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9日 星期日

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國防部中校楊鴻儒的冤案

2016-05-29 14:00
李禎祥

蔡英文在520就職演說中,承諾將在總統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三年內完成「轉型正義調查報告書」。三年完成,真是太樂觀了!光是對政治案件進行總盤點,恐怕就不只三年。別的不談,蔡英文腳下的總統府,就有多起政治案件;其中至少有一起大冤案,在總統府二樓長廊迴盪數十年的嘆息,訴說「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那是1971年的楊鴻儒案。
軍旅飛揚:從陸官、空官到白團
楊鴻儒,台南大內人,1930年生。出身教員家庭。從小天資聰穎,有過目不忘的能力。台南工業學校(台南高工前身)畢業後,先在小學教了兩年書;後來因1949年局勢緊張,覺得身為台灣人,應該當兵保護台灣,剛好孫立人在台灣招考陸軍官校第四軍官訓練班,就去報考並獲錄取,時年19歲,成為早期少數台籍職業軍官之一。畢業級別是陸官24期,晚吳鍾靈、黃深柱、林再受兩期(這三人都是台籍黃埔軍官,都是陸官22期,後來也都成了政治犯)。
楊鴻儒似乎是「從軍樂」的體驗者,喜歡探索軍事的未知領域。陸官畢業後,21歲又去考空官(35期),教官帶飛11小時後就能單飛。不過接下來的特技飛行,他就淺嚐即止了,知道自己不適合飛行。同期有兩位優秀的台籍飛官:林鶴聲(屏東人),1964年執行國慶閱兵任務時墜毀於土城;余清長(台北人,黑貓中隊),1966年執行高空訓練飛行時墜毀於沖繩。
於是楊鴻儒又回到陸軍,在台中某基地服役。隨著軍旅生活的開展,慢慢了解軍中有一條潛規則:「沒有在實踐學社受過訓,就不可能升任少將師長以上。」為了更上層樓,1962年,他以上尉連長身分報考該學社「科學軍官儲訓班」第三期。所謂「科學」,就是研究科技作戰;而所謂「實踐學社」,就是「白團」的對外名稱。
白團是一個神秘組織。簡言之,是日本在台灣的「地下」軍事顧問團,和「地上」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同時存在。主導者為岡村寧次大將,在日本主持軍事研究所「富士俱樂部」作為白團的後援;總教官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則率領數十名日本精銳軍官,從1950至1968年在台灣訓練許多軍官,並為國軍建立動員制度,擬定作戰計畫,傳授戰術與戰略;此外,更協助蔣介石防守金門,締造1949年的古寧頭大捷。
白團的支持動力,是日軍對蔣介石的報恩精神。但為了掩人耳目,行事極為低調,不僅每人都有中文化名,連對外名稱也三易其名:圓山軍官訓練班(1950.02~1952.07)、實踐學社(1952.08~1965.08)、實踐小組(1965.09~1968.12)。它是冷戰年代的影武者,也是一支傳授軍事智慧的假面部隊。
宏觀來看,白團確實是軍官的「鍍星」中心。楊鴻儒的白團同學,現今就有六名上將,包括連續三任(18、19、20)陸軍總司令:黃幸強、陳廷寵,李楨林,和聯勤總司令王文爕、國安局局長殷宗文、警備總司令王若愚。此外還有十幾位中、少將。由此以觀,如果楊鴻儒在軍中穩定發展,極有可能比小他八歲的湯曜明更早出任陸軍總司令或參謀總長,最少也是上將一枚。
高樹招風:留學日本,回國重用
事實上,楊鴻儒1964年從白團結訓後,確實開始爬升。首先是升少校,當副營長,調團作戰官;繼而被派去日本留學(1966-1968),進入「陸上自衛隊幹部學校」(位於東京市ヶ谷)。在校成績優異,校長梅澤治雄嘉許:「以陸軍大學的傳統,楊少校屬於六名軍刀組的優等生,未來必將是個有成就的軍人。」所謂六名軍刀組,是以前陸軍大學畢業者,前六名都可獲贈天皇御賜軍刀。梅澤此言,可見對楊高度賞識。
1968年回國後,楊鴻儒先是調屏東當營長;兩年後,又調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某單位,任中校情報官,辦公地點就在總統府二樓。調到情參室,應該和他豐富的日本經驗(日語嫻熟、白團受訓、日本留學)有關。當時國防部和外交部涉外人員,懂英文者多,懂日文者少,每逢日本官員來訪,常向情參室借調楊鴻儒當翻譯官或隨護官。楊鴻儒雖不高調,但一個台籍軍官,受到如此重用,在當時省籍壁壘森嚴的軍方,恐怕已令人側目,招人眼紅,種下未來冤獄之因,大好前程一夕烏有。
禍起不測:明日之星,陰溝翻船
這冤獄,要從他認識湯鳳霖說起。湯是苗栗客家人,宜蘭農林學校(今宜蘭大學)畢業。曾參加二二八,之後自新。他有台灣意識,也有政治企圖心,曾參選監察委員(1969);並創辦《台灣通商產業資料日刊》,以小型報刊形式,為在台日商提供政商情報,藉此廣結人脈,累積自己的政商影響力。
1970年10月,日本防衛廳政務次官土屋義彥來台訪問。湯鳳霖邀宴土屋,因而結識奉命擔任土屋隨護官的楊鴻儒。後來,湯即請楊協助,將《立法院公報》有關經濟的情報翻成日文。當時楊鴻儒已婚,有三個孩子,家計沉重,利用假日翻譯,可賺一筆稿費。他利用公餘翻譯,內容又是公開資訊,合情合法合理,然而詭譎的政治局勢,卻讓這位軍官的明日之星,整個陰溝裡翻船。
原來,1970、1971年是蔣介石政權充滿危機之年。1971年10月25日,「蔣介石代表」(中華民國代表)被逐出聯合國,台灣在「光復節」當天成了國際孤兒。其實危機已預警多年,但蔣政權頑固不化,逼得台灣人起而自救。1970年2月發生泰源事件,4月發生蔣經國遇刺倖免的四二四事件;1971年12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國是聲明〉,要求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台灣主體意識勃興,讓外來政權深具戒心,而加強鎮壓台獨。
楊鴻儒正是陰錯陽差,捲入台獨案。原來湯鳳霖對局勢憂心忡忡,先後寫了〈確保台灣的方針應如何做起〉、〈台灣問題應如何經營〉兩篇社論,建議更改國號為「台灣民國」或「大華民國」——如今來看,這是高瞻遠矚的主張。楊鴻儒在校對譯稿時,也看到這兩篇,曾警告他可能會招禍。湯鳳霖的回應鏗鏘有力:「我是憂心台灣的將來,才執筆寫這篇社論,難道我們要坐以待斃嗎?」
白色恐怖是泯滅人性的。根據蔣政權的制度設計,楊鴻儒對這種文章不看還好,一旦看到,為了自保,一定要告發湯鳳霖,否則就是「知匪不報」,要坐牢1~7年。楊雖幹到中校情報官,接近權力核心,但腦筋仍清楚,不願出賣他人,對此事秘而不宣。
然而紙包不住火。社論雖以日文寫成,但當局眼線遍天下。就在蔣代表被逐出聯合國後兩個月,1971年12月,湯鳳霖被捕,供出楊鴻儒。於是這位台籍中校軍官,就在風華正茂的41歲鎩羽,斷送軍旅路,淪為階下囚。和湯鳳霖一樣,都被羅織叛亂案。
楊鴻儒憶述,他被帶往一個陌生的地方,他判斷可能是反情報總隊,也就是軍方的特務機關。整肅楊鴻儒的人,是反情報總隊?或者另有高人?筆者不敢斷言;可斷言的是,整肅力道極強。基本上,只憑兩篇社論就定人叛亂罪,這是標準的文字獄,但楊鴻儒頂多「知匪不報」,屬於輕刑。當局顯然覺得不夠,又以楊曾在湯鳳霖家吃飯三次(湯交遊廣闊,常設宴招待友人),誣指他和湯開會三次,密謀進行不流血政變,據此羅織「預備顛覆政府」罪名,判刑10年。
楊鴻儒的衰運不止如此。1972年監禁期間,又被羅織「洩漏軍機」罪。這條罪更扯。軍方宣稱,他們從日本駐華使館取得一份機密軍事文件,而這份文件是從軍方流出去的(當時中華民國剛與日本斷交,日本人都走了,官方說法是真是假,只有天曉得),他們認為楊鴻儒的涉嫌最大。然而,楊鴻儒從未見過這份文件,而且也提出有力證明反駁指控。但「裝睡的人永遠叫不醒」的檢察官和軍法官,仍執意起訴,執意定罪,再判他3年6個月。
哀鴻之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楊鴻儒不甘清白受辱,在宣判庭上,他要求書記官一字一句記錄他的話,否則拒絕簽名。他回憶:
「我痛心欲絕地控訴:『可悲的人為錯誤判決!我永遠保留洗刷莫須有罪名的權利與義務!』書記官心不甘情不願地逐句記錄。這書類若未被焚毀滅跡,應該還留存在軍法局的檔案中。」
這兩條橫柴入灶的罪,合併執行11年。1975年老蔣死亡,減為7年8月,1979年出獄時,已經49歲。41到49歲正是軍官養成的黃金時代,但這位中校卻在綠島囚禁,在生教所洗腦。出獄後,因喪失軍籍,謀生維艱。所幸日文優異,可接翻譯工作。當其他同階軍官享有優渥的福利待遇,而且蹲久了就能升遷時,楊鴻儒卻必須一字一字爬格子,賺取微薄稿費,數十年如一日。前半生習武,後半生從文,這轉折也未免太大了。
楊鴻儒後來將受難故事寫成〈無情軍法審判記〉,提到:「每當提筆撰寫這一段傷心往事時,宛如瘡癤流出鮮血般痛楚而頻頻擱筆…回憶這段令人驚恐扼腕的境遇,不禁讓我想到李登輝前總統所言『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確實,在外來政權統治下,容不得台灣人太出鋒頭。這位英挺帥氣、日語流利、深受日本人賞識的台籍中校,被拔擢經年累月,被拔掉旦夕之間。這種悲哀,恐怕不是現在的民進黨檯面人物所能體會的。



引用民報網址如下:
http://www.peoplenews.tw/news/19ab3038-f2b0-4bc0-8aa3-b58b526e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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