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1/06/03, Friday
（photo source:《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一書，「從醫生娘到農夫的艱苦歷程」）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 |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 |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盧陳碧水，其夫盧鎰。
光復以後，民國三十五年，阮就自己蓋一間旅社，叫大陸旅社，那是阮頭家的名。阮頭家想彼時大陸「光復」台灣，就號這樣的名。
光復後，國軍、外省人過來台灣，真多嘉義機場的空軍來住在阮的旅社。他們不只是住阮的旅社，阮也煮給他們吃。他們住住，離開以後，阮才拿帳單去機場總部收帳。當時生意真好，除了國軍以外，也有真多普通的人來住。彼時，我真「無閒」（沒空），又要顧囝仔，又要顧生意。
一般來講，那些空軍的素質還不錯。阮對他們不錯。我雖然不會講國語，但是聽多了，一些簡單的話，我就把伊學起來，像吃飯啦，一些日常簡單用語。
沈秀華，1997，"旅社頭家娘的冤情－盧陳碧水（其夫盧鎰）"，《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31。
嘉義發生二二八的前一天，阮頭家剛好跟刑事組長和組長的太太，三人一起去高雄。第二天，亦是二二八發生的那天，阮頭家他們三個人在高雄聽講發生二二八，就趕快回來嘉義。當時有一些台灣人要打外省人，刑事組長是外省人，阮頭家就把刑事組長藏在阮厝內，有三、四個台灣人就來阮厝，要把刑事組長拉出來。阮頭家不肯，就把門硬關起來。那些台灣人無法度入來厝內，就喊講：「你要是不讓阮進去，阮就投手榴彈。」阮頭家就回講：「你們投看看！」後來那三、四個台灣人就離開。
沈秀華，1997，"旅社頭家娘的冤情－盧陳碧水（其夫盧鎰）"，《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32。
二二八以後，有一段時間一些外省人，其中有一些是憲兵，會來阮旅社亂搜查，叫阮的人客出來房間外蹲著。他們講阮旅社內有「叫查某」（指可召妓），有住壞人。彼時常常被這些外省人弄得真操煩。那些外省人亦講：「你的頭家被打死，是應該的，伊反叛國家。」我一聽他們這麼講，很生氣就跟他們相罵。我也無在驚，我講：「你們知道什麼是應該，阮頭家保護你們外省人，驚你們被台灣人打，你們凶狠，還講這種話。」我一氣就罵他們，後來那些外省人還跟我陪失禮，講：「我們不知道情形是這樣，還以為你的頭家被槍殺，是因為反叛國家。」你看有冤枉否？阮頭家只是去高雄一趟，就被講有參加二二八，其實真多那些被打死的人，都無參加二二八。
沈秀華，1997，"旅社頭家娘的冤情－盧陳碧水（其夫盧鎰）"，《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33。
她是堅強的女性，228之後雖然充斥害怕的陰影，並未打倒她的意志，勇於面對KMT橫加而來的打擊。
自我的囝仔小時，我就跟他們講他們老爸二二八被打死的代誌。我是無在驚政治，若讓我生氣起來，我什麼都不驚。阮頭家的死，我當然會怨嘆，怨嘆伊又無參加二二八，還這樣被打死。伊若有參加來被打死，咱們也比較不怨嘆。今日伊又無參加二二八，還被打死，什麼人不會怨嘆。我當然也會怨嘆政府，但是怨嘆又有什麼用。咱們的要求，政府又不會照做。我常想阮頭家，想伊才39歲就無緣無故被打死，想伊可憐。
沈秀華，1997，"旅社頭家娘的冤情－盧陳碧水（其夫盧鎰）"，《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 134。
許江春，其夫許朝宗，八堵火車站副站長。
我22歲結婚，31歲彼年新曆3月11，農曆2月19發生二二八這件代誌。二二八前，阮老爸在外面聽人講有人要來「車頭」抓穿黑衫的人（鐵路局工作人員），阮老爸回來厝就對阮頭家講：「朝宗，你明早不要去上班，萬一有人要來抓穿黑衫的人，不是就真冤枉。」阮頭家應講：「阮也無跟人家怎麼樣，為什麼要驚，不要出去上班？」當時收音機也一直播放，叫大家要去上班，講政府會保護大家。農曆2月19彼早，阮頭家要去上班，我還叫伊不要去，伊講，無去跟人換班也不行，我就對阮頭家講：「你要去跟人換班，也不要去「車頭」坐，去人家厝內坐較安全。」
彼時我剛有阮查某囝仔四個月，「病囝」（害喜）病得人真艱苦，伊去上班以後，我就去洗衫，洗好，畏寒，我就去躺在棉床上，剛躺下去還未睡著，我一個朋友就來叫，問阮頭家有去上班無？我講：「有。」我的朋友就講：「壞了，抓去的抓去了，死的死的。」我一聽就自己跑去八堵，從暖暖跑到八堵也不會真遠，我一到八堵時已經無看到人影。
找「尪」的心情是真艱苦，阮也曾經去海邊認死屍，屍體一塊浮起，一塊浮起，但是都不是咱們的人。
沈秀華，1997，"從二二八走過來的歲月－許江春（其夫許朝宗）"，《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40-142。
台灣查某偉大的地方，在於她能夠忍辱顧囝仔，隱藏心理上極大的「衝擊」而頂天立地。
阮頭家出代誌以後，我對囝仔變成真嚴，我都跟囝仔講：「要乖，咱們無老爸，就要乖才行。」有一次，我的囝仔出去跟人家冤家（吵架），回來厝就給我打，我「號」，囝仔也「號」，我對我的囝仔講：「你怎麼跟人家冤家？」伊講：「我下次不敢了。」我問伊：「你現在靠誰？」伊講：「靠媽媽。」我講：「你靠我，我要靠誰？」阮囝仔就講：「你靠我，現在起，我要乖。」伊給我打，也「號」，我打人也「號」，這些囝仔跟我也真艱苦，我真嚴。
沈秀華，1997，"從二二八走過來的歲月－許江春（其夫許朝宗）"，《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44。
二二八這件代誌對我最大的影響是讓阮全家落地散家，死的死，小的小，還未出生的還未生，阮頭家出代誌彼年七月我才生我最小的查某囝仔，生的那早上，嬰仔一出世，親像是歌仔戲在扮，我嬰仔抱起來就「號」，「號」囝仔一出世就無老爸，但是「號、號」的，還是算去，也無法度，厝邊的人來看我，叫我不要再「號」，再「號」目睭會瞎。
沈秀華，1997，"從二二八走過來的歲月－許江春（其夫許朝宗）"，《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47-148。
張玉蟬，其夫張果仁是醫師。
四月初時，兵仔（國民黨軍隊）來花蓮，阮大家就在街仔路排著，看著兵仔。怎麼形容這些兵仔呢？中國兵仔跟日本兵仔差真多，中國兵仔像是乞丐，古早的乞丐都揹著鼎（鍋子）啦！雨傘啦！中國兵仔也一模一樣，揹著鼎、雨傘啦！咱們想看一下這些打敗日本兵的中國兵長得怎麼樣？結果像乞丐一樣。
四月初四晚上鳳林鎮上有歡迎國軍來的晚會，阮公公（採訪者按：在受訪過程，張女士時以阮老爸，或阮公公稱呼張七郎先生。）人破病，不能去參加，就派大囝仔（大兒子）去，結果同彼晚國軍派人去阮街仔路的病院抓張果仁，當時我人在厝內，不知道情形，是阮大嫂跟我講的。彼晚我就趕快回來山下，想跟阮老爸講，伊的囝仔被抓去了。結果我一回到山下厝來，阮老母跟我講，阮老爸跟老四被兵仔抓去。當時我就將鳳林街仔路厝內發生的情形跟阮老母講一遍。
第二天，五日早上，阮不知道他們已經被殺死，阮還殺雞準備四個便當，拿去警察所要給他們，結果局方只收一個便當。後來一個兵仔來跟阮通知，講阮老爸三人已經被殺死。阮厝就跟十幾個親戚去找，到了傍晚四、五點，才在鳳林公墓找到阮老爸、阮大兄和張果仁的屍體，但是當時天未暗，阮不敢把屍體弄回來，一直到六日透早，天未亮，才用牛車去運屍體回來，一路上牛也一直在哭。
屍體到厝以後，我、阮大嫂和阮婆婆（採訪者按：張玉嬋女士以阮老母或阮婆婆來稱呼張七郎的太太張詹金枝女士）就用熱水洗他們的身軀，就像洗人的身軀一樣來洗他們，又替他們換衫。他們每一人都被打二槍，全身軀都是砂，阮先生張果仁大腸也跑出來。我當時真悲哀，真懷疑上帝的存在，一邊幫他們洗身軀，一邊就罵：「那裡有上帝，若有上帝，為何給阮這麼大的災難。」阮老母真堅強，伊一直祈禱。阮老爸、老母一直信仰基督教長老教會，我來張家以後，也信仰上帝。
沈秀華，1997，"從醫生娘到農夫的艱苦歷程－張玉蟬（其夫張果仁）"，《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56-157。
228的當時，子女能出國，是歹命中的「好命」，不幸2008馬騜當家，「ECFA」與「一中原則」，就把台灣人再出賣給PRC。
台灣囝仔，是台灣建國的希望。
我們張家一直真重視教育，日據時代孩子都送去日本受教育，假使說二二八沒有發生，我們家的孩子也都會送去外國讀書的，二二八發生後，阮老母很生氣，伊講：「我情願我的子孫做外國的奴才，也不甘願他們做中華民國的紳士。」但是如果二二八沒有發生，我們張家的孩子，還是會出國。
沈秀華，1997，"從醫生娘到農夫的艱苦歷程－張玉蟬（其夫張果仁）"，《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61。
二二八事件以後，對外省人，一開始，我們當然很怨恨他們，但是久了，我們就瞭解這不是一般的外省人做的事，而是那些做官的外省人做的。所以以後我們對外省人就不會排斥，阮大嫂的大媳婦和我的媳婦都是外省人，我們都相處得很好。
這幾年要不是民進黨出來，二二八也不會那麼容易的平反，有時我看立法院為了二二八賠償問題在講價，民進黨是為二二八家屬在講話。但是國民黨方面，我就想不通，國民黨裡面台灣人也真多，結果他們不靠到我們這邊來，反而靠到國民黨那邊去。剛開始是一千萬，現在是六百萬，當報紙報導一千萬賠償時，有人對我媳婦講：「哇！你們可以領一千萬。」阮媳婦就回答，講：「那一千萬，我不要，給你啦！你們家死一個人，好嗎？」那一千萬我不放在眼裡，我四十多年都過來了，別人家我不知道，我們張家有三個醫生，我爸爸還是國代，「老賊」！哈！國代領的錢有多少？難道四十多年來，他們只賺一千萬而已？
沈秀華，1997，"從醫生娘到農夫的艱苦歷程－張玉蟬（其夫張果仁）"，《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70。
李登輝總統出來對二二八家屬道歉，我很感激，但是無滿足。在二二八時，李總統也像咱們其他台灣人一樣，驚得要死，他的道歉沒什麼意義，應該是兇手出來道歉才有意義。兇手是蔣總統，咱們都知道，但是咱們不敢講出來，現在他已經死去了，也沒有辦法，但是那些殺人的人應該要出來道歉。
我一世人艱苦，信仰對我有很大的幫助，遇到困難，無人商量，很無奈的時候，只有禱告求上帝，心內就感到較平安。
沈秀華，1997，"從醫生娘到農夫的艱苦歷程－張玉蟬（其夫張果仁）"，《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71。
光復以後，民國三十五年，阮就自己蓋一間旅社，叫大陸旅社，那是阮頭家的名。阮頭家想彼時大陸「光復」台灣，就號這樣的名。
光復後，國軍、外省人過來台灣，真多嘉義機場的空軍來住在阮的旅社。他們不只是住阮的旅社，阮也煮給他們吃。他們住住，離開以後，阮才拿帳單去機場總部收帳。當時生意真好，除了國軍以外，也有真多普通的人來住。彼時，我真「無閒」（沒空），又要顧囝仔，又要顧生意。
一般來講，那些空軍的素質還不錯。阮對他們不錯。我雖然不會講國語，但是聽多了，一些簡單的話，我就把伊學起來，像吃飯啦，一些日常簡單用語。
沈秀華，1997，"旅社頭家娘的冤情－盧陳碧水（其夫盧鎰）"，《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31。
嘉義發生二二八的前一天，阮頭家剛好跟刑事組長和組長的太太，三人一起去高雄。第二天，亦是二二八發生的那天，阮頭家他們三個人在高雄聽講發生二二八，就趕快回來嘉義。當時有一些台灣人要打外省人，刑事組長是外省人，阮頭家就把刑事組長藏在阮厝內，有三、四個台灣人就來阮厝，要把刑事組長拉出來。阮頭家不肯，就把門硬關起來。那些台灣人無法度入來厝內，就喊講：「你要是不讓阮進去，阮就投手榴彈。」阮頭家就回講：「你們投看看！」後來那三、四個台灣人就離開。
沈秀華，1997，"旅社頭家娘的冤情－盧陳碧水（其夫盧鎰）"，《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32。
二二八以後，有一段時間一些外省人，其中有一些是憲兵，會來阮旅社亂搜查，叫阮的人客出來房間外蹲著。他們講阮旅社內有「叫查某」（指可召妓），有住壞人。彼時常常被這些外省人弄得真操煩。那些外省人亦講：「你的頭家被打死，是應該的，伊反叛國家。」我一聽他們這麼講，很生氣就跟他們相罵。我也無在驚，我講：「你們知道什麼是應該，阮頭家保護你們外省人，驚你們被台灣人打，你們凶狠，還講這種話。」我一氣就罵他們，後來那些外省人還跟我陪失禮，講：「我們不知道情形是這樣，還以為你的頭家被槍殺，是因為反叛國家。」你看有冤枉否？阮頭家只是去高雄一趟，就被講有參加二二八，其實真多那些被打死的人，都無參加二二八。
沈秀華，1997，"旅社頭家娘的冤情－盧陳碧水（其夫盧鎰）"，《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33。
她是堅強的女性，228之後雖然充斥害怕的陰影，並未打倒她的意志，勇於面對KMT橫加而來的打擊。
自我的囝仔小時，我就跟他們講他們老爸二二八被打死的代誌。我是無在驚政治，若讓我生氣起來，我什麼都不驚。阮頭家的死，我當然會怨嘆，怨嘆伊又無參加二二八，還這樣被打死。伊若有參加來被打死，咱們也比較不怨嘆。今日伊又無參加二二八，還被打死，什麼人不會怨嘆。我當然也會怨嘆政府，但是怨嘆又有什麼用。咱們的要求，政府又不會照做。我常想阮頭家，想伊才39歲就無緣無故被打死，想伊可憐。
沈秀華，1997，"旅社頭家娘的冤情－盧陳碧水（其夫盧鎰）"，《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 134。
許江春，其夫許朝宗，八堵火車站副站長。
我22歲結婚，31歲彼年新曆3月11，農曆2月19發生二二八這件代誌。二二八前，阮老爸在外面聽人講有人要來「車頭」抓穿黑衫的人（鐵路局工作人員），阮老爸回來厝就對阮頭家講：「朝宗，你明早不要去上班，萬一有人要來抓穿黑衫的人，不是就真冤枉。」阮頭家應講：「阮也無跟人家怎麼樣，為什麼要驚，不要出去上班？」當時收音機也一直播放，叫大家要去上班，講政府會保護大家。農曆2月19彼早，阮頭家要去上班，我還叫伊不要去，伊講，無去跟人換班也不行，我就對阮頭家講：「你要去跟人換班，也不要去「車頭」坐，去人家厝內坐較安全。」
彼時我剛有阮查某囝仔四個月，「病囝」（害喜）病得人真艱苦，伊去上班以後，我就去洗衫，洗好，畏寒，我就去躺在棉床上，剛躺下去還未睡著，我一個朋友就來叫，問阮頭家有去上班無？我講：「有。」我的朋友就講：「壞了，抓去的抓去了，死的死的。」我一聽就自己跑去八堵，從暖暖跑到八堵也不會真遠，我一到八堵時已經無看到人影。
找「尪」的心情是真艱苦，阮也曾經去海邊認死屍，屍體一塊浮起，一塊浮起，但是都不是咱們的人。
沈秀華，1997，"從二二八走過來的歲月－許江春（其夫許朝宗）"，《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40-142。
台灣查某偉大的地方，在於她能夠忍辱顧囝仔，隱藏心理上極大的「衝擊」而頂天立地。
阮頭家出代誌以後，我對囝仔變成真嚴，我都跟囝仔講：「要乖，咱們無老爸，就要乖才行。」有一次，我的囝仔出去跟人家冤家（吵架），回來厝就給我打，我「號」，囝仔也「號」，我對我的囝仔講：「你怎麼跟人家冤家？」伊講：「我下次不敢了。」我問伊：「你現在靠誰？」伊講：「靠媽媽。」我講：「你靠我，我要靠誰？」阮囝仔就講：「你靠我，現在起，我要乖。」伊給我打，也「號」，我打人也「號」，這些囝仔跟我也真艱苦，我真嚴。
沈秀華，1997，"從二二八走過來的歲月－許江春（其夫許朝宗）"，《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44。
二二八這件代誌對我最大的影響是讓阮全家落地散家，死的死，小的小，還未出生的還未生，阮頭家出代誌彼年七月我才生我最小的查某囝仔，生的那早上，嬰仔一出世，親像是歌仔戲在扮，我嬰仔抱起來就「號」，「號」囝仔一出世就無老爸，但是「號、號」的，還是算去，也無法度，厝邊的人來看我，叫我不要再「號」，再「號」目睭會瞎。
沈秀華，1997，"從二二八走過來的歲月－許江春（其夫許朝宗）"，《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47-148。
張玉蟬，其夫張果仁是醫師。
四月初時，兵仔（國民黨軍隊）來花蓮，阮大家就在街仔路排著，看著兵仔。怎麼形容這些兵仔呢？中國兵仔跟日本兵仔差真多，中國兵仔像是乞丐，古早的乞丐都揹著鼎（鍋子）啦！雨傘啦！中國兵仔也一模一樣，揹著鼎、雨傘啦！咱們想看一下這些打敗日本兵的中國兵長得怎麼樣？結果像乞丐一樣。
四月初四晚上鳳林鎮上有歡迎國軍來的晚會，阮公公（採訪者按：在受訪過程，張女士時以阮老爸，或阮公公稱呼張七郎先生。）人破病，不能去參加，就派大囝仔（大兒子）去，結果同彼晚國軍派人去阮街仔路的病院抓張果仁，當時我人在厝內，不知道情形，是阮大嫂跟我講的。彼晚我就趕快回來山下，想跟阮老爸講，伊的囝仔被抓去了。結果我一回到山下厝來，阮老母跟我講，阮老爸跟老四被兵仔抓去。當時我就將鳳林街仔路厝內發生的情形跟阮老母講一遍。
第二天，五日早上，阮不知道他們已經被殺死，阮還殺雞準備四個便當，拿去警察所要給他們，結果局方只收一個便當。後來一個兵仔來跟阮通知，講阮老爸三人已經被殺死。阮厝就跟十幾個親戚去找，到了傍晚四、五點，才在鳳林公墓找到阮老爸、阮大兄和張果仁的屍體，但是當時天未暗，阮不敢把屍體弄回來，一直到六日透早，天未亮，才用牛車去運屍體回來，一路上牛也一直在哭。
屍體到厝以後，我、阮大嫂和阮婆婆（採訪者按：張玉嬋女士以阮老母或阮婆婆來稱呼張七郎的太太張詹金枝女士）就用熱水洗他們的身軀，就像洗人的身軀一樣來洗他們，又替他們換衫。他們每一人都被打二槍，全身軀都是砂，阮先生張果仁大腸也跑出來。我當時真悲哀，真懷疑上帝的存在，一邊幫他們洗身軀，一邊就罵：「那裡有上帝，若有上帝，為何給阮這麼大的災難。」阮老母真堅強，伊一直祈禱。阮老爸、老母一直信仰基督教長老教會，我來張家以後，也信仰上帝。
沈秀華，1997，"從醫生娘到農夫的艱苦歷程－張玉蟬（其夫張果仁）"，《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56-157。
228的當時，子女能出國，是歹命中的「好命」，不幸2008馬騜當家，「ECFA」與「一中原則」，就把台灣人再出賣給PRC。
台灣囝仔，是台灣建國的希望。
我們張家一直真重視教育，日據時代孩子都送去日本受教育，假使說二二八沒有發生，我們家的孩子也都會送去外國讀書的，二二八發生後，阮老母很生氣，伊講：「我情願我的子孫做外國的奴才，也不甘願他們做中華民國的紳士。」但是如果二二八沒有發生，我們張家的孩子，還是會出國。
沈秀華，1997，"從醫生娘到農夫的艱苦歷程－張玉蟬（其夫張果仁）"，《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61。
二二八事件以後，對外省人，一開始，我們當然很怨恨他們，但是久了，我們就瞭解這不是一般的外省人做的事，而是那些做官的外省人做的。所以以後我們對外省人就不會排斥，阮大嫂的大媳婦和我的媳婦都是外省人，我們都相處得很好。
這幾年要不是民進黨出來，二二八也不會那麼容易的平反，有時我看立法院為了二二八賠償問題在講價，民進黨是為二二八家屬在講話。但是國民黨方面，我就想不通，國民黨裡面台灣人也真多，結果他們不靠到我們這邊來，反而靠到國民黨那邊去。剛開始是一千萬，現在是六百萬，當報紙報導一千萬賠償時，有人對我媳婦講：「哇！你們可以領一千萬。」阮媳婦就回答，講：「那一千萬，我不要，給你啦！你們家死一個人，好嗎？」那一千萬我不放在眼裡，我四十多年都過來了，別人家我不知道，我們張家有三個醫生，我爸爸還是國代，「老賊」！哈！國代領的錢有多少？難道四十多年來，他們只賺一千萬而已？
沈秀華，1997，"從醫生娘到農夫的艱苦歷程－張玉蟬（其夫張果仁）"，《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70。
李登輝總統出來對二二八家屬道歉，我很感激，但是無滿足。在二二八時，李總統也像咱們其他台灣人一樣，驚得要死，他的道歉沒什麼意義，應該是兇手出來道歉才有意義。兇手是蔣總統，咱們都知道，但是咱們不敢講出來，現在他已經死去了，也沒有辦法，但是那些殺人的人應該要出來道歉。
我一世人艱苦，信仰對我有很大的幫助，遇到困難，無人商量，很無奈的時候，只有禱告求上帝，心內就感到較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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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撰於201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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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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