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江國慶可能遭誤判案，對相關失職人員，雖已偵查終結，卻可能面臨無法追訴的困境，相關人等恐將逃脫法網。
在面對軍方這種為求破案、不擇手段的辦案方式，不僅無視於法制存在，更是一種嚴重殘害人權的犯罪，惟這種結構性犯罪，就第一線執行者而言，在軍方極端封閉的體系，且江國慶早已草草被槍決下，欲找出刑求的證據有其困難。即使能為證明，但由於刑法第一二五條第一項的濫權追訴罪的處罰對象，僅限於法官與檢察官，不可能包括反情報人員，僅能退而以傷害罪論處，而因此案發生已近十五年，早已過了追訴權時效，即使有罪，恐也無法追訴。若欲以殺人罪起訴，但由於江國慶之死，還有軍事檢察官的起訴、法官的審判、司令官的核准死刑等過程，在人人有分下，必然造成相互卸責、責任分散，而無人可為歸責的窘境。
至於上級將領的責任，恐更難追究，因位居高位者不可能親自動手，且也不會笨到以書面的方式要求下級為刑求，因此，欲證明其有下令之事實，更是難上加難，即使已經出事，由於曾身居高位、位居要職，也可以隱身幕後、高枕無憂。
很難想像，當初號稱科學辦案的結果，如今檢視，卻是如此不堪，當初因江國慶之死，而得以升官加爵者，若依現行法律仍對之無可奈何，正義不僅難以伸張，江國慶恐將繼續含冤九泉。
（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在面對軍方這種為求破案、不擇手段的辦案方式，不僅無視於法制存在，更是一種嚴重殘害人權的犯罪，惟這種結構性犯罪，就第一線執行者而言，在軍方極端封閉的體系，且江國慶早已草草被槍決下，欲找出刑求的證據有其困難。即使能為證明，但由於刑法第一二五條第一項的濫權追訴罪的處罰對象，僅限於法官與檢察官，不可能包括反情報人員，僅能退而以傷害罪論處，而因此案發生已近十五年，早已過了追訴權時效，即使有罪，恐也無法追訴。若欲以殺人罪起訴，但由於江國慶之死，還有軍事檢察官的起訴、法官的審判、司令官的核准死刑等過程，在人人有分下，必然造成相互卸責、責任分散，而無人可為歸責的窘境。
至於上級將領的責任，恐更難追究，因位居高位者不可能親自動手，且也不會笨到以書面的方式要求下級為刑求，因此，欲證明其有下令之事實，更是難上加難，即使已經出事，由於曾身居高位、位居要職，也可以隱身幕後、高枕無憂。
很難想像，當初號稱科學辦案的結果，如今檢視，卻是如此不堪，當初因江國慶之死，而得以升官加爵者，若依現行法律仍對之無可奈何，正義不僅難以伸張，江國慶恐將繼續含冤九泉。
（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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