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0日 星期五

歐威爾與《1984》(一九八四)書評-我讀我見(5)

新聞報導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8-03-11
(photo source:《一九八四 Nineteen eighty four》一書,George Orwell寫作之餘也做一些木工, 1945年 )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談社會公義、人民至上的黨國,卻拼命製造階級、教唆矛盾衝突,把好好的人性弄成「野獸戰場」,如此一來,統治者才會有暴力統治的藉口。

這三類人的目標是完全無法調和的。上層人的目標保持原來的目標。中層人的目標是欲取上層人而代之。下層人如果有的話,因為他們整日做苦工,恐無時間去想日常生活以外的事。他們的目標是廢除社會一切不平等,並創造一個凡人類皆平等的社會。因此整部歷史,就是一場本質相同的多次鬪爭史。在長時期內,上層人似乎把權力抓得很穩,但遲早他們總會發覺,他們若不是對自己喪失了信心或對有效地統治下層人民的能力減少。那時,上層人被中層人取而代之,在推翻上層人過程中,中層人把下層人拉到他們一邊,佯言他們正為自由和正義而戰。當中層人的目標實現時,中層人便把下層人一腳踏回至以前的奴工地位,而自己做起上層人。同時,中層人物分成兩派,這兩派開始再鬪爭。在這三種人類鬪爭中,祇有下層人未得到過勝利,即使是暫時的勝利也沒有。如果說整個歷史過程中,物質並無進展,這樣說是誇大的。即使在今天的衰落時期,普通人民在物質方面好過數世紀以前。但是沒有一次財產的進展,沒有一種改革或革命,使人類向平等稍為走進一步。從下層人的觀點看來,沒有一種歷史改變,其意義超過改朝換王。

在十九世紀末葉,這種發展的規則,顯然為許多觀察家所知。那時有一派學者興起,他們把歷史解釋成為循環的過程,並指出不平等是人類生命中不可變的法則。這種學說當然也有它的信徒,但是這種學說並不受到公開宣傳,這一點是意義深長的。在以往,需要僧侶式的社會組織,是由上層人專有的學說。由國王、貴族、僧侶、律師以及與上述這些人有關的寄生蟲,來加以宣傳,但是這學說實行得並不澈底,為了修來世。中層人在為權力爭鬪時,始終打起自由、正義和友好的旗幟。現在那些非統治階級而盼望不久變成統治階級的人,開始抨擊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念。在過去,中層人標榜著平等、發動革命、把舊的推翻之後,便建立起新的暴虐政治。事實上,中層人早已表明了他們的暴政。在十九世紀初葉出現的社會主義理論,是古代奴隸叛變以來連串思想的最後一環,這思想受到過去的烏托邦思想的影響甚大。每一種在一九00年以後出現的社會主義學派,愈來愈公開不同意實現自由和平等的目標。在本世紀中葉的種種新的發展,如大洋國的英國社會主義,歐亞國的新布爾什維克主義以及東亞國的所謂「殊死崇拜」,都是有意鼓吹不自由和不平等延續的目標。這種新的活動當然是從舊的變出來的,這學說說的那套與做的那套完全是兩回事。但這些學說的目的是阻礙進展,在某一適當時刻凍結歷史。這為人熟悉的鐘擺再擺了一下,就停止不動。像過去一樣,上層人被中層人取而代之,中層人變了上層人,最近一次,這些變了上層人的中層人,施用規定的計劃,使他們的地位得以永久保持
歐威爾著、邱素慧譯、范國生導讀,1994,”第二部”,《一九八四 Nineteen eighty four》,桂冠,台北,pp.134-135。

在一九五0至六0年間的革命時期後,社會像以往一樣,劃分成上中下三層。但是新的上層人不像以前的上層人,他們的行為不憑直覺,他們知道需要做什麼來維持其地位。他們早已發覺寡頭政治唯一可靠的基礎是集體主義。當財產被共管時,便能容易地保護財產和特權。本世紀中葉的所謂「取消私有財產」事實上就是把財產集中在更少數人手中:但唯一的區別是,新的主人是一批人並非是一個人。個別來說,沒有一個黨員擁有什麼東西,因為一切屬黨控制,一切產物受黨認為最適當的擺佈。在革命之後幾年,實現這財產集中,絲毫沒有遇到障碍,因為這整個過程代表著一個集體行為。這一點一向被假定,如果資產階級被消滅,社會主義必抬頭:無疑的,資本家已被消滅。從他們手中,把工廠、礦場、土地、房屋、運輸工作以及所有東西都拿了過來;由於這些東西已不再是私有財產。英國社會主義是脫胎於較早的社會主義活動,也用著較早社會主義的術語,事實上已實施了社會主義計劃的要點;其結果是可以預見到的,經濟不平等已成為永久的事實。
歐威爾著、邱素慧譯、范國生導讀,1994,”第二部”,《一九八四 Nineteen eighty four》,桂冠,台北,pp.137-138。

一個黨員從生到死,受思想警察監視。甚至當他一個人的時候,他也沒法確定他是孤獨的。不論他在何處,不論他醒著或睡著,不論他在工作或在休息,不論他在沖涼或在牀上,他可能事前沒有警告受到監視,可以在他不知不覺中受到監視。不論他做什麼事,總受到注意。他的朋友,他的休息,他對妻兒的態度,他單獨時候的表情,他在睡中的夢話,以及他身體的特殊的行動,受到有疑心的檢查。且不說有任何真正的不端行為,就是任何細微的奇想,任何習慣的改變,任何神怪舉動,祇要可以被解釋是一種內在鬪爭的象徵,一定會被探知。不論在那方面,他沒有選擇的自由
歐威爾著、邱素慧譯、范國生導讀,1994,”第二部”,《一九八四 Nineteen eighty four》,桂冠,台北,p.141。
(未完待續,撰於2009/11/26)
 
 
引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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