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6日 星期四

天空在屋頂的另一端(1)& 引言

新聞報導 -
作者 真理大學 台灣文學資料館 & 包子丸 | 贊弓   
2012-09-06

前台視8點檔連續劇『台灣百合』,故事一開頭的女主角→音樂老師王美琴小姐,本名洪陳勤,是我的老師,她把她無辜遭到國民黨白色恐怖迫害的故事,寫成這一本天空在屋頂的那一端。

原稿也曾刊載於台灣日報,徵得我老師的同意,把這本書刊載在此,希望透過網路,讓更多的人知道,在那個荒謬的年代,國民黨所幹過的荒謬事。

整個小說寫完,我的老師沒有罵到國民黨一字一句。到目前為止,國民黨也沒為它所幹下的惡行,說過一字一句道歉。

我的老師選擇寬恕 ,國民黨選擇逃避。

我老師的高貴與國民黨的齷齪 ,剛好是一個強烈的對比。(by 贊弓)

原載於『台灣文學評論』第三卷第二期 2003年七月一日發行
發行所:私立真理大學 台灣文學資料館

天空在屋頂的那一端

一 家世與教育
我一九二二年初出生在台北十五分庄『今景美興隆路 』,父親有八兄弟,他排行老大。因家道中落,他在族人所設的書院讀了幾年漢文後,便出外經商。母親是景美劉姓望族獨生女,因外祖母難產致病,認為不祥,把她送她給高家當養女。長大後,順理成章的成為高家的大媳婦。婚後接二連三的生了五個女兒。大姐在我未出生之前送人領養,不久夭折。二姐也送人,因重病領回後不久病故。我未滿週歲,也由陳家領養。養父家原本經營茶園,九歲時父母因「番仔反事件」雙雙亡故。他在太平公學校讀了一年後便輟學,曾當過童工,採礦見習工。婚後育有一子,喪偶後.前往日本川崎船埠工廠當研習工,學習引擎、機械修繕及製圖,回台後考進鐵道工廠﹝今鐵路局﹞擔任技工。不久再娶養母。養兄畢業後,在煤礦公司擔任書記。小時候我曾跟他到老闆的別墅,首次見到鋼琴,當他的指尖滑過鍵盤發出的優美樂音,令我驚又喜。他結婚時,我當花童陪坐花轎而送我童話書,精美的繪圖深深的吸引我。琴、書的印象,至今畢生難忘。

我小學就讀蓬萊公學校,二年級時.經常到收廢銅古錫店的鄰家小閣樓看日本小學館月刊等雜誌。養父知道我喜歡唸書,要養母不要支使我做家事,盡量讓我專心讀書。

就讀公學校期間,對我影響較大的是小關先生,他是日本東洋音專畢業,我音樂的啟蒙,是小關先生的帶領。升學班老師大園先生對我的關懷,也讓我畢生難忘,他的鼓勵與養父的堅持,我得以順利考上第三高女﹝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一九三八年三月,我第三高女畢業後,下半年到區公所設立的雙連區日語講習班任教,月薪十七元。一九三九年初,救世軍來台創設國語保育園,我到該園擔任幼教工作。日本園長江原大尉是位宗教狂,除教學外,還要求我們要參加街頭佈道行列,並不是單純的教學工作。一九四0年,回母校蓬萊公學校附設日語講習所任教,月薪三十二元;同年秋天,養父過世,我要負擔家計。除了教成人班的日語課程外,早上在蓬萊公學校代課。一九四三年四月,實施六年義務教育,缺乏師資,我具備有教師資格,依志願順利到宮前國民學校﹝今中山國小﹞任教。

一九四四年,美軍轟炸南台灣,各校編組「學童集團疏散隊」,到偏遠山區寄讀。一九四五年元月,美軍轟炸台灣各城市,糧食缺乏,生活困難。三月某天,我到鄉下以物易物補充食米。為方便搭軍車前往,途經伽鈉橋時,適值美軍機B38突襲轟炸,連帶以機關槍掃射。我連滾帶爬的躲到竹林中,距我五米處的軍用油桶中彈爆炸,避難附近的人血流如注,我嚇呆了。四月,新學年開始,因防衛部隊駐紮學校,全面停課。也不知殘酷的戰爭何時了,趁美軍沒轟炸時,到土城探望寄居表姐家的養母。途經鄉公所,看到被徵召的農村青年,正與家人淚別。此時美軍飛機又在空中盤旋,廣場的眾人四處躲藏。飛機離去後,我取道田埂途中,撿到了傳單,是美軍空投的開羅宣言,正面是日文,反面是中英文對照。我速讀後,將傳單埋入土中,回家後告訴舅父這個消息。雖然如此,轟炸仍是不斷。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十點至下午兩點,成群結隊的B24轟炸機投下大小炸彈,擊中我家附近的大正醬油工廠,我住的二層磚屋玻璃全被震破,我和養母躲在大八仙桌下逃過一劫。事後,我收拾了身邊的日用品、米糧、衣物,以六十元雇用了一輛力阿卡﹝手拉車﹞,推著養母走了三個鐘頭,避難到土城。在土城,我以六十元租金,租住牛廄,不久再搬居呂祖厝。養母僅有的金飾和銀子均捐給政府,破爛的鍋子也讓軍方始徵收改造炮彈。還好我身邊還有省吃儉用的積蓄勉強可度日。

疏散期間,我在土城國小任教。由於台北市道轟炸,大量學童疏散到此校,木造的破舊教室不堪容納,乃採取野外教學。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軍投降,大家歡喜若狂,有位本地老師召集台北來的同事,教唱國歌。隔天我收拾簡單行李回台北。十一月一日,宮前國小改為中山國校,我仍回原校任教,教學工作極為繁忙。由於台灣光復,從香港及大陸廈門、上海轉來了不少學童,每個班學生都達七、八十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國民政府文武官員陸續到台灣。在接收期間,台北市各校部分校舍都駐紮軍隊,軍官經常進出我們辦公室,自告奮勇要教我們中文。在台日本人準備遣返,經常可在鬧區看到日本人擺地攤賣家具、古董、書籍。

戰後,省政府成立了台灣省交響樂團,由行政長官陳儀的愛將蔡繼琨擔任團長,馬思聰擔任指揮。樂團頗具規模,我也應考錄取參加合唱團,每天晚上在警總大廳練唱。此外,並負責學校合唱團的教唱,因過度勞累,導致聲帶結節炎開刀兩次。療癒後,原教的班級已被併到別班,我被派擔任六年級複式教學班。因學校派系與教育理念的堅持等因素,我想改變環境,另調他校服務。

二二八見聞

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我調任福星國小﹝原為日治時代的末廣高等小學﹞。三月一日原預定舉行教學觀摩,因二二八事件,臨時下令停辦,緊急放學。我順著鐵道走到北門口平交道,突然郵局那邊有機關槍掃射過來,觀望的群眾驚恐的四處閃避,我緊貼著鐵路局圍牆躲著。情勢稍穩定後,沿太平町欲回家時,突見謝娥的外科醫院冒有黑煙,原來謝娥因有關二二八事件赴電台廣播不得體,引起群眾不滿,憤怒的群眾將醫院的家俱、衣物等搬出焚燬。我的表姐劉彩碧在該院擔任住院護理士,衣物也全被燒燬,幸好她產假不在場。

二二八事件,中山國小的同事何教導亦罹難。我在停課期間,參加何教導的追悼會,驚魂甫定的王主任述說事件經過: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與何主任留守學校。情勢緊張的那天下午,他倆被哨兵從辦公室強拉出去,喝令下跪。哨兵從背後擊斃敦厚的何主任。王主任驚愕之餘臨機應變:要求生前抽一支煙,同時也請哨兵同抽。在吸煙的片刻,部隊緊急集合號角突然響起,剎那間王主任奇蹟般的逃過鬼門關。

事件後,戒嚴令解除,社會又回復常態。但人心惶惶,大家噤若寒蟬,視政治為禁忌,無人敢論及。回想光復初期,多數知識份子爭讀有關社會改革書籍,我也翻閱了社會主義入門的書。因中文譯本艱澀,無法研讀吸收。事件後,對這類書籍也無暇涉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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