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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旗化不僅是知名的英文文法作者、作家及詩人，同時身不由己地被烙上了政治受難者的標記。圖：高雄市政府網站
柯旗化不僅是知名的英文文法作者、作家及詩人，同時身不由己地被烙上了政治受難者的標記。正如柯旗化的兒子柯志明教授所説，「父親的苦難對照的是是那個極度缺乏安全感、過度防衛自己的支配者，在害怕、無知又不負責任之下，所犯下的懦弱暴行。」在兒子眼中，父親不是一個豐功偉業的大人物，而是一個略帶天真、守分而可以信賴的凡人，卻不幸成為時代苦難的承擔者。
這一朵永遠綻開的百合花
位於高雄市八德二路的柯旗化故居，建於一九六五年，是臨街的建築中一組從一樓直到三樓的單位。該建築具有六零年代的設計風格，垂直的遮陽板搭配大面開窗的設計，展現形隨機能而生的想法。建築物本身雖不具年代久遠的條件，但其使用者反映時代中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氛圍與背景，包含政治受難者本身及其家屬共同交織出此建築物的歷史文化生命內涵。
一樓是柯旗化生前創辦的、仍然在營業的第一出版社小小的辦公室。二樓是寬敞明亮的客廳，三樓是起居室、主臥房和書房，所有陳設都保持主人當年生活的原樣。書房的書架上，擺放著當年柯夫人一本本地買來郵寄到綠島監獄的各種不同版本的英文教科書。在綠島的監獄中，柯旗化研讀這些著作，繼續撰寫和修訂《新英文法》。
柯旗化愛書如命，其小說集《南國故鄉》中那個熱愛西洋文學、充滿知識分子氣質的男主角「蔡明哲」，就是其自身的投射。「蔡明哲」取自妻子的姓，以及兒子志明、志哲之名，日後他便以「明哲」作為筆名。
國民政府到臺灣之後，讓作為一名教師和作家的柯旗化最反感的的做法，就是查禁並焚毀日治時代的教科書。日治時代的教育固然有其「同化」的一面，但不可全部否定。國民黨政權希望將其連根拔起，不留下一絲歷史記憶。柯旗化感歎説：「由於中國人的無知和野蠻的文化政策，日治時代初等教育寶貴的資料就這樣永遠喪失了。」如德國詩人海涅所説，焚書之後，很快就是殺人了。
「二二八」屠殺的槍聲，隱隱從焚書的火光中傳來。一年多以後，還是大學生的柯旗化，親眼目睹了高雄街頭滿坑滿穀的屍體，那麼多的死者怒目圓睜、死不瞑目。從此，他不再信任這個迷戀暴力的外來政權，並產生了臺灣住民自決的理想。
柯旗化的回憶錄《臺灣監獄島》先以日文在日本出版，後以中文在臺灣出版，是一本「含著眼淚的回憶錄」。在封底，有幾行作者的日文題詞，中譯過來就是「故鄉山丘木蔭下清香的百百合，昔日綻放的風姿依然在我心中」。柯旗化的一生，不正濃縮在這兩句短短的俳句之中嗎？
晚年的柯旗化欣慰地看到了年輕一代學子發起「野百合學運」。野百合是臺灣固有的植物，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她白色的純潔如同青年的心靈，而在魯凱族看來，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柯旗化與「三月學運」中的大學生們，不約而同地將百合花當作自由精神的寄託。
人，不能像鸚鵡一樣被關在鳥籠裡
柯旗化先後失去自由十七年，以一生慘痛的經歷，悟出了國民黨統治的秘密：「軍隊、員警與特務是國民黨政權的三大支柱。」尤其是蔣經國親自掌控的特務系統，成為鎮壓異己人士的工具。希特勒有蓋世太保，史達林有克格勃，蔣氏父子則有警備總部、調查局、保密局等數不勝數的特務機構。
柯旗化承認，他不是一個勇敢的反抗者。一九五一年，他第一次被捕，原因不過是跟朋友私下聊過一些對政府不滿的話，以及員警從他的逐出搜到一本《唯物辯證法》。審訊開始時，房間裏有三個外省人特務，有一個指著裝辣椒水的水桶對他説：「問你的話老實回答。不合作就把辣椒水從鼻子灌進去。」這個大學剛畢業、在中學任英文老師的年輕人，不禁魂飛魄散。一個月後，他被移送臺北保安司令部保安處關押，此處在日治時代為東本院寺，白色恐怖時代則淪為人間地獄。
半年後，柯旗化被裁定「無罪感訓」，這是一個荒唐的判決：既然無罪，何以被強制「感訓」？隨即，他被關押在臺北內湖國小的新生訓導處，然後移送綠島服苦役和接受洗腦教育，一年多以後才被釋放。
一九六一年，獨立經營英文教科書寫作和出版事業的柯旗化，再度以叛亂罪被捕。特務們輪流審問、拳打腳踢，一連二十四小時不准睡覺。在精神和身體瀕臨崩潰的情勢之下，他被迫按照特務們所説的，招認全島有幾個組織、有無線電通訊站，並胡亂寫上幾十個編造的姓名和住址。結果，特務們查證之後發現這些姓名和地址都是假的，又回來更殘酷地折磨他。
最後，特務乾脆口述一份「自白書」，讓柯旗化照著寫。他稍有異議，一個特務立即抄起棍子使勁打在他背上。多年以後，柯旗化描述當時的慘狀説：「我因劇痛不禁呻吟。棍子接著連打下好幾次，我拼命咬緊牙根，忍受痛苦，不由湧出淚水，痛得幾乎失去意識。另一個大塊頭的特務用拳對著我的頭一陣亂打。我的眼睛腫起來，嘴唇腫脹、發麻，左耳非常疼。我出生以來，從來沒被打得這麼慘過。」
在客廳的一角，展示了柯旗化與妻子和女兒的家書。柯旗化的女兒熱愛音樂，後來考上了東海大學音樂系。女兒就發現了母親告訴她的「爸爸在美國」的善意的謊言：父親的來信上被蓋上「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字樣，且郵政信箱是綠島的。女兒在信中追問説：「爸爸，我很懷疑您在美國，為什麼會用台灣製的信封？用台東清溪山莊的用箋呢？」我不知道當時柯旗化如何回答女兒的疑問，我想，他收到這封信的時候，大概是他最哀傷的時刻吧？
柯氏夫婦的主臥房，傢具雖不名貴，卻雅致而舒適。丈夫被判重刑之後，柯太太堅韌地經營出版社、操持家務、教育兒女，每個兒女都學有所成。丈夫獲釋歸來，柯太太知道丈夫在獄中受了不少罪，特意營造出一個溫馨的居住環境。然而，柯旗化常常做惡夢，甚至半夜驚醒，大呼小叫、不能自己。於是，柯夫人不得不拿尺子將丈夫打醒，然後像哄孩子那樣哄他繼續入睡。
帶我參觀故居的志工告訴我一個小故事：柯旗化晚年的時候，有一次看到一隻被關在籠中的鸚鵡，頓時聯想到自己的遭遇。他就説：「人自己已經很可憐了，為什麼還要這樣對待動物？」他立即打開鳥籠將鸚鵡放掉了。
讓這個島嶼，從監獄島變成自由島
「柯旗化」這個名字，在白色恐怖時代就成了一個罪名。當時，調查他的特務，隨便將他的名字解釋成「要使國旗變化」，認定名字本身就是大大的有問題，給他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在《台灣紀行》中感嘆説：「把自由給台灣吧，把名譽給本島人。他只不過這麽説説而已，竟遭如此的酷刑。」
書房裡，是一張樸實無華的書桌，檯燈、電話機等，都是當年的舊物。書桌上，甚至擺設著柯旗化手稿的複製品，仿佛作者並沒有離開，剛剛寫完半頁的文稿，還會回來繼續完成。
柯旗化的自傳《台灣監獄島》就是在這張書桌上完成。「監獄島」不僅僅是指綠島，而是擴展到整個臺灣島。文學評論家葉石濤讀了《臺灣監獄島》之後評論説：「把國民黨統治時代的整個臺灣看作是一個大監獄，當然這個大監獄裏有無數的小監獄囚禁著臺灣人的精英分子。不管是小監獄或大監獄，臺灣人沒有自由，活在噩夢之中，卻是一樣的。」在疆域廣袤的蘇聯，索忍尼辛等政治犯面對的是一望無際的「古拉格群島」；而在面積有限的臺灣，柯旗化等政治犯則被迫「劃地為牢」，「井底望天」。
由於柯旗化拒絕認罪，刑滿之後又被非法囚禁在綠島三年。柯太太與婆婆一起去綠島探望「刑滿」仍然不能回家的丈夫。陰雨連綿的綠洲山莊之外，兩位堅韌的女性，經過以性命生死交涉之後，才能與站在百米之外被「留訓」的柯旗化東西遙望，揮手互道珍重。
不過，比那些死在綠島成為「第十三大隊」成員（綠島新生訓導處共有十二個大隊，死者的墓群被難友們戲稱爲「第十三大隊」）、死不瞑目的難友幸運的是，柯旗化於一九七六年獲得自由，直至二零零二年去世，他生命中最後的二十六年，綻放出了燦爛的生命之光。他不僅繼續英文文法的著述以及文學創作，更是積極參與臺灣獨立運動。
最讓我感佩的是，柯旗化始終不把政治當作他的「志業」，不以坐過十七年監獄為資本，去謀求個人的名聲和功利。除了老師、文法學家之外，他最喜歡的稱謂莫過於詩人、文學家。在其客廳中，掛著一副友人贈與的對聯：「旗揚孤島雅擅英文法，化及群賢妙同漢辭源。」該聯巧妙地嵌入柯旗化的名字，以及他一生的文化事業。
我喜歡看柯旗化晚年的那些照片，謙遜的微笑中有一種不屈不撓的意志，司馬遼太郎在很多經歷過苦難的台灣知識人的身上都發現了「一種凜然氣概」，「而台灣整個氣氛深處，似乎也蘊藏著這樣令人生畏的氣勢」。
柯旗化的兒子柯志明在《臺灣監獄島˙後記》中指出：「我們家人在此只能寄望於他所承受的苦難與犧牲總能有助於洗滌人心，讓他魂牽夢縈的家鄉臺灣可以生活得更加自由而免於恐懼。」柯旗化的夢想是，讓台灣這個監獄島變成自由島。他的晚年終於戰勝了恐懼，筆耕不輟、大聲疾呼，投入民主運動與文化啓蒙，見證並參與了台灣社會的另一波轉變。他就是台灣的文化英雄。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引用新頭殼newtalk.tw
http://newtalk.tw/news/2014/08/07/50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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