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國大陸的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什麼使得學生從開始的請願變為後來與政府的對立？我認為，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當局對學生的請願採取了暴力的對待方式，激起了學生的情緒反彈。
1989~4月19日的新華門事件和22日胡耀邦追悼會上，當局出動武警力量面對學生嚴陣以待並多次使用暴力恐嚇，這對很多學生來說，是很大的心理刺激。這些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他們在地方上都是備受保護與寵愛的人，也自認為是精英集團內部的人和未來的主人翁，對當局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外人。走上街頭對他們來說，一開始並不具備反叛的意識，他們只是真的以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所以有話就要說。但是真的走上街頭，突然發現面對這樣的對待，委屈轉化為憤怒，從此走上與政府決裂的道路。
去年，柴玲出版了回憶錄。她的回憶錄中，談到在學潮剛開始的時候，自己的心路歷程，就是上述分析的典型例證。她說她4月22日在胡耀邦追悼會上目睹了軍警的凶惡：「我那天來到廣場的時候心裡只有一個簡單的想法：要給這個失勢的領袖進行悼念和給校友們送一些食物和水。但是我在幾個小時裡完成了蛻變。被警察追趕和看到無辜的人被毒打的經歷，揭開了我對在北大被公安警官羞辱和被售貨員欺負的尚未好全的傷疤。在我心裡，我下定決心再也不會繼續做那個兩年前在火車上哭著回家的少女了。我受傷害的自尊和新的憤怒讓我忘記了什麼是悲傷。從此以後，我絕不再跑了……那天晚上，當一個政府將軍隊派到天安門廣場，迫使這中國年輕的一代站起來的時候，中國現代歷史出現了新的篇章。」（柴玲：《一心一意向自由——柴玲回憶》，香港：田園書屋，2011，P90）
回顧這一點，做為當局和學生兩個方面的反思都很重要：對政府來說，他們習慣了用暴力維護統治，也嘗到了用暴力建立起來的恐懼帶給他們的甜頭。但是我認為他們應當學一點歷史。歷史上，暴力政權最後還是會垮台，說明暴力不是永遠有效的，為什麼呢？這就是因為，暴力的使用使得像柴玲這樣的很多人，原本對政權並未敵視，但是因為感到被羞辱而埋下了仇恨的種子。這樣的種子也許會很長時間埋在心裡，但是早晚有一天，時機一到就會爆發出來。這就是暴力政權無法持久的原因。
而對學生來說，柴玲的心態很有代表性。大部分學生並非一開始就帶著與政府對立的情緒走上街頭的，他們不僅沒有想與政府對抗，更沒有任何與政府對抗的經驗，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正是由於這一點，所以他們是準備相當不足地走上街頭的。這與過去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差別，那些學運才真正是「有組織，有預謀，有策畫」地進行的，而且是與做為反對黨的中共的軍事行動、政治行動配合進行的，當然可以起到撼動政權的作用。而1989年的學生倉促上陣，並未有實現周密的思想和實際的準備，這是導致最後雙方力量對決的時候，學生落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出處: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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