政治大致獲得預期的效果，就抖出新招數－同時採用懷柔的手段。這是因為難民屬於少數派，他們知道在台灣不可和所有台灣人敵對，而且為了挽回美國的歡心，爭取同情和支持，有必要宣傳國民政府的民主化。 在蔣經國和彭孟緝（二二八當時任高雄要塞司令，獲賞識升任警備總司令）手下特務繼續暗中逮捕台灣活動分子並加以處刑的情況下，前上海市長吳國楨（1903年生，湖北人，清華大學、普林士頓大學畢業）被起用為台灣省主席，試探美國的心意。吳國楨瞭解國民政府的處境和美國的意向，毅然起用若干台灣人，第一次和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攜手。 他起用楊肇嘉（1892年生，台中縣人，早稻田大學畢業，前「新民報」董事）當民政廳長，吳三連（1899年生，台南縣人，東京商科大學畢業，前「新民報」東京分社負責人）當台北市長。楊肇嘉和吳三連周圍當然也都用台灣人。 國民政府首腦開始覺得這種政策繼續下去很危險，就加強上級機關行政院以及國民黨和特務的權限，使省政府形同虛設。吳國楨在厭惡之下，摜紗帽不幹，亡命到美國，揭發攻擊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66-167。 跟蔣介石一前一後大批流亡到台灣中國難民，包括從來繁衍的和零星撤退的在內，據說有兩百萬人。戰爭結束時在台灣的日本軍民約有五十萬人。對比之下，「民族大移動」的規模可以想像。 另一方面，在國民政府反攻大陸需要人力資源的愚昧政策下，台灣人每年的人口自然增加率竟高達百分之三點五。到1962年初，台灣的總人口已經超過一千二百萬。戰後十八年之間，人口激增將近兩倍的地區，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 就是普通的國家，人口增加的壓力也會使其發展停止或變形。台灣的情形是：兩百萬中國人寄生於一千萬人之上，利用「反攻大陸」的幌子，向台灣人進行剝削和迫害。荒廢、衰微、悲慘的結局已經顯然可見，根本談不上發展。 兩百萬中國難民大致分為三個集團，彼此包藏著內部矛盾。 第一個集團是以蔣介石一族為中心，構成國民政府權力核心的數十門閥。行政院不論改組多少次，班底都一樣，其他權力機構、金融機構的最高人事根本就是私相授受。這個現象等於當年四大門閥（蔣介石宋美齡夫妻、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壟斷南京政府所有職位的狀態之縮影，不過現在蔣家父子的控制力強大很多。他們不約而同將子女和財產送往美國，為第二次亡命舖好路。 這個集團最大的內部矛盾是「太子」蔣經國和副總統陳誠之間權力鬪爭 。陳誠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就被視為蔣介石的接班人。 蔣經國留學蘇俄，在蘇俄渡過思想形成期。他是共產黨員，對自己的父親和後母宋美齡一直抱著憎惡感。正當父親被中共打敗，眾叛親離，陷於失意的深淵之際，蔣經國跟他和解，利用骨肉之情，依仗父親的權勢，擴充自己的勢力，對陳誠代表的老一派給予打擊。 陳誠心眼多，身體不好，但背後有對「暴發戶」蔣經國抱反感的黨、政、軍的力量撐腰。決定國民政府前途的重大因素之一即在於此。 第二個集團是中央政府及其附屬機關的官吏、民意代表、省政府的高官、國民黨幹部、軍隊、警察、特務的中堅、和政客勾結的商人、以及他們的家屬。他們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雖然有很多的牢騷不滿，但因為有國民政府，他們才能在權力機構中佔一席之地，所以原則上不得不採取合作的態度。他們沒有第二次亡命的力量，所以很怕台灣人起事。 第三個集團以下級軍人為主體，加上韓戰的中軍俘虜（1953年）以及大陳島附近的所有居民（1955年）、金門島部分居民(1958年)、留在泰緬的國民政府軍隊（1961年）、香港難民（1962年）等強制撤退者，佔所有中國難民的半數以上。在最底下呻吟的是，以年老、殘廢、有疾病等理由被迫離開軍營，將近二十萬的退除役士兵。 這個集團裡糊塗被帶到台灣，生活上不能受到起碼的照料。他們幾乎都沒有家，長年過著貧苦孤獨的生活，所以有很多人變得精神不正常。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67-169。 耕者有其田政策，是控制台灣地主的手段。 國民政府自賣自誇說：「『耕者有其田』──土地為農民所有，收穫由農民享受。這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教，也是政府既定的土地政策。」那麼為什麼在大陸無法實施，逃到台灣之後才實施？理由很簡單：土地是台灣人的，國民政府本身無關痛癢。（中國人也有同樣的看法。參閱1961年11月，香港自力出版社發行，孫家騏著「蔣經國竊國內幕」16頁。） 二二八大叛亂的第二年，魏道明為了對付持續的米荒，實施「收購大中戶餘糧」制度，命令擁有土地十甲以上的大中地主（據1932年統計，佔全部耕地面積的35.8%，按戶數計算佔2.7%，九千餘戶。）將多餘的佃租米廉價賣給政府。地主們大為不滿，但國民政府以下獄的手段對付。 緊接著在1949年4月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把向來高達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佃租，一律壓低為百分之37.5。結果地價暴跌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地主再度蒙受打擊。 林獻堂不反對「三七五減租」，但對「收購大中戶餘糧」極為憤慨，1949年秋天，他以治病為藉口渡日，其後一直拒絕國民政府的慫恿，不回台灣，1956年客死東京。 1951年6月，國民政府實施「公地放領」。接收自日本人的農地181,490甲當中，74,531甲保留為公地，其餘售給佃農。價格是年產量的二點五倍，分十年平均攤還，水田實繳稻穀，旱田按甘薯產量折合現金繳納。「公地放領」是對台灣地主所做的一種示烕。 1953年1月，「耕者有其田條例」終於公佈實施，同年內完成。包括佃耕地和自耕地在內，地主每人只准保留三甲（旱田則為六甲），其餘以「三七五減租」當時年產量二點五倍的價格強行收購。付款方式是「實物土地債券」（用票券換領稻穀，分十年二十次償還）百分之七十，準公營的水泥、造紙、農林、工礦四大公司的公司債（面額十元，瞬間貶值）百分之三十。土地售給佃農時，規定年利四釐，分十年二十次，以實物償付。 1962年當時，台灣的農民約有八十一萬戶，五百四十萬到五百五十萬人，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十強。約達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輸出額中，農產品和加工品佔百分之八十，足見農民是維持台灣經濟的棟樑。 台灣的耕地面積，比日據時代減少，約為八十萬甲，這二十年來並無顯著的增加。可是農戶却年年增加，1947年到1959年之間激增了22.84%。 因此，每戶的耕地面積不斷縮小，零細農戶（一甲以下），在１1936年為46%，1956年增加到63%，現在將近70%。每一戶平均人口，在1949年為6.1人，1957年增加到8.39人。（參閱1959年9月，台灣銀行發行，「台灣之稻作農業經濟」以及1954年10月，農復會發行，「台灣之土地改革」。） 農民的生活當然越來越苦。有一位學者表示：由於這個影響，農村至少出現了一百萬的潛在失業者。他們無法吃自己辛苦流汗所種的稻米，以甘薯為常食或摻雜著吃。不分男女老幼，到附近的城鎮打零工。不然就把女兒賣到台北或高雄的風化區。農民困苦的情形，省議員早就指出，但國民政府充耳不聞。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70-172。
（未完待續，撰於200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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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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