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7日 星期日

台灣.苦悶的歷史-我見我得(7)

新聞報導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03-17

(picture source: nps.gov)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現在國民黨與共產黨又再會談,台灣人民能參與嗎?新228會不會再發生?

二二八叛亂發生後,美國駐華大使史都華特,立刻根據美國駐台領事館的詳細報告,向蔣介石遞交「關於台灣情勢的備忘錄」(「中國白皮書」的部分),對國民政府的暴政強烈抗議。七月抵達南京的魏德邁特使一行,也在忙碌的日程中騰出時間視察台灣。美國方面這種匆匆忙忙的行動,使台灣人抱著一線希望。

但國民政府已經下定決心,把台灣當做最後的避難場所,想在台灣建立更嚴酷統治體制。1949年1月1日,魏道明被免職,由蔣介石的得力幫手陳誠取而代之,出任省主席。與此同時,蔣經國被任命為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蔣緯國裝甲師也一前一後登陸台灣。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65。

想民主化,台灣的吳國禎,不被KMT信任。


國民政府第一步的工作是大規模的鐵血鎮壓。外敵中共沒有海軍和運輸艦,暫時可以放心,當前的敵人是潛伏在島內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

1949年到1951年,蔣經國特務逮捕殺害了數千名台灣青年。他們的做法是:為了逮捕一個反抗者,寧可殺掉一百個可疑分子。因為手上有某一本書就被槍斃,只因參加大學合唱團就被打死。一個人被捕,他的朋友就全部受到牽連逮捕。有的從學校教室中被帶走,有的在深夜睡覺的時候被捕。他們沒有經過公開審判就一個個被處死,運氣好送往火燒島。

繼二二八之後的這種恐怖政治,使台灣人對國民政府憎惡益甚,但國民政府對此毫不在意,製造恐怖下的安定,得到成功。

國民政府看到恐怖政治大致獲得預期的效果,就抖出新招數-同時採用懷柔的手段。這是因為難民屬於少數派,他們知道在台灣不可和所有台灣人敵對,而且為了挽回美國的歡心,爭取同情和支持,有必要宣傳國民政府的民主化。

在蔣經國和彭孟緝(二二八當時任高雄要塞司令,獲賞識升任警備總司令)手下特務繼續暗中逮捕台灣活動分子並加以處刑的情況下,前上海市長吳國楨(1903年生,湖北人,清華大學、普林士頓大學畢業)被起用為台灣省主席,試探美國的心意。吳國楨瞭解國民政府的處境和美國的意向,毅然起用若干台灣人,第一次和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攜手。

他起用楊肇嘉(1892年生,台中縣人,早稻田大學畢業,前「新民報」董事)當民政廳長,吳三連(1899年生,台南縣人,東京商科大學畢業,前「新民報」東京分社負責人)當台北市長。楊肇嘉和吳三連周圍當然也都用台灣人。

國民政府首腦開始覺得這種政策繼續下去很危險,就加強上級機關行政院以及國民黨和特務的權限,使省政府形同虛設。吳國楨在厭惡之下,摜紗帽不幹,亡命到美國,揭發攻擊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66-167。

跟蔣介石一前一後大批流亡到台灣中國難民,包括從來繁衍的和零星撤退的在內,據說有兩百萬人。戰爭結束時在台灣的日本軍民約有五十萬人。對比之下,「民族大移動」的規模可以想像。

另一方面,在國民政府反攻大陸需要人力資源的愚昧政策下,台灣人每年的人口自然增加率竟高達百分之三點五。到1962年初,台灣的總人口已經超過一千二百萬。戰後十八年之間,人口激增將近兩倍的地區,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

就是普通的國家,人口增加的壓力也會使其發展停止或變形。台灣的情形是:兩百萬中國人寄生於一千萬人之上,利用「反攻大陸」的幌子,向台灣人進行剝削和迫害。荒廢、衰微、悲慘的結局已經顯然可見,根本談不上發展。

兩百萬中國難民大致分為三個集團,彼此包藏著內部矛盾。

第一個集團是以蔣介石一族為中心,構成國民政府權力核心的數十門閥。行政院不論改組多少次,班底都一樣,其他權力機構、金融機構的最高人事根本就是私相授受。這個現象等於當年四大門閥(蔣介石宋美齡夫妻、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壟斷南京政府所有職位的狀態之縮影,不過現在蔣家父子的控制力強大很多。他們不約而同將子女和財產送往美國,為第二次亡命舖好路

這個集團最大的內部矛盾是「太子」蔣經國和副總統陳誠之間權力鬪爭
。陳誠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就被視為蔣介石的接班人。

蔣經國留學蘇俄,在蘇俄渡過思想形成期。他是共產黨員,對自己的父親和後母宋美齡一直抱著憎惡感。正當父親被中共打敗,眾叛親離,陷於失意的深淵之際,蔣經國跟他和解,利用骨肉之情,依仗父親的權勢,擴充自己的勢力,對陳誠代表的老一派給予打擊。

陳誠心眼多,身體不好,但背後有對「暴發戶」蔣經國抱反感的黨、政、軍的力量撐腰。決定國民政府前途的重大因素之一即在於此。

第二個集團是中央政府及其附屬機關的官吏、民意代表、省政府的高官、國民黨幹部、軍隊、警察、特務的中堅、和政客勾結的商人、以及他們的家屬。他們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雖然有很多的牢騷不滿,但因為有國民政府,他們才能在權力機構中佔一席之地,所以原則上不得不採取合作的態度。他們沒有第二次亡命的力量,所以很怕台灣人起事

第三個集團以下級軍人為主體,加上韓戰的中軍俘虜(1953年)以及大陳島附近的所有居民(1955年)、金門島部分居民(1958年)、留在泰緬的國民政府軍隊(1961年)、香港難民(1962年)等強制撤退者,佔所有中國難民的半數以上。在最底下呻吟的是,以年老、殘廢、有疾病等理由被迫離開軍營,將近二十萬的退除役士兵。

這個集團裡糊塗被帶到台灣,生活上不能受到起碼的照料。他們幾乎都沒有家,長年過著貧苦孤獨的生活,所以有很多人變得精神不正常。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67-169。

耕者有其田政策,是控制台灣地主的手段。

國民政府自賣自誇說:「『耕者有其田』──土地為農民所有,收穫由農民享受。這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教,也是政府既定的土地政策。」那麼為什麼在大陸無法實施,逃到台灣之後才實施?理由很簡單:土地是台灣人的,國民政府本身無關痛癢。(中國人也有同樣的看法。參閱1961年11月,香港自力出版社發行,孫家騏著「蔣經國竊國內幕」16頁。)

二二八大叛亂的第二年,魏道明為了對付持續的米荒,實施「收購大中戶餘糧」制度,命令擁有土地十甲以上的大中地主(據1932年統計,佔全部耕地面積的35.8%,按戶數計算佔2.7%,九千餘戶。)將多餘的佃租米廉價賣給政府。地主們大為不滿,但國民政府以下獄的手段對付。

緊接著在1949年4月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把向來高達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佃租,一律壓低為百分之37.5。結果地價暴跌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地主再度蒙受打擊。

林獻堂不反對「三七五減租」,但對「收購大中戶餘糧」極為憤慨,1949年秋天,他以治病為藉口渡日,其後一直拒絕國民政府的慫恿,不回台灣,1956年客死東京。

1951年6月,國民政府實施「公地放領」。接收自日本人的農地181,490甲當中,74,531甲保留為公地,其餘售給佃農。價格是年產量的二點五倍,分十年平均攤還,水田實繳稻穀,旱田按甘薯產量折合現金繳納。「公地放領」是對台灣地主所做的一種示烕。

1953年1月,「耕者有其田條例」終於公佈實施,同年內完成。包括佃耕地和自耕地在內,地主每人只准保留三甲(旱田則為六甲),其餘以「三七五減租」當時年產量二點五倍的價格強行收購。付款方式是「實物土地債券」(用票券換領稻穀,分十年二十次償還)百分之七十,準公營的水泥、造紙、農林、工礦四大公司的公司債(面額十元,瞬間貶值)百分之三十。土地售給佃農時,規定年利四釐,分十年二十次,以實物償付。

1962年當時,台灣的農民約有八十一萬戶,五百四十萬到五百五十萬人,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十強。約達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輸出額中,農產品和加工品佔百分之八十,足見農民是維持台灣經濟的棟樑。

台灣的耕地面積,比日據時代減少,約為八十萬甲,這二十年來並無顯著的增加。可是農戶却年年增加,1947年到1959年之間激增了22.84%。

因此,每戶的耕地面積不斷縮小,零細農戶(一甲以下),在11936年為46%,1956年增加到63%,現在將近70%。每一戶平均人口,在1949年為6.1人,1957年增加到8.39人。(參閱1959年9月,台灣銀行發行,「台灣之稻作農業經濟」以及1954年10月,農復會發行,「台灣之土地改革」。)

農民的生活當然越來越苦。有一位學者表示:由於這個影響,農村至少出現了一百萬的潛在失業者。他們無法吃自己辛苦流汗所種的稻米,以甘薯為常食或摻雜著吃。不分男女老幼,到附近的城鎮打零工。不然就把女兒賣到台北或高雄的風化區。農民困苦的情形,省議員早就指出,但國民政府充耳不聞。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70-172。
(未完待續,撰於200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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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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