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歷史是時代發展脈絡的反映，也是時代發展的見證。台灣史是以台灣土地與人民為中心的歷史紀錄，具有台灣主體觀點，而不是附庸於中國、日本或其他國家的一部份。台灣史有其獨特性質，反映台灣人民在歷史發展中的歡樂、辛酸、衝突與努力。
日本史必然是以日本人民的成就為中心的記載。美國史也必然以美國人的成就為記載重心。但台灣史卻沒有這樣的幸運，需面對兩個外在的壓力。其一，台灣自有歷史記載以來，就受到外來政權的統治，先有荷蘭、西班牙的歐洲列強，繼之有鄭氏王朝、清國、日本，現今有中華民國。這些統治者都是外來移入者，經過戰爭掠奪，擁有台灣。佔有台灣之後，透過教育體制，傳入該國歷史文化，教導台灣人融入其體系，並且掌控歷史解釋權，灌輸台灣人對其忠誠，合理化其統治的正當性。其二，台灣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力，它對台灣不只是政治圍剿、軍事恫嚇、經濟引誘，更強調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以血緣、文化、歷史等強化台灣與與中國的關係，防堵台灣人的台灣意識和獨立自主國家意識。這兩種壓力左右台灣人的歷史思維，使得台灣史的建立面臨重重艱難與挑戰。
二、戒嚴體制與台灣史研究
台灣史的發展與台灣政治社會變遷息息相關。國民黨政府自1945年接收台灣之後，厲行去除日本化，注入中國化的教育，強調中國歷史文化的優越偉大，和台灣是屬於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觀點。1949年撤退來台之後，實施戒嚴，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論、出版、遷徙等自由，建立起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
1947年台灣爆發228事件，在日本統治時代成長的知識菁英幾乎被逮捕槍決，倖存者大多遠離政治，或與當政者妥協，不敢聲張，避談政治敏感問題。1949年之後，國民黨政府大肆逮捕反對份子，藉此鞏固政權，左派勢力被壓制，獨派思想被隔絕。台灣成為冷俊肅殺的寒冬、白色恐怖的年代。
台灣人在此風聲鶴唳的年代，失去了歷史記憶，失去了歷史傳承。上一代的經驗無法傳承給下一代，下一代無法從上一代的經驗得到教訓。「台灣」、「台灣人」、「台灣史」、「台灣文學」和「台灣話」都被視為禁忌，遭受壓制。
在此政治社會氣氛下，台灣史研究被排斥、被忽視。台灣人無法瞭解自己的歷史，反而被迫學習中國的歷史文化。在苦悶壓抑的年代，台灣史研究者無法進入學院教書，傳遞研究香火，只能留在民間當個業餘者，默默無聞的工作，堅持自己對台灣的熱愛，留下記錄，留下台灣研究的香火。日治時代培養出的台灣史研究者，如廖漢臣、王詩琅、吳新榮等人都在民間或地方文獻會工作，利用公暇，勤作田野調查，留下許多珍貴的資料，奠定日後台灣史研究的重要基礎。
縱使能進入大學教書的少數台灣菁英，如楊雲萍、黃得時、戴炎輝等人也無法教授台灣史、台灣文學史、台灣法律史的課程，總要以偷渡的方式，掩藏本意，用其他名義稍稍牽連上台灣。楊雲萍教授在台灣大學，雖有開設台灣史課程，但幾年才一次，講授內容都在鄭成功時代，避開敏感的政治社會問題。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台灣史研究都隱藏身份、不敢公然挑戰國民黨的政策以及中國史的權威性。至1970年代，這種情況稍微改變。1971年國民黨政府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後，蔣經國繼任行政院院長，實施提拔台灣人菁英的政策，欲藉此淡化台灣人的反抗意識，延續國民黨政權的壽命。林洋港、李登輝等人都因此被拔擢任用。
蔣經國為了應付海外台獨運動勢力的擴張，以及島內對國民黨「反攻大陸」、「代表中國」政策的質疑與挑戰，大舉宣傳台灣人祖先來自中國、血濃於水、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觀念，強化大中國意識和台灣是屬於中國一部份的觀念，要求台灣人應該認祖歸宗，認同中國。救國團因此成立台灣史蹟源流會，在每年夏冬舉辦兩次研習營，向參加學員灌輸此種理念。這是深具政治意圖的設計，但參加過研習營的年輕世代，卻因此有機會認識台灣歷史，甚至有些人受此影響，日後投入台灣史研究的行列。在此風氣下，淡江大學、師範大學、成功大學都設立台灣史蹟考查的課程，藉由史蹟文物的介紹，瞭解台灣。雖然還不能以台灣史研究之名正式登堂，但學院已開啟一扇門，台灣史轉彎抹角進入學院課程了。
台灣史研究能進一步的突破與改變，則有賴台灣民主運動的崛起。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士大多懷抱鄉土感情和台灣意識，關懷本土，而熱心提倡台灣史研究。在民主運動的浪潮中，台灣史研究逐漸受到重視。
三、解嚴後的台灣史研究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是台灣民主運動的轉捩點，也是台灣史逐漸受到重視的關鍵。美麗島事件發生後，1970年代從事民主運動的台灣菁英幾乎被逮捕殆盡。在審判庭上的慷慨言論，深愛台灣之情溢於言表，感動了台灣民眾久被國民黨禁錮的心靈。台灣人受此事件影響，開始覺醒，台灣意識隨之日漸提升。
1980年代，新生代投入黨外運動，繼續美麗島人士的民主香火。但訴求的內容，不只延續1970年代自由民主的追求，更擴及到婦女運動、原住民運動、農民運動、勞工運動、環保運動、消費者運動等各色各樣的社會運動。
1980年代初期，黨外雜誌如雨後春筍，百花齊放，除批判國民黨一黨獨裁，更從台灣歷史上探討問題，重新檢視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台灣史與中國史的關係。吳鳳傳說的突破、吳鳳銅像的推倒、吳鳳鄉改名為阿里山鄉就是突破台灣史上的大漢沙文主義，重新肯定原住民歷史的重要案例。
台灣意識的抬頭促成台灣史研究的興起。1986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張光直向院長吳大猷爭取成立台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向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申請研究補助，並由民族所、近史所、史語所、社科所四所共同合作，撥出經費支持。隔年，改為台灣史田野研究室，是中研院非正式的組織。此項研究與1970年代的濁大計畫有所不同。濁大計畫是以民族學、社會學、地理學、動植物學、地質學等為主，是區域性的研究；台灣史田野研究室則以台灣史為主，結合考古學、地理學、民俗學、社會學、民族學、語言學、宗教學等學科，是跨科際的學術整合計畫，是以全台灣為研究對象。
台灣史研究室成立時，學界和中研院都不看好，認為隨時會關門。他們認為台灣史研究沒有人才，台灣歷史太短，範圍太狹隘，不值得研究。並且擔憂台灣史研究會引發台灣意識，成為顛覆大中國意識的所在。研究台灣史者大多具有台灣意識，因此學界當權者多不願意大力支持，只要能敷衍，能向台灣社會大眾表示中研院也有台灣史研究即可。在學界大中國意識的保守風氣下，台灣史田野研究室的發展相當艱難，想要正式成立研究所，更是受各方的阻撓。
1991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除，台灣展開修憲的艱鉅工程。1991年萬年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退職。1992年底舉行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獲得52席，雖然席位數遠比不上國民黨，但已是民主運動的重大成就。民進黨立委隨即在立法院要求中央研究院應該重視台灣史研究。中研院為了應付政治生態的改變，迅即於1993年宣佈成立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台灣史田野研究室被整編融入籌備處，結束七年的慘澹經營。
台灣史田野研究室注重歷史與田野的工作。工作室同仁至各地收集古文書、寺廟台帳、族譜和口述歷史訪查，留下許多珍貴的資料。其所提倡的平埔族研究、聚落研究、歷史考古、民間宗教、日治時代研究等都成為日後重要的研究趨勢，至今已有豐富的成果。
台灣史田野研究室是中研院臨時性的組織，卻是學院內首次大規模的長期計畫。此舉引起大學院校的效优，紛紛設立台灣研究相關科系，或開設台灣關係課程，使得台灣史研究不只是歷史學，更擴及於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文學、藝術、建築等學科。台灣研究已形成新興的研究領域，是跨科際的學術研究，而被稱為「台灣研究」或「台灣學研究」。
1987年7月的解除戒嚴是民主化運動的重大里程碑，也是台灣研究鬆綁的關鍵。經過1980年代的爭論，台灣文學已儼然獨立，不再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台灣史也脫離中國史的籠罩，獨自發展，蔚為台灣史學研究的重要領域。這些關鍵性的改變，延續至1990年代，配合民主化和台灣化的進展，研究台灣史的人士日益增加，大學所開有關台灣的課程也日益增多；中央級的文建會和縣市政府的文化局都以出版台灣相關作品列入施政要點；社區總體營造、文化產業化、地方史的田野調查與書寫等政策與研究熱潮，都促成台灣史逐漸浮上檯面，取代國民黨的中國史觀，而成為描繪台灣新圖像的動力。
四、2000年總統大選與台灣史研究
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結束了國民黨長達55年的統治。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雖然是因國民黨的分裂，才能贏得選舉。選舉的結果卻使台灣民主化更加深化，台灣主體力量更加強大。
在國民黨統治年代，國民黨所標榜的大中國意識和中國歷史文化，控制著台灣人民的思維，台灣史被視為亞流，而無法進入主流地位。陳水扁的勝選卻改變了這種情況。民主化與台灣化的歷史發展重新受到肯定，才能瞭解台灣力量的所在，以及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期盼與追求。
昔日，國民黨只從自己的立場詮釋歷史，壓制台灣本土力量，忽視台灣主體觀點。2000年之後，這股被壓抑的潛流成為政治的主導力量，也成為台灣歷史解釋的主流力量。這種翻轉是歷史詮釋的顛覆，豐富了台灣歷史的多元性，使得台灣人民的成就能成為台灣史詮釋的主角。
五、國史館與台灣史研究
1957年，國史館在台灣復館。不久，搬遷至新店市北宜路上。四周環境寧靜優美，山明水秀，遠離台北煩躁，是思考史學問題和研究的好地方。
國史館直屬於總統府。設立之初，即具有中國傳統史學的精神，位高而尊，為國而留史的深意。國史館組織分為采集、審編、修纂與秘書等四個單位。采集處負責收集史料；審編處負責整理、編目、典藏與閱覽的工作；修纂處負責編輯史料、研究、發表與出版的工作。秘書處則總攬庶務工作。
國史館典藏史料計1000萬件以上，其中以國民政府史料、蔣介石總統檔案、蔣經國總統檔案、閻錫山檔案、資源委員會以及中央政府各部會史料最為珍貴。2002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改隸國史館，改名為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其收藏以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檔案、專賣局檔案、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和戰後省政府檔案最為珍貴。兩館是當今台灣典藏最多史料的機構，其收藏特色是民國史和台灣史研究重要的寶庫。
國史館自2000年之後，發展方向大致可分成數方面；
1.台灣民主運動史料的收集和出版。台灣民主運動是改變台灣歷史走向的重要力量。過去對這方面的資料比較缺乏，國史館積極收集民間史料與政府檔案，而出版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和雷震案史料等。
2.收集出版台灣主權論述的史料輿論文。台灣主權的討論在過去是禁忌，但這個主題有關國家定位與台灣發展，對台灣而言相當重要。國史館收集這方面的資料並出版，期待研究者和民眾易於瞭解台灣處境的艱難。
3.228史料的出版。2002年之後，國史館出版16冊《228事件檔案彙編》。這是繼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和中研院近史所之後，最龐大的官方檔案文書的出版。228事件是戰後台灣最重大的禁忌。出版史料是突破歷史禁忌的最佳方式，也是釐清228歷史，還給228真相的方法。
4.總統、副總統相關史料的出版。蔣介石總統檔案、蔣經國總統照片集、陳誠副總統回憶錄、謝東閔副總統全集、李登輝總統手記和照片集等的出版，是瞭解當代史重要的參考資料。
5.李登輝總統的口述歷史訪問紀錄。蔣介石和蔣經國總統都在任上逝世，在威權時代沒人敢去做口述歷史的訪問。李登輝總統卸任之後，接受國史館的訪問，留下珍貴的歷史見證。
除了上述出版之外，國史館也從事史料典藏與資料建檔的長期規劃工作。
1.數位典藏重要史料。國史館將國民政府、蔣介石總統檔案、資源委員會等重要資料優先電腦掃瞄建檔處理。一方面保存史料，一方面則有利於使用者的查詢，廣為流傳。
2.國家歷史資料庫的建立。將1945年之後的歷史，分門別類，逐年逐類建檔，輸入重要論文著作，並分列條目說明歷史史實，建立日後研究的基礎。
國史館為了鼓勵同仁研究，以及引導學術研究，重新改版《館刊》，並出版《學術集刊》，收錄館內外研究者的論文。同時，舉辦研討會和學術發表會，鼓舞同仁的研究志趣。
六、台灣史與國史
2002年1月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改隸國史館，是提升台灣史成為國史的具體表現。國史館近年來發掘台灣資料、出版重要史料，鼓舞同仁從事民國史和台灣史的研究，即為了彌補史料的不足，使歷史研究更多元化，並注重庶民的生活、反映時代的變遷。
台灣史具有豐富多元的特色，包括荷蘭統治、西班牙統治、鄭氏王朝、清國、日本和中華民國時期。中華民國自1912年建國至1949年之間是在中國；1949年之後中華民國是在台灣，其發展與台灣歷史相互重疊。因此就國家發展而言，台灣史絕非地方史，而是國史。縣市的區域史才是地方史。
近年來由於台灣本土意識提升，很多人投入台灣歷史文化的尋根和重建工作，使得台灣史的內涵越來越豐富，而逐漸形構出不分族群、不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只要在台灣留下痕跡的，都是台灣人民的共同歷史記憶和共同文化資產。
七、結語
台灣史研究從卑微支流到今日茁壯發展、獨自成立學科的過程，就是台灣政治社會變遷的縮影。在戒嚴時代，台灣本土意識被壓抑，台灣史研究無法發展。當民主化和本土化力量日漸壯大，台灣史研究才日益受到重視、受到肯定。台灣史研究從民間進入學院，從在野進入政府部門的蛻變過程，具體而微地顯示出台灣從大中國走向台灣本土的發展，也是台灣脫離殖民統治陰影，邁向獨立自主的過程。
今日，我有幸來到天理大學，向諸位報告有關台灣史研究的問題，我心中感慨極多。近30年前，我來日本留學，當時台灣處於戒嚴時代，台灣史研究仍是禁忌重重，我感受到日本學界的進步，很多地方值得我學習。今日，我重返日本，台灣已經成為自由民主的社會，台灣民眾正在努力形塑自己的國家，台灣史研究也已蔚然壯闊，樹木扶疏，欲從過去殖民統治和大中國意識中建立主體論述。30年瞬間而過，對日本和台灣的變化，我有無限的感觸，今天就說到此為止，謝謝。
＊2005年6月3-7日應日本臺灣學會邀請，赴日本天理大學訪問及專題演講，講題：「國史館與臺灣史研究」。
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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