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7日 星期五
美軍電腦工程師:多米尼可遠端修改大選結果
2020-11-25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11月25日訊】據統計,全美共有約30個州使用了多米尼(Dominion)投票系統,而這亦飽受爭議的投票系統都存在什麼問題,來看一下電腦工程師的解答。
美軍電腦工程師:多米尼可遠端修改大選結果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11月25日訊】據統計,全美共有約30個州使用了多米尼(Dominion)投票系統,而這亦飽受爭議的投票系統都存在什麼問題,來看一下電腦工程師的解答。
曾傑克來美國40年,曾是美國航空管制系統的電話交換機工程師,後來又從事網路交換機工程。他表示,多米尼系統的設計是可以修改的,即可以在現場修改投票結果,也可以在遠程遙控。
電腦工程師 曾傑克:「Dominion投票系統都是獨立的,這裡面有一個軟體,可以被竄改,這個設計可以在當場,所有的票都送到這裡來計票,裡面的人假如熟悉這個系統,可以在計票所裡面修改,他這個系統可以當場微調,熟悉的人才會這樣,有的系統還可以從遠端遙控,scytl是一家公司,所有機房都在這裡,電腦中心,他也可以從這裡遙控到每一個Dominion系統,所以他也可以在遠方遙控。」
另外,他表示,多米尼系統數據是可以存檔的,而且可以通過IP地址查詢數據從哪裡來,因此可以對作弊進行溯源。
電腦工程師 曾傑克:「交換機系統我們設計的時候,通常每個政府規定要存這個檔案,所有的數據要存檔,可是有時候,比如美國你要存檔,幾個月的東西都要儲存起來,比如有犯罪的時候,可以及時查到,所有這些IP服務都有留檔,包括住址從哪來送到哪裡去,這個都有紀錄的。」
他還指出,如果在搖擺州,僅需要調整3%,就會導致選舉結果被翻轉。
電腦工程師 曾傑克:「Dominion設計可以調3%,他們在搖擺州特別注意這些事情,他們特意在搖擺州下了很多功夫,搖擺州是50%,50%,為什麼調3%,差距在6%的話,都可以我贏,我把你減3,我加3不就贏了嗎?它這個軟體也是這個設計,特別在搖擺州,差距在6%以內,可是它的限度可以調3%,而且不是一次調,是慢慢調慢慢調的,看局勢變化。」
目前,多米尼投票系統涉嫌選舉欺詐的問題已經被川普律師團隊告上法庭。
新唐人記者楊陽洛杉磯採訪報導
引用網址如下:
【思想領袖】鮑爾斯:馬克思主義如何蠶食美國 /
【思想領袖】鮑爾斯:馬克思主義如何蠶食美國
【大紀元2020年11月13日訊】(英文大紀元資深記者楊傑凱採訪報導)「搖動搖籃的手掌控世界。我們都知道這句話,但是這是一個真實的說法。歷史上的每一個不入流的獨裁者都知道,你必須控制下一代。」鮑爾斯說。
十年前,柯蒂斯·鮑爾斯(Curtis Bowers)製作了紀錄片《蠶食美國》(Agenda: Grinding America Down),詳細描述了共產主義腐蝕美國體制的過程,從教育到好萊塢,再到媒體,從內部顛覆美國及其價值觀,主要戰略則是分而治之,挑動美國人互相對立。
本期節目,我們將與鮑爾斯進行座談,討論一下他的電影在當前的政治時刻對我們的啟示,以及美國人應該怎樣與他們的同胞重新建立聯繫。
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共產黨人接管美國的計劃
楊傑凱:柯蒂斯·鮑爾斯,歡迎你做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鮑爾斯:來到這裡我很榮幸,謝謝你的邀請!
楊傑凱:柯蒂斯,自從你拍攝影片《蠶食美國》以來,已經過去10年了,這部紀錄片主要揭示了共產主義針對美國的陰謀及其影響。在你看來,目前正在發生著什麼?
鮑爾斯:我看到蠶食還在繼續,其方式同以往相比,目標更加明確,更明目張膽。多年來,它更多的是躲在幕後,背景微妙,但是如今它已經走上了我們的街頭。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得如此之快,著實令人驚訝。
楊傑凱:柯蒂斯,這部紀錄片的一個大前提,或者說要探索的內容,就是多年來有一個陰謀,要把美國改造成一個更加社會主義、最終成為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我認為你提出的理由是,社會主義是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是一塊墊腳石。在紀錄片《蠶食美國》中,你講述你決定要參加一個會議,這個會議激起了你對這個話題的興趣。我記得當時是在1992年。請告訴我你參加那個會議是什麼感覺,你學到了什麼?
鮑爾斯:我去參加那個會議是為了幫一位先生的忙,他一生都在研究共產主義,還寫了很多關於這方面的書。他知道他不能去參加那個會議。他說,「他們會知道我是誰,所以你能去聽聽他們在說什麼嗎?」強調一下,人們需要記住,1989年柏林牆倒塌了,1991年12月蘇聯解體了。這時是6個月後,1992年的夏天。
美國共產黨正在召開會議,要分裂出一個新的團體。所以我去參加會議是為了幫某人的忙。第一個震驚來得突然。在我走進房間的時候,我以為是大學激進分子在開會,所以我就買了一件T恤,上面寫著一場革命。我想這應該是會議的主題。
走進禮堂,我看到大約有1400人左右,都是50、60、70歲的人,都拿著公文包,身著西裝,我是那裡為數不多的年輕人之一。我突然意識到會議可能比表面上看起來更嚴肅。這是第一個巨大的震驚。
楊傑凱:那裡發生了什麼事?你對會議議程了解到了什麽?
鮑爾斯:他們說得清清楚楚,他們在討論如何從內部幹掉美國。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在努力破壞美國的家庭、美國的商業結構和美國的道德。他們說,「我們現在需要更進一步。」他們承認他們對蘇聯不得不在軍事和其它方面退出世界革命感到失望,「現在我們只需要在更嚴肅的層面上,繼續我們所做的工作,通過教育、媒體和娛樂。」他們想要影響下一代,想讓人們和他們一起參加運動,試圖慢慢地從內部打倒美國。
楊傑凱:你當時進去的時候,你的政治觀點是什麼?你顯然是掩飾真面目潛進去的。
鮑爾斯:是的,我是一個保守主義者,我從小就是這樣長大的。當我還小的時候,我的父母教給了我如何做事,所以我知道發生了什麼。
可是我潛進去了這兒,我只能問自己「這是真的嗎?」而我也介入了這個謊言,不是謊言,而是欺騙。你知道的,羅納德·里根贏了冷戰,的確如此,他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這彷彿意味著共產主義結束了,結束了。我稍稍介入了。
如今我去那兒參加了一個有1000多人參加的會議,我聽到了他們充滿激情的發言,我能記住每個人想法,他們幾乎就像教堂裡的牧師那樣敲打講壇。他們談論美國和我們喜愛並欣賞的自由企業制度的方式,令人難以理解。
我還記得那個老家伙在那裡發表議論。他說「這是有史以來最邪惡的制度」,一邊說,一邊敲打講壇,一邊流汗。於是我就離開了,覺得這些人都來自另一個星球,他們只是在胡說八道,他們的計劃不可能成功。那是我當時的想法,大約30年前。
楊傑凱:這很有趣。這是1992年。然後事情發生了變化,後來,你開始看到一些切實的變化。
我記得(1992年時)人人都在慶祝。那時候我還很年輕,但是看到我的父母逃離了共產主義的波蘭,這讓我有點激動。我記得我母親相信蘇聯永遠不會垮台,他們就是這樣被教導的。而蘇聯占領了波蘭,他們非常深切地意識到這一點。所以當蘇聯解體時,對我父母來說,這是某種難以置信的奇蹟。
你認為人們不再關心共產主義了,而一個(共產主義)議程正(悄悄)推進著。那麼發生了什麼?
鮑爾斯:哦,然後就是(到了2008年)我已經結婚16年,養育兒女,做生意,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適合做生意的國家,我剛剛還一直在很享受美國的生活。然後到了2008年,我當選愛達荷州州議員。突然間,我的辦公桌上出現了一項法案,這讓我第一次我回想起前面說的那次會議。
在商界,有人給我打電話,談到一些環保立法,說「這項立法對環境沒有任何幫助,只能傷害我的生意。你會投票反對嗎?」我開始更深入地研究它。這時我想,「慢著,這就是他們在1992年所說的,他們想要摧毀自由企業制度的方式」,他們說他們要隱藏在環保運動的背後,用它來製造大量的規章制度和官樣文章,讓企業難以生存。
在1992年,當他們這樣說的時候,人們很難理解,因為環保運動就是人們把自己綁在俄勒岡州的樹上之類的東西,並不是一場主流運動。但是到了2008年,電影《難以忽視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剛剛上映不久,掀起了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環保)運動。這讓我重新審視他們說過的話,然後在更嚴肅的層面上深入研究共產主義運動。
共產主義者針對美國制定的顛覆行動目標
楊傑凱:讓我們看一看我們正在談論的一些事情。你在影片中也提到了一本名為《裸體的共產黨人》(The Naked Communist: Exposing Communism and Restoring Freedom,裸體的共產黨人:揭露共產主義及恢復自由,註:書中曝光了共產黨針對美國制定的45項顛覆行動目標)的書,這本書寫得很早,它也描述了一個非常具體的議程,把社會轉變為共產主義。讓我們從書中舉幾個你認為特別相關的轉型嘗試,也許我們可以按圖索驥,從今天美國各地的景象中找到它們。
鮑爾斯:絕對可以。我這裡就有一個列表,因為我想你可能會提出來。(例如《裸體的共產黨人》中列出的)「目標17」。所有調查顯示,70%以上的年輕人想要社會主義。一項民意調查甚至顯示有30%的年輕人說他們想要共產主義。顯然他們不知道這兩者都是什麼。他們被洗腦了,認為它們都是好東西。
「目標17」——這些目標都是由聯邦調查局特工在四、五十年代收集起來的,然後放在一起組成了《裸體的共產黨人》——他們在會議上談論的「目標17」是控制學校,利用大眾傳播帶傳播社會主義,軟化教學內容,「我們要利用它們,作為傳動帶,宣傳社會主義,傳授社會主義思想和哲學,讓它們聽起來公正、正確、真實,成為關注焦點。」
這非常關鍵,原因眾多。其中之一是「搖動搖籃的手掌控世界(the hand that rocks the cradle rules the world)」。我們都知道這句話,但是這是一個真實的說法。歷史上的每一個不入流的獨裁者都知道,你必須控制下一代。這一議程主要集中於影響文化,使他們能夠影響兒童並接管教育,使他們能夠控制未來。因為如果你教會70%的年輕人熱愛社會主義,當他們長大後,我們就會實行社會主義。
楊傑凱:這讓我想到了校園裡普遍存在的言論自由問題,尤其是在大學裡。這兩者是如何聯繫起來的?
鮑爾斯:你可以稱其為政治正確,這就是文化馬克思主義(Cultural Marxism),屬於法蘭克福學派,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他們提出了禁止某些東西的想法,你不能談這個。這真可恨,這個或者那個。
他們總是想出一些理由,來解釋為什麼不能有言論自由。這樣就不許你說出故事的另一面。就像老話說的那樣「每一個故事聽起來都是真實的,直到你聽到了反方的聲音。」
年輕人從來沒有聽過另一種說法。如果年輕人能見到你在波蘭長大的父母,讓他們說「我們過去的經歷是這樣的。」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那麼謊言就會很快消失。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必須搞政治正確性,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制定規則,規定在大學校園裡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因為一旦你在聽到謊言的同時,也聽到了真相,你就不會相信謊言。這是廢除言論自由的一個關鍵策略。
楊傑凱:你當然會在影片中深入研究這個問題,你對此也了解不少。請簡單地給我講講法蘭克福學派以及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他是你在影片中提到的那個在文化馬克思主義議程中,至關重要的人物。
鮑爾斯:法蘭克福學派是一群知識分子,他們早在20世紀30年代被帶到美國,原因是在歐洲處於戰爭的威脅之下。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約翰·杜威(John Dewey),現代公共教育之父,是他把這些人帶到了美國,並把他們安插進我們的很多頂尖大學。
威利·蒙岑貝格(Willi Munzenberg),德國共產黨領導人之一,介紹了他們的目標。他的主要觀點是:「我們要讓西方變得如此腐敗,讓它發臭。我們要從其內部撼動他們,我們要向年輕人灌輸不道德的觀念。我們將努力推廣色情,我們將努力增加酗酒人群。」他們有很多目標。
他們來了,被安插進很多頂尖的學校。他們的目標是控制媒體和教育,然後通過控制這些機構來改變文化。在電影中,他們提出的一個口號是「要做愛,不要戰爭」(make love, not war)。它的真實目的,就是巧妙地打破傳統,打破我們一直做事情的方式,然後搭建舞台,向年輕人展示一些新的東西。他們對好萊塢和教育體系,造成了巨大破壞。這就是為什麼好萊塢和教育體系都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
楊傑凱:在《蠶食美國2》(Agenda 2: Masters of Deceit,蠶食美國2:欺詐大師)影片開頭的介紹片段中,你講述了奧古斯汀·布拉斯克斯(Agustin Blazquez),古巴電影製作人,一個堅定的反共產主義者。他有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故事。他的家人一度是革命的支持者,因為他們相信他們可以創造一個美麗的新世界,來取代已經存在的東西。請給我講講這個,還有這種理想主義以及利用這種理想主義進行的欺騙。
鮑爾斯:(他逃離古巴)50年後,和他交談,事情變得發人深省。他說,「我現在在美國聽到的很多宣傳,聽起來都是卡斯特羅當年在做的事情。那時我們都覺得,這聽起來不錯,都是關於正義和平等,都是公平和為人民著想。」(但實質)只不過是同樣的騙局,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他的家人說:「有一天晚上,我們在電視上看晚間新聞,我們看到我們的叔叔在行刑隊面前被處決,我們就知道情況真的很糟糕。那時我們意識到有些事情發生了變化。」因為共產主義者剛掌權時,有時不會立刻變得極端。他們慢慢地確保自己控制了一切,繼續進行宣傳,然後他們開始進行鎮壓。
他告訴了我關於鎮壓的事。他的父親有一天從他們的甘蔗種植園回來,那是古巴最大的甘蔗種植園之一。他說有好幾個小時父親都不說話。媽媽一直在問「怎麼了?怎麼了?」他只是搖著頭,說不出話來。後來終於說話了,他說:「我們一無所有了,他們拿走了一切,他們沒收了甘蔗種植園。我現在要在田裡給他們幹活,割甘蔗。」
他講了很多這樣的故事,這是我們的年輕人無法理解的,而且大多數美國人也不理解。我們就是不明白。我有幸與美國各地數百名這樣的人交談,因為這部影片,人們前來跟我講述他們的故事。他們講的都是一樣:「我們被許諾得到一切,但是除了一場噩夢,我們什麼也沒得到。」真的令人震驚。
在他18歲準備離開古巴,再也不回來的時候,他甚至不能告訴自己的父母,因為他說,每個家庭都有一個線人(在監視你),但是他不知道是誰。他害怕這可能會讓他走不成。他獲得了某種許可,可以去讀學位,然後回來幫助古巴變得更好。他知道他不會回來了,而且他再也沒有回去過,但是他不能告訴自己的父母。
那是一個製造恐懼的系統。有一次,十幾歲的他走在街上,被扔進警車后座,送進監獄。他在那裡待了24小時,受到了虐待,然後被放走了。我說,「他們為什麼這麼做?」他說,「如果我非常害怕他們,我就得永遠服從他們。他們對每個人都這樣做,周期性的。你沒做錯什麼,你只是待在那兒而已。於是我知道我必須得走,大多數時候,我都害怕離開家,除非我不得不離開。」
這是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造成的。人們不理解為什麼社會主義會造成這樣的後果,為什麼社會主義只能造成這樣的後果,這是因為社會主義行不通。隨著它開始崩潰,掌權者不願失去他們的權力,就會採取暴力。
只有創建了一種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他們才有能力這樣做,在社會主義社會,他們有控制槓桿。而從自由企業過渡到共產主義是很困難的,因為民眾仍然擁有所有的財富、權力和賺錢的方法。這是一個艱難的過渡,你必須首先進入社會主義。
先讓政府獲得權力槓桿,然後,無論何時,只要你需要,你就可以說:「再也不需要好人先生了」,你有能力做到,因為你可以切斷電源,或者可以讓人丟掉工作,可以為所欲為,社會主義都是這樣,因為這套體制行不通。
竭力製造分裂與對立是共產主義者的策略
楊傑凱:在你剛才談到的事情中,有很多事情需要解釋。第一個讓我想起了告密的事。這種事任何一個和我交談過,並且在共產主義國家生活過的人,都能完全理解。但是對於沒有在共產主義國家生活過的人來說,這有點令人困惑,因為這很難想像。
這讓我想起了獲得2006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電影《別人的生活》(The Lives of Others,又譯為竊聽風暴)。我要向所有正在觀看本節目的觀眾推薦這部電影。「別人的生活」是英文譯名。它主要講的是一名史塔西特工的經歷。史塔西是東德的祕密警察,是公認的蘇聯集團中最邪惡的警察之一。
影片描述了生活在一個人人互相告發的社會裡,會是什麼樣子。他們都得到了積極的激勵,也就是說,他們都會從中得到一些好處,或者是消極的激勵,就像你前面描述的那種方式,反正是希望你能告密,能對檔案部門做出貢獻。
我還記得我在波蘭時,了解這些事情,如今我自己仍感到有點兒氣憤。我記得在1989年後波蘭人打開檔案時都驚呆了,他們看到例如,教區牧師會告發向他們懺悔的人,丈夫們一直在揭發他們的妻子,補充黑檔案。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甚至對那些知道大家都在相互告密的人來說,也是不可想像的。他們原本希望其中某些人際關係仍然神聖,可以不被污染,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這是我的評論,我得回到與你的談話。這對今天的我們意味著什麼呢?2020年是充滿動盪的一年。我經常看到人們說,我們以為我們已經在2020年看到了一切,可是又出現了一些讓它更加瘋狂的東西。你如何看待今天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些事情在你的影片《蠶食美國》裡都有。
鮑爾斯:甚至和你剛才所說的每個家庭的告密者有關。告密這個概念是分裂的最後一個層面,你甚至把每個家庭都拆毀了,每個人都不能相互交談。同樣的事情正在發生,所有這些運動,都企圖讓我們彼此分裂,讓我們相信我們就是彼此對立,讓人們感到不滿,彼此恐懼。這就是馬克思的策略。
沒有一個善意的人,會試圖讓人們認為我們是對立的,不讓人們往好的方面想、朝著好的方面努力。這就是分化擊破策略。他們知道,像美國這樣一個強大、健康、統一的國家,是不可能征服的,所以我們要把他們分為富人與窮人對立,黑人與白人對立,年輕人與老年人對立,竭力製造對立。
他們只是在創造一群人,不是為了幫助那些人,而是利用那些人。他們從來沒有兌現過自己的承諾。他們只是向你承諾一切,引誘你加入,上他們的賊船。但是他們的承諾永遠不會實現,因為原本就不想實現,因為你從來就不想解決這些問題,你只是想讓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這是很難理解的。我記得我是什麼時候才第一次意識「這些人的想法和我不一樣。」這就是為什麼說我低估了他們,為什麼說我太天真了,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試圖讓一個人反對另一個人,或者製造分裂、仇恨、憤怒和困惑,但是這些人就是這麼做的。我們必須理解這一點。
看看我們剛剛談到的美國的教育。為什麼過去的五六任總統,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沒有一個教育計劃來改善我們的公立學校?你只是被告知我們需要更多的錢。他們不想解決問題,因為你解決了一個問題,政府的權力就減少了一分。
如果一個問題可以變得更大,那麼他們就需要更多的權力,來解決更大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總是想讓問題變大,變得越來越大。任何屬於建制派的成員,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你都希望政府能夠擴張,不斷有更多的錢能進來,來解決更大的問題。
在我研究、琢磨這個問題的過程中,發現似乎他們每個總統,從老布什到克林頓,從小布什到奧巴馬,都是如此。我曾經是一名高中數學老師。當我還在教育行業的時候,你就能清楚地看到,這對整個制度沒有幫助。這不會幫助這些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只會在這個過程中傷害他們。
你看到了它背後的謊言,然後你就會意識到,他們想讓這個系統創造出一些無法養活自己的人,然後政府必須進一步設立一些部門,提供就業、收入和醫療保健,因為這些人實際上沒有品格、德性、道德和紀律來做到這一點。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而且正在很多領域發生。分裂擊破是他們從一開始,就使用的共產主義策略。
通過教育讓人口低能化是腐蝕美國手段
楊傑凱:這非常引人深思。很多善良的人會說,不,這只是管理不善,這是一種陰謀論:說有人破壞教育系統,故意使美國孩子表現不好,以便更容易被控制。你找到了什麼證據反駁嗎?
鮑爾斯:是的,有幾件事。事實上,這曾是我30年來的想法:「這些(管理不善的)人只是太天真了,完全不懂什麼是好的教育。」但是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情。我開始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就在我們這麼做的時候,我意識到,教一個五六歲的孩子讀書,只需要每天一個小時,持續六個月。那麼為什麼我們在這個系統裡,用了13或14年的時間培養出來的18歲的孩子,卻幾乎不能閱讀?
所有的這些事情開始讓我反思,等一下,這兒有點不對勁兒。證據非常清楚:我們知道如何給孩子良好的教育,幾百年間我們一直知道,它包括嚴謹的辯論和論證、邏輯思維、數學和科學。可是如果你看看今天的學校,這些東西幾乎沒有。
他們已經把一切可以使人擁有敏銳的頭腦、能辨別真偽的東西拿走了。他們不想讓人能夠明辨對錯,因為你不能使用一個能辨別真偽的人。所以這類教育目的性很強,有很多證據能說明這一點。
楊傑凱:是什麼讓你決定在家教育孩子呢?
鮑爾斯:就是我們剛才談論過的事情。我自己在20年前當過老師,當時我想,「這個體系已經崩潰了。」一切都被簡化到最低層次,你不是嘗試拔高水平,你必須把教學降到最低水平,於是聰明的孩子會覺得無聊,中間的孩子會覺得「無所謂」。
很明顯,這是一個我認為靠不住的系統。我希望我的孩子們能有一個未來,為了擁有未來,你需要良好的教育,你需要知道如何閱讀和思考。所以如果你能閱讀任何東西,你就能學到任何東西。這就是為什麼我告訴我的孩子們:「我不可能教給你們所有的東西,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偉大的讀者,我沒有教你的一切,都是在一本書中。你可以在任何時間閱讀任何話題的任何書籍,並成為專家。你可以讀歷史,這樣你就可以穿越時間,和那些你永遠不會認識的人生活在一起,你可以去見那些你永遠不會遇見的人,你可以在一本書中做很多事情。」
菲利斯·施拉菲(Phyllis Schlafly)在她一生中,花了很多時間揭露教育體系中發生的事情,這個體系有意不讓孩子成為優秀的閱讀者。他們甚至不能閱讀關於國父們的著作,因為這需要足夠的閱讀技巧,他們不知道我們從哪裡來,也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控制一個國家的一個非常關鍵的要素,就是讓人口低能化。
製造混亂和加重福利負擔以製造系統崩潰
楊傑凱:非常精采。當然,這也非常令人不安,得知這是某些人正在思考的事情。我想起兩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發明的柯洛華—丕溫策略(Cloward-Piven strategy),我相信你對這個很熟悉。從本質上來說,我不相信這會進入你的電影。有人要制定一個計劃,來壓垮紐約市的福利制度,來打破工作和薪酬之間的聯繫,進而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可以這麼說。
我在過去幾年裡,第一次讀到這個的時候,我很驚訝,難以想像有人竟然想到了這個,並且真的付諸實施,而且可以說是最終成功地把這個城市搞破產了。你還知道其它類似的計劃或者議程嗎?
鮑爾斯:這個計劃背後的整個哲學,就是製造混亂,就是要造成系統崩潰,想盡一切辦法讓事情變得更糟,就像我之前說的那樣。我知道很多聽眾在想,「他們真的想讓事情變得更糟嗎?」是的,他們就是這樣想的。我知道你不會那樣想,因為你是個友善、體貼、善良、有愛心的人,但是這些人就是這樣想的。
你讀過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寫的《激進分子守則》(Rules for Radicals)吧,他是當前這場運動策略的指揮官。其實我這裡就有一些他說過的話:你散布關於反對派的謊言,同時指責他們散布關於你的謊言。你要把一切都攪亂,這就是目的。
但是柯洛華—丕溫策略,一定會加重整個系統的負擔,使其崩潰。通過崩潰,你可以演一齣木偶戲(註:通過提線木偶,講自己的故事)給人們看,顯示正義和平等,目的總是要把窮人,從人群中分離出來,是利用窮人,而不是幫助窮人。
最近在幫助窮人方面誰做得最多?是川普總統,不管你喜不喜歡他。川普總統創造了美國歷史上最棒的經濟環境,幫助更多的人,尤其是少數民族,獲得工作。我對此非常興奮。我想在他執政的頭三年裡,就有1000萬人被從福利名單中刪除了。這是一場成功的戰役。
而他們想要通過柯洛華—丕溫策略,來增加福利人數,讓更多的人參與到這個系統中來,我們知道這個系統行不通。在這個過程中,它讓人自由了嗎?不,它沒有。無論我們如何爭論這些項目是否出於善意,我們現在可以回顧一下60年來的事實,可是我們仍然會說「這可能行得通!」
它並不能幫助任何人獲得獨立和自由,或者幫助人們致富,享受生活在美國的好處。它做不到,它將奴役他們,在「福利」中世世代代為奴。
我來回答你的問題,現在發生的(與影片揭露出的)類似事情,就是郵寄投票。任何可以破壞美國信譽的事情,讓我們對我們的制度失去信心,都是(左派所幹的)同類的事情。很多人做了很多研究,就在最近幾週,已經揭露了所有的腐敗。有人在收集選票,做各種手腳。這是他們敗壞整個系統信譽的另一種方式。當你想摧毀某種東西時,你需要開始把它分解成碎片,這樣它就會崩潰。
人們應該做些什麼以改變事態
楊傑凱:那麼你給人們提出什麼建議呢?你在2010年做了一個預測,說事情正在朝著壞的方向發展。你激勵人們做出改變。你的第二部電影《蠶食美國2》(Agenda II)也指出了同樣的方向。你今天在這裡甚至更加強調,事情仍然沒有好轉,有很多人幻想破滅。你會對他們說什麼?
鮑爾斯:永遠也不要認為華盛頓,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它只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我們不能過分地等待著他們去完成事情,他們不擅長做任何事情。我們應該更加關注我們當地,我們的市、鎮或者縣。
作為居民,我們能做些什麼來改善我們社區中存在的問題?我們在這裡怎樣才能組織起來,在地方層面上實現這一目標?那麼聯邦政府就沒有什麼可做的了?因為當我們已經解決了自己的問題,我們就有了責任,和真實的人建立起真實的關係,我們談論的是我們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別人的孩子。
這就是我們必須要做的。我們必須擺脫那種糾結心態:以為我們必須按照聯邦政府的方式行事,以為他們能解決問題。如果現在行不通,那麼只要把我們的人弄進去,就會行得通。長期以來我們都看到,政府發揮的作用不大。
我認為川普總統在履行他的諾言方面做得很好。不管你喜不喜歡他,這都讓人感到精神振奮。看到某人在做他說要做的事兒,就像呼吸新鮮空氣。不管你喜不喜歡他做的事,至少他是誠實的。這是一個很關鍵的方面。如果我們想要找到實際辦法去解決實際問題,我們就必須採取行動。
我們需要關注年輕人。我們必須做他們(左派)已經做過的事情,這是合乎邏輯的常識。如果在你去世之前,沒有把你認為對的東西,傳授給比你年輕的人,你的想法就會消亡。你必須投入、影響、教育那些比你年輕的人,也許是你自己的孩子、孫子,或者是其他人的子孫。
如果你是一個年長的人,就去當地的大學,邀請一些家伙來吃比薩,向他們展示如何給他們的車換機油,建立關係,然後你就可以開始有影響力了。我們只是想讓他們相信我們說的話。一旦他們已經被洗腦了,他們就不會相信我們了。
如果沒有足夠的前提條件,你很難接受與你已知的觀點相反的東西。這需要一種人際關係來實現,因為這是一座難以穿過的大橋。於是你意識到,有人正在進行洗腦,因為當你把真相呈現給某人時,他們無法接受,儘管事實很清楚,而且他們也知道你沒有撒謊,這就說明他們已經被洗腦了。如果你只是不了解某一件事,而有人想告訴你一種不同的做事方式,說「這個怎麼樣?」你會說「哦,我不知道,謝謝!謝謝你告訴我。」
我在餐飲業做了很多年,招聘過數百名大學生為我工作。我們是好朋友,因為他們曾經在那裡工作過三、四年。但是作為大學生,他們有很強的自由派思想,每到晚上我們就會針對許多時事進行激烈的辯論,但是他們知道我愛他們。
我總是向他們呈現真相。很多時候,我熟悉的年輕人會告訴我,他們對某個問題的想法。然後我會說「好吧,現在你聽聽這個。」我會和他們分享這個故事的另一面。很多時候,他們無法邁出那一步,即使他們知道我說的都是真的。他們知道我沒撒謊,我不是一個騙子,我是關心他們的。他們只會說:「我的教授說……。」我就明白他們已經被洗腦了。
當事實就在你面前,而你卻不能邁出一步,這表明你相信的不是真的,這是個問題,這就是我們一直存在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真的需要建立聯繫,並且在年輕人身上投入時間的原因。然後繼續在我們的影響範圍內,做我們能做的事情。這就是我鼓勵你們做的。如果你有三個朋友,影響這三個朋友。我們需要認識到,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唯一辦法,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與馬克思主義
楊傑凱:柯蒂斯,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我們看到了一場浩大的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許多人走上街頭抗議警察以及其它部門對美國黑人的不公平待遇。與此同時,我們得知,「黑人的命也是命」實際組織的一些領導人,是公開宣稱的馬克思主義者。你關注這件事嗎?你知道嗎?
鮑爾斯:是的,是這樣。因為我知道,就像我們之前說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想解決問題,他們想製造問題,或者讓已經存在的問題變得更糟。索爾·阿林斯基在他的書中提到,這是一個關鍵的策略點。他說我們需要把革命和共產主義分開,來掩蓋我們的真實動機。所以結果就是目前的情況。
你看到建築物被燒毀,這對美國的黑人沒有任何一點點幫助。大多數時候,他們的解決方案,總是比問題本身更糟糕。如果有人想深入了解黑人社區,如何被這個國家的共產主義者利用了幾十年,那麼有一本書就是為他們準備的,書名叫「膚色、共產主義和常識」(Color, Communism, and Common Sense),作者是曼寧·約翰遜(Manning Johnson)。
曼寧·約翰遜是一名黑人,曾是美國共產黨的領袖之一。他甚至去了莫斯科接受訓練。他開始意識到,「慢著,這是在利用黑人,而不是幫助他們。」他記錄了他脫離共產黨的過程。他在國會作證,揭露他們對黑人社區的傷害,後來他就寫了這本書。
他旅行和演講了一年,然後去世了,這是一個悲劇,他本來會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來揭露馬克思主義者利用黑人社區的策略。他們針對不同的人群制定他們的策略,但是針對黑人而言,長期以來被他們所利用或者以不同方式虐待,他們試圖重新挑起種族矛盾。
我認為種族問題真的已經改善了很多,我知道確實存在種族問題,但是問題並不像他們說的那樣。但是我們需要做一件事,我將鼓勵人們採取另一種行動。我對已經發生的事情,和事情被挑起的方式感到很難過。這件事我已經做過很多次了。
每當我看到一些黑人家庭或者個人坐在一起,不急不忙的時候,我就會走過去說,「在這個國家發生了這麼多事情,我可以和你們分享一些東西嗎?」他們總是說「當然,什麼事?」我想起了那兩個黑人,我從旅館走出,他們正坐在旅館的長椅上,我對他們說了這些話。
我說,「我顯然是白人,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一生中認識成千上萬的白人,但是我還從沒見過一個人不愛你們,不欣賞你們。我們甚至欽佩你,欽佩你的運動能力,你的音樂能力和你的幽默感。我只是想知道,當有人告訴你們白人恨你們的時候,他們是在騙你們。我們不恨你們,我們愛你們,我們感謝你們。我只是想和你們分享這一點,因為我對我們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感到非常難過。
就在我這麼說的時候,有一個人站起來說,「你要對你遇到的每一個黑人都這麼說。」我說「好吧,我會盡力的。」這會讓他放下負擔,不再認為「白人恨我」。那是謊言。在美國可能有少數白人恨我,但是這還不到1%的十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可是我們太固守這個問題了。
這是媒體幹的,因為他們喜歡煽風點火,他們參與其中。我們在許多領域團結得很好,但是,重申一下,他們要的是分裂。但是那些白人可以超越障礙,用一種充滿愛的方式告訴他們,「我很高興你們來到我國家。我們愛你們,我們感謝你們。不要相信他人告訴你的其它的話。」我已經做過很多次了,這真的讓他們精神振奮。他們說「謝謝你。」我說「不客氣。」無論如何,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在當地層面上影響到真實的人。
你就在那兒,你正在改變一個人的生活。我幫助那些人祛除了謊言,讓他們的餘生獲得自由。他們不會再想「所有這些白人都恨我」,那是一個可怕的想法。我憎惡媒體把這些灌輸到他們的腦海里,因為這種行為是邪惡的。我有很多機會說:「我們愛你們,我們非常感謝你們,和你們生活在一起讓我們很感激,你們是美國的一部分,不要讓他們把你們和我們分開,我們需要你們和我們在一起。」
這就是我們在所有的不同領域裡需要做的,從一次向一個人揭穿謊言開始,然後在地方層面上尋找解決方案,來對抗這種試圖摧毀這個美好國家的策略,而這個國家對很多人來說,是一種天賜福分。
楊傑凱:柯蒂斯,你最近在做什麼?
鮑爾斯:嗯,我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我一直在旅行,就這些話題在全國各地發表演講。因為在建築物開始燃燒之時,人們開始說「你的影片講的就是這些東西,不是嗎?」我說「是的,就是這些。」所以我一直在這麼做。我做了一個播客,正在啟動,此外還利用一些其它的教育工具,讓人們知道正在發生的事情的真相,每週都做,只有你盡力去做,才能改變生活。
楊傑凱:柯蒂斯,訪談結束前你還有什麼想法嗎?
鮑爾斯:我想對你們所做的一切說一聲謝謝。我很欣賞你們的節目,很欣賞《大紀元時報》所做的一切。有一個新的媒體是一個福分,讓人們能夠聽到事實,來決定相信還是不相信,但是要遠離這個大「議程」。對我個人來說,你們一直是我的一個莫大的福分,對我所遇到的成千上萬個通過閱讀這份報紙,了解真實情況的人來說,也是如此。
我研究了世界上,特別是在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馬克思主義作為主流哲學,正在統治著世界。BBC在1999年進行了一項調查,詢問人們過去一千年來最具影響力的人是誰,結果是卡爾·馬克思奪冠。
你們是唯一一份向人們揭露馬克思主義者的行徑的報紙,揭露他們的學說,以及他們的戰略,讓我們睜開了眼睛,看到它的威脅就在我們身邊,遍及世界的每個角落,正在威脅著我們。你們一直是一個福音,正在幫助人們最終了解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揭示真實發生的事情,揭露他們真實的行徑、真實的想法。
無論我走到哪裡,我都建議人們都要訂閱《大紀元時報》。這只是拼圖的一塊,但卻是關鍵的一塊,因為它給了你某種你在其它地方得不到的東西,價值非同尋常。
楊傑凱:柯蒂斯,非常感謝你的溢美之詞,謝謝你接受專訪。
鮑爾斯:我也非常感謝你。
責任編輯:李琳#◇
引用網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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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10/28/n12508780.htm
2020年11月26日 星期四
觀世音菩薩收圓禮讚三遍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滅三惡心咒十遍 靜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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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主任決定董事長是誰?聯邦總務署決定美國總統是誰?當然不行!選民才能決定總統,最高法院才能決定法律見解。|Smartmatic真的有問題!去年菲國選舉又被疑,菲總統示意尋找替代品|童溫層
聯邦總務署致函拜登團隊展開交接工作,川普推特:聯邦總務署長和她家人受到威脅與騷擾。左派開心歡呼,會不會太早?總務主任無法決定董事長,總務署也無法決定總統是誰。 法律戰才是關鍵!美國總統不是總務署長決定的,最後結果將決戰最高法院! Smartmatic早有問題!菲律賓2019年大選就曾爆發舞弊疑雲,杜特帝也要求相關單位尋找替代品。2019年資安會議DEFCON,聚集全球駭客測試美國使用的投票機系統,發現每一款都能輕鬆駭入,並提出警告:這些漏洞若不修補,2020年的選舉將看到嚴重後果:被攻擊、不安全,以及不信任。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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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5日 星期三
她長達7年探視「最知名冤案死囚」,見證司法荒謬:整個台灣都參與過的事,原來是個騙局
風傳媒
謝孟穎
「被冤枉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機率可能很低,但是一旦有人發生這樣的事情,是不是我們要去思考,這制度、我們生活的社會出了什麼問題?你自己可能不會是,但你有小孩、有你愛的人……」
不是親人、不是朋友也不是律師,卻能再三去看守所探視一個死刑犯長達7年之久,甚至這樣的人有高達數百人,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堪稱台灣「最知名冤案死囚」的邱和順案志工團。談起為什麼特別關心邱和順案,志工團資深成員之一、國文老師侯紀瑄說,雖然她從20歲起就知道有冤案的存在、但距離生活很遠,直到有天得知學生時代轟動社會的知名刑案「陸正案」原來是個冤案、甚至被認為「犯罪集團」的一群人年紀有些跟她差不多,她動搖了。
「當時全台灣沒有人不知道陸正案,太有名了,但我們都不知道結果,破案後我們就不會再關心了,已經抓到『壞人』就好啦、我們就安全了、就不會掛記這事──後來實在無法想像,整個台灣都參與過的事,原來是個騙局……」侯紀瑄嘆。
邱和順案志工團成員全由一般民眾組成、來自各行各業、不見得有法律背景,共通的卻是一起接力寫信、一起去探視失去自由32年的邱和順,為什麼願意一直掛念一個理應與自己素昧平生的冤案死刑犯,侯紀瑄的想法,或許就是想傳達給受冤之人的心意之一:「就算世界會遺棄你,我不會。」
「我們對『壞人』有明確的形象,但現在沒有了」經歷轟動台灣陸正案 時隔26年才知是天大「騙局」
1987年冬天,台灣接連發生女保險員柯洪玉蘭遭強盜分屍案、新竹學童陸正遭綁票勒贖案,柯洪玉蘭的遺體被切掉頭與四肢棄置苗栗射流溝、陸正則是一去不回。1988年警方高調宣佈「破案」,直指「犯罪集團」首腦就是地方混混邱和順,登時全台灣似乎可以歡欣慶祝、安心過活了,那時的侯紀瑄還在讀書、對新聞只是匆匆一瞥,許多跟她一樣的台灣人當時可能都沒想過,後來「邱和順」之名會成為冤案的代表,甚至讓不同世代的台灣人投入、接力救援。
不在場證明、所謂「歹徒」勒贖電話錄音130字經聲紋鑑定僅19字被認定「相似」、指紋比對不符、死者屍體找不到、破案警察甚至因為有刑求事實被定罪、證物遺失,邱和順在這般情況下於1989年開始一路被判死刑到2011年定讞,從28歲被關成如今的60歲老人。
雖然本案諸多疑點已被討論到可以無限複製貼上,2020年4月份民間團體向總統府請求特赦邱和順卻仍被「已讀不回」至今,後來的這個夏天,非常年輕的大學生李立丞也加入志工團行列,11月份訪談時與號稱「元老級」、從2013年開始探視邱和順的志工侯紀瑄初次見面了。
侯紀瑄在20歲打辯論時初次得知原來台灣有「冤案」存在,後來她打算以冤案為題創作小說、蒐集資料,2011年在報紙上看到江國慶案,她震驚了:「我要寫的小說居然是社會新聞!新聞永遠比小說快一步,我覺得小說一點都不精采,社會新聞竟然超越小說、超越作家的故事,這過程讓我覺得好可怕……」
2013年侯紀瑄到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司改會)找資料,又得知邱和順案,知道讀書時轟動全台灣陸正案的所謂「主謀」竟是邱和順、而判決是那樣充滿瑕疵,她更震撼了,原來過去全台灣都經歷過的大案是個騙局。
「1987年,只要讀小學的,父母都會很擔心……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有可能成為被綁架的對象,都沒想過自己會成為被冤的對象,因為你覺得警察是『好人』、你不願想像你是冤案的受害者──我們對『壞人』有明確的形象,但現在沒有了。」就這樣,侯紀瑄投身志工團行列,開始至少1年1次探視、寫信給邱和順兩次的探監生活。
相較於侯紀瑄,目前還在讀法律系、20出頭的大學生李立丞是因為到司改會實習才知道邱和順案的。李立丞一直知道有冤案發生,但好像距離很遠,會想更深入認識邱和順案是因為司改會接下來要辦展覽、要蒐集資料。
李立丞的興趣是社會倡議,把難懂的知識轉換成大眾看得懂的內容,因此碰上邱和順案,他也是單純地思考如何蒐集資料、如何呈現成大眾也看得懂的內容,單純把這當成一個「倡議」。但第一次到監所探視邱和順、見到真實的邱和順在眼前以後,李立丞對冤案的感覺更多一點了──第一次與夥伴跟邱和順見面,就有人哭了出來。
初次見面唱歌給邱和順聽、現場卻沉默尷尬5秒 志工頓悟邱和順失去的32年痛哭:他應該已經很久很久沒人這樣對他唱歌了…
問起第一次跟邱和順見面是何時,侯紀瑄說是2013年4月18日,接見室的氛圍如同她想像,陰暗、骯髒、不見光明,所有的燈只亮一盞、通話的話筒甚至看起來從來沒擦過,她在心裡碎唸:「我想拜託你們,能不能對家屬好一點?一般人不會去會面,會去看都是親近的人啊!」
侯紀瑄知道當時邱和順的身體已經不太好,但對他印象仍是講話「中氣十足」。當然,只能隔著鐵窗跟話筒探視一個人難免有誤解,侯紀瑄記得邱和順的聲音很像唐老鴨,從話筒傳出的聲音扁扁的、像小孩子的聲音又帶點沙啞,這不合理的聲音讓她困惑:「我們看守所設備真老舊,怎麼把一個人聲音變這樣?」沒想到2016年邱和順住院、侯紀瑄去醫院探視他兩次,那時才發現,原來邱和順的聲音真的是這樣。
2020年暑假侯紀瑄又與司改會主任再去看一次邱和順,那時接見室已變得通風明亮、亮得她嚇一跳,而這暑假同樣來到接見室的,還有大學生李立丞。在此之前,李立丞知道很多人都去看過邱和順,知道他會表演唱歌、熱情招呼每個人,很多人可能把邱和順視為一個「象徵」、一個被冤枉的人,但李立丞看到的就是個「阿公」。聽完邱和順唱歌,李立丞當下也沒太多情緒,只是很清楚地知道:這阿公身體不好。
「他一開始走進來,會扶著椅子一邊走進來一邊坐下、再拍拍自己胸口,他拿話筒會唱歌、會鼓勵我們,但講話前會『啊──』呼吸有點困難的樣子……我會想他可能很累了,想說不要讓他講太多話,讓我們講話好了。」李立丞說。
這時李立丞看見接見室背後有個窗戶、穿透鐵窗打下天光在邱和順的臉上,他突然有個想法,跟邱和順提議:「我們唱歌給你聽好不好?」邱和順當下答應,幾個年輕人就在監所有監聽的狀況下開始唱起滅火器的《晚安台灣》、李立丞一邊唱一邊看著邱和順映照鐵窗小小亮光的臉。唱完以後理應是溫馨感人的場合,沒想到氣氛當場凝結5秒、沒人說話,過那5秒邱和順才突然拍手:「好聽喔!」
那尷尬的5秒鐘,讓李立丞與夥伴3人離開監所一走半小時都沒說半句話、只是默默走默默低頭,走一陣才有夥伴開口問:「剛剛為什麼會安靜5秒?」討論討論著另個夥伴竟然就突然哭出來了,他說:「阿順他應該已經很久很久沒人這樣對他唱歌,他可能一直以來都很習慣跟大家的相處模式,他習慣去唱歌,但可能從沒想過會有人唱歌給他聽……」
32年的牢獄生活會讓人錯過什麼,李立丞在籌備展覽時想過,這32年可能錯過電視劇《麻辣鮮師》熱播、可能錯過101籌備又蓋好的過程、可能BB call變成手機又變成智慧型手機,「我們很難想像,如果一個人被關32年,他都沒做過這些事,他是怎樣的無力,卻還堅持要活下去呢?」而當李立丞問起邱和順「在裡面都在想什麼」時,一問出口就後悔了:是要他想什麼?在裡面可以想什麼?對於這題邱和順也只是淡淡回:「在裡面什麼都沒辦法想,想了會瘋掉。」
「他叫我們要好好努力,年輕人要創造奇蹟」60歲老人的道別: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
即便看守所的接見室從2013年到2020年終於變明亮了,改變不了的是監禁的本質、絕望的日復一日。侯紀瑄說,她對邱和順案最無法接受的就是「不在場證明」這點,這是非常顯而易見的證據、邱和順租車簽約時間跟陸正被綁架是同時間,「這麼明確的不在場證明都不接受,那還有什麼可以說服的呢?」事實是法院始終不接受這樣的證據、堅持認定那是補簽的,邱和順始終無法在司法上平反,從侯紀瑄初次見到他的2013年到2020年,變得一天比一天消沉。
「2013年他不是這樣,每次你去看他以後他都會寫個信來,問說你下次什麼時候來看我,但2019年我收到他最後一次信,他告訴我說他身體越來越不好、他無法再這樣回信給我了……」雖然侯紀瑄一直知道邱和順身體不好、身體不好的同時鬥志還很強,但越到後來,邱和順的反應就越消極厭世。
「這幾次他開始有傳達『無法活著離開監所』的感覺,他甚至說他在北所裡絕食,後來是因為司改會勸他說那時在選舉、國家現在有重大事情、先不要拿自己生命賭,他才改變情況──他以前不是這樣,他以前是那種『我就給你鬥到底的人』。」侯紀瑄嘆。2016年台灣經歷政黨輪替、「司改國是會議」啟動,司改會也曾拿這事安慰過邱和順,說可能有機會,侯紀瑄對此其實沒有很樂觀,但認識的人勸她:「就算是安慰也好、就算拿出來騙他的也好,人只要有希望就可以一直活下去。」
「即便這麼便宜的咖啡,也是挺好喝的啊!」侯紀瑄轉了轉手上的超商咖啡,這一點一滴或許都是所謂的「希望」。只是侯紀瑄也知道,邱和順2016等不到、2018、2019、2020都等不到,他不想等了,加上過了60歲身體快速惡化,實在很累了:「我想人就是需要這些力量,但你能唬一個人多久呢?我想,今年蔡英文沒有要特赦,是個致命一擊。」
侯紀瑄還記得有次邱和順說一天要吃幾十顆藥,她聽了差點昏倒。李立丞雖未見證邱和順的變化,但他也記得,那天離別前邱和順留下的話:「那天去,他說活不久了,他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出來、要待也待不久,他叫我們要好好努力,年輕人要創造奇蹟。」
問起對邱和順案最不能接受的是什麼,李立丞與侯紀瑄竟一致回答,是被誤解、被冤枉。李立丞知道邱和順曾是討債集團人物,但:「真的有做過討債,不代表我會殺人吧?最讓我受不了的是,在警方公佈他們偵破這案件以後,每個記者都拿麥克風問他:你為什麼要殺人?你怎麼殺人?我沒做就是沒做,你們怎麼因為我過去做那些事情,就覺得我也可能做這些?」
侯紀瑄雖深知失去自由有多可怕,就像疫情有可能要隔離14天、她也無法想像那有多難受,但她理解邱和順最不能接受的,還是被冤枉:「邱和順撐32年,他不想再撐下去也很自然,誰有32年的毅力?他可能早就習慣沒自由了,但他要尊嚴──不要冤枉我,我沒做過這事。」
「真正一個安全的社會,不是要犯罪率多低、不是沒有人犯罪,真正安全的社會,是政府出了錯誤可以彌補…」
同樣被司法傷害的,也包括死者家屬。李立丞曾經試著問曾經被控涉入富商黃春樹命案、目前已平反死刑冤案的徐自強,有沒有跟黃春樹家屬談過?徐自強回:「怎麼可能對話?對他們來說,我就是兇手,他們怎麼可能跟兇手對話?」當下李立丞明白了,一個家庭被破壞、被剝奪,那失衡永遠都存在,那是永遠的痛,而陸正家也是的:「現在這時間點檢討誰、檢討媒體都沒用,司法給的『邱和順是綁架他兒子的兇手』這答案,對陸爸爸來說是30年活下來的動力,一個人要多大動力,才會堅持30年要一個人被判死刑、要執行?」
儘管如此,李立丞也深知,雙方都是被害者:「對我來說,這事就不是邱和順做的,我們現在做這些事可能對陸正爸是一種傷害,我們破壞他的信念……這案件沒有人是贏家,所有人都是被害者,到底國家贏了什麼、檢察官贏了什麼?所有人都是被害者,為什麼要互相攻擊?我們應該直指共同敵人,那是司法的缺陷,那是我們最大的惡,才是我們的共同敵人。」
當年邱和順與共同被告吳淑貞一跪,讓陸正父親陸晉德深信凶手就是邱和順至今,那年頭下跪是很重大的事,但採訪過吳淑貞的侯紀瑄,也知道背後無奈──吳淑貞是在一個父親會打母親的家暴環境長大的,她膝下沒有黃金、只有屈辱跟地心引力,為什麼不跪?跪了以後可以見到父母跟姐姐、可以不必繼續被刑求、後來也沒被捲進柯洪玉蘭案,不跪嗎?
在侯紀瑄看來,陸正案本來是一個受害者家庭,因為錯誤司法變成10多個受害者家庭,邱和順只是代表之一,有更多比他年輕的共同被告早早認罪、早早關出來、早早重新開啟人生,陸正父親則持續堅持邱和順必須被槍決、持續抱著困惑活下去:是為什麼殺了我兒子的人到現在還活著,而且那麼多人聲援他?你說案件凶手不是邱和順、不知道是誰,不然我孩子是死於天災?「這誰造成的?不就司法嗎?我覺得,唉,很難有解。」侯紀瑄忍不住嘆氣。
侯紀瑄與李立丞世代不同,共通的心願卻仍是希望社會持續關注邱和順冤案,被錯誤司法傷害的人太多了。一位律師曾與李立丞分享:「冤案不會消失,只會變形,司法再完整都會有冤案產生,就像人跟人相處就會有誤解、差異、不理解、貼標籤。」這點李立丞認同,他希望的,是社會要有修正錯誤的力量:
「對我來說,可怕的不是從網子掉下去的冤案,最可怕是日常生活冤案我們看不到的,堆疊起來會變形、變成很可怕的力量──我覺得社會要持續關注邱和順案、其他冤案,這是一種提醒,我們很可能用自己有限生命經驗去評斷一個跟我們完全不同的人,他在司法推到極致就會變成『冤案』……是我們要提醒自己,有人生命經驗跟我們不一樣,不要輕易去貼別人標籤。」
身為老師的侯紀瑄則盼望:「我希望我生活的社會、我生活的國家是個進步的地方,一個人不需要為了你沒做的事負責任,更何況去承受一個非常不合理的後果……如果你生在這樣的社會還可以活得心安,這也很難理解。」即便出了問題,她也盼望:「真正一個安全的社會,不是要犯罪率多低、不是沒有人犯罪,真正安全的社會,是政府出了錯誤可以彌補、可以改變的──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權力才是怪獸。」
「人的想像是有選擇性的 大家都想像美好的,你可能會想過你會成為一個大富翁、不會想到自己成為死刑冤案受害者,但他就是發生了。」侯紀瑄最後如此說。碰上冤案以前的任何人都很難想到自己會被捲入,冤案說近不近、說遠不遠,而讓社會安全的解法不會是永遠遮住眼睛不去看,就如侯紀瑄與李立丞說的,正視錯誤、修正錯誤吧。
了解更多邱和順案情與現況,請參考「我是邱和順」臉書粉絲專頁、救援特赦連署網頁(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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