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尾的合肥學潮，我結識方教授，其後在香港、北京、紐約多次與他及李淑嫻教授賢伉儷接觸，在我眾多的評論文章中，談到他的就有幾十篇，因為他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學生運動的精神領袖。
多次接觸中最難忘的，是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那晚。那天下午，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教授及其夫人，還有香港大學的張五常教授，我在場作陪，並做詳細的對話紀錄。這場會晤，後來被中共指為六四的起因。
當晚張教授答謝宴會結束後回到釣魚台賓館，有朋友安排我們去拜訪方教授。因為是夜裡九點半之後，電梯已經「休息」，我們爬上他的住家，沒有記錯的話是在十一樓。在場的還有因涉嫌美國間諜罪而被中共判刑然後在北京假釋的前香港《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在香港負責中共的統戰工作）。這之前我在香港《信報》專欄戲稱他們是「薩哈羅孚」（薩哈羅夫是蘇聯氫彈之父，因關注人權而獲諾貝爾和平獎，外媒稱方教授是「中國的薩哈羅夫」）。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午，我與張教授在深圳考察結束後在餐廳飲茶準備回香港之際，朋友告訴我們前中共總書O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張教授預感中國將要發生大事件，並且認為中共會拿方教授開刀，遂立即回到旅館房間，撥電話給方教授，勸告他不要公開出來參與街頭運動，以免被抓到把柄。雖然方教授也很低調，六四後還是難逃「黑手」的罪名。
方教授流亡美國後，在天體物理學本業之外，還一直關注中國人權，所以在紐約還與他見了幾次面。但是也有人批評他在中國民運方面做得不夠，對中共的態度不夠強硬等等。但是我理解他的態度。尤其與海外民運保持一定距離是對的，民運的複雜性難以想像，不但爭奪資源自相殘殺，至今還有人讚美毛澤東與文革，有的還要率共軍解放台灣「皇民」等等。
最近，中共內部的鬥爭，似乎又給改革帶來「一絲」生機，六四網禁有點鬆動，方教授來不及看到中國實現改革的一天，可說是壯志未酬。然而他的猝逝會給中共帶來怎樣的政策上的變化，也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雖然黨的《環球時報》已開始批判他。（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出處: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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