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志龍： 查弊被動 官署淪為怠惰獵人

2012-07-09

台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志龍。（記者林正堃攝） 記者鄒景雯／專訪 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涉嫌索賄案震驚社會，台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志龍受訪指出，國家設立調查局、廉政署、特偵組、檢察官，甚至各種行政監督單位，應發揮「危險防衛」功能，主動找尋危害法治的獵物，而非由其老闆告訴他「這是獵物」。然該等似未發揮功能，成為怠惰的獵人。 打擊貪瀆 人民務必覺醒支持 記者問：你如何看待林益世案？ 陳志龍：據了解，大多數工程或交易行為涉及付錢，包括獨占、聯合行為，皆有拿錢耳聞，類此案子應不在少數。林案之所以爆發，應出在態度囂張、不解情勢變更，對方已經付不起，非但不降價、仍要增碼，且無討價還價空間，才會出包。如能變通，則事件不會爆開。但此絕非單一現象，恐是歷史傳統。若要改變，人民一定要覺醒，第一波媒體已經出擊，第二波人民要繼續支持打擊貪瀆，才會有成。 貪污涉案者過去慣用兩法，一是責任完全自己承擔，二是關鍵人逃亡，因此，貪污案往往辦不成。這案子目前是繼續追查，但也有因證據問題而大事化小，甚至變成詐欺罪的可能。林益世唯一失策恐在沒預設逃亡機制，但其他部分會採切割。若此種貪瀆做法行之有年，則是組織型態犯罪類型。 肅貪機構 應展危險防衛功能 記者：台灣架設了這麼多的防貪肅貪組織，但這次的案件卻非出於主管單位主動查察，究竟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陳：基本上，台灣的司法機制與歐美獨立性仍有距離，類似遵從長官意旨的人治機制，獨立性有待加強。雖然也有認真的人，但缺乏支援體系，獨立性力量難以展現，所以人民支持就很重要。檢察官與肅貪組織，如定位是獵人，則犯罪人應該是獵物，而一般正常獵人，會有主動捕捉獵物之動力，但若異常，只要鐵飯碗，毫無歷史任務者，會讓國人質疑，關鍵在此。 林案並非由刑事訴追體制內所發現，照理言，國家設立調查局、廉政署、特偵組、檢察官，甚至各種行政監督單位，應發揮「危險防衛」功能，主動找尋危害法治獵物為其天職，而非由其老闆告訴他「這是獵物」。然該等似未發揮獵人功能，不符合獵人要求。 最近幾年的發展，有些行政單位與刑事司法被「異化」到幾乎是有所怠惰，導致工程成本會比外面高，似乎無人監督，亦衍生貧富懸殊嚴重。其實只要把犯罪非法的錢拿回來，國家非但能濟貧，亦有研究發展基金。台灣貪污情形難謂不嚴重，且貪污金額相較歐洲而言，則顯得很巨型。此應與生態有關，即幾個預防機制出問題，包括行政官僚、刑事司法單位因消極而導致罪犯坐大。 當今應是改革大好時機，改革力量應在媒體與人民，不可期待機關自發性，因為他們並無打獵成果的壓力，不打獵仍可領薪，導致不負責、不監督之習性。 同時，國人舊有思維，當獵人追到獵物時，往往追究獵人背後的老闆，老闆因恐懼政治風暴，反不希望獵人去打獵。職是，獵人就成為「被限制自由」的獵人。被關在動物園裡的獵人也會有獵物，但獵物則是別人幫他抓來的。 大官貪瀆 不應限特偵組偵辦 記者：這次就發生檢舉人主動投案，特偵組卻疑似延遲未辦，媒體見刊後，才「剪報」分案狀況。 陳：這就是獵物送上門，往往覺得「不好吃」，因此不想吃。此類基本生態，與獵人不符。如獵人不做事沒責任，會引發更多獵人不做事。近幾年沒爆發弊案，包括金融弊案、內線交易均無，並不值得高興；反而應有警惕與顧慮，因爆發弊案才是正常社會，德國近幾年針對巨型經濟犯罪狠抓，而抓得愈厲害，國家才正常，若沒爆發弊案應是反常社會。例如某機構市場監視部，以前要工作十幾個小時月領二、三十萬，現在沒發現弊端一樣領高薪，做事缺乏獵人動機，則問題會累積嚴重。 尤其大官貪瀆，立法限定特偵組才能辦，普通檢察官不能辦，這已被誤導，搞成只有特定人才能辦，導致問題治絲益棼，成為組織型態糾葛之疑慮。 長久以來，台灣經濟犯罪、貪污，似乎沒有抓到大老鼠，多是小蒼蠅，如校園中Ａ十萬元之小蒼蠅，但其中也有神隱老鼠。現在恐已不是恐怖平衡狀態，而是組織互相交換利益的交叉掩護狀態，如有做但別人也做，就沒事；反之，則否。 心中無人民 刑事訴追難獨立 <>記者：應該如何在法治面去弊補強？ 陳：在歐美國家檢察機關抓到弊案會受到鼓勵，老百姓不會因此要求政治人物下台，因這是依法要辦，但我們觀念卻泛政治化，一生弊案恐會引起政治風暴，造成政治人物盡量要求任內不要爆案。因此，應要逆向思維，即只要追查到弊案，政治人物應受鼓勵；而不是爆發弊案，政黨就要輪替；否則，就會導致官員不敢揭發弊案，粉飾太平。 對症下藥解決問題方法包括： 其一，執法人員要有格局：或許行政或刑事執法人員被定位為角色工具，分為不同機構在做，雖不同單位，似可互相監督，但如古代三省六部官僚體制，機構尚分左右，疊床架屋，互相牽制徒耗人力但無功效。 其二，為人民而戰：有些官僚心中只知「長官」，這是問題癥結。若問行政監督單位官員的老闆是誰？不會告訴你是人民，會說是部長，而部長的老闆又是誰？會說是行政院長或總統，大多不會認為老闆是人民。因心中沒有人民，心中只有長官，才是行政監督不力、刑事訴追獨立性令人質疑的所在。假使心態不變，則再多設幾個機構也沒法改變。 其三，有效負責原則之建立：官員要辦案，具有歷史任務者始可；反之，則否。以林益世案為例，如果進入檢察官系統去告發，依循一般辦案流程，案子或許可能延宕多年，甚或無疾而終，好在台灣還有媒體。 其四，立法訂定鼓勵機制：台灣媒體具有爆破功能，但後面還應有後續，如何確保刑事訴追機關是人民的機構？法律要給他們怎麼樣的鼓勵？因此，立法院應該立法，例如主動辦一件重大案件，其職務有四年任期保障，不隨內閣改組等正面鼓勵之規定，看老百姓敢否如此定調。既然認為這些機關應是中立，其為何要隨內閣總辭？倘若他們不獨立辦案，辦案當然就會有「底線」，所謂證據到哪辦到哪，也會引發質疑。但如能讓展現獨立性者受到鼓勵，這樣就有了誘因，甚麼案子都敢辦。因此，法制面應要有鼓勵機制之配套，對於心中有人民的獵人，在其打獵獲有具體戰果時，除了要給他英雄的桂冠，法律上應給予其職位保障。 鼓勵揭弊嚴辦 應訂獎勵機制 記者：你認為國家領導人在這個時點可以有什麼作為？ 陳：林益世案牽涉到商機問題，往往涉及客觀實力，這沒有人不知，從戒嚴時期到現在，此類問題一直存在。這可以從幾個層面思考： 第一，認知層面問題：如果這是冰山的一角，國家領導人要否改變？要變，就牽涉到認知問題，如其認知這只是一陣颱風，則應不會想改變；反之，國家領導人就可做出幾千年來亞洲人法治歷史上重大改變創舉。 亞洲人一向有家族，沒有法律制度，如何從古代亞洲人治的想法走向法治？國家領導人若願意在這個問題上踏出改革第一步，做到真正嚴查，確立法治清明，可成就亞洲人權的歷史定位。如果做不到，任期過了，大家也就忘掉他。 第二，紙牌理論很重要：人民若扮演小一的角色就被欺負；但扮演Ａ咖，則Ａ可克Ｋ，所以可透過形象立委立法，或採公投、創決，鼓勵查案之行政官員有任期保障之立法。抖得愈多、對症下藥，才是偉大的醫生，政治亦然，不是遮蓋沒事才是好官員。況且人民早都知道貪污嚴重，不應再宣揚形式上要嚴辦之類的誓師，卻沒有嚴辦動機，若只做形式不做實質，只會讓人民灰心與笑話。 第三，訂定獎勵機制之民意新表現：媒體、人民在此也可有重大歷史定位，如何讓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真正法治國家，並不在於自首、減刑、污點證人等枝節問題；應在於積極鼓勵執法人員辦案。立法機關可制定行政官員、檢察官揭露與辦理嚴重貪瀆案，則屬優秀；不揭露者，則屬不佳。唯有如此，才會有辦案動機。 第四，給予國家領導人之功勳與定位：爆案愈多，辦得愈多，則是明君。貪瀆原本涉及百病叢生的生態，若要整飭，需要有魄力。其實，這才是國家領導人的轉機契機，仍因襲舊慣，只會令人失望。 Source: 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