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我讀我評（1）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8-06-03

（網路圖片）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者： 李筱峰，1952年生，台灣台南麻豆人。曾任：《八十年代》《亞洲人》雜誌執行主編：報社記者、主筆、研究員：東吳大學政治系兼任教授、台北師範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兼任教授；台灣北社副社長；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委員。 現任：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輔仁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主要著作： 《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灣民主運動40年》《台灣革命僧林秋梧》《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解讀二二八》《台灣歷史閱覽》《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年代》《台灣—我的選擇》《統獨十四辯》《進出歷史》《台灣史100件大事》《60分鐘快讀台灣史》《台灣史》……以及《李筱峰專欄》等政論文集數冊。 前言： 林秋梧生日治時代，對於凡是反日本殖民的人物，皆受KMT的ROC表揚，茲不知此位林先生，若非早死遇到228，必然會用更劇烈的手段反KMT、反ROC。 書評中，讀者會看到林秋梧，這位台灣神的偉大思想與勇於反抗帝國殖民的犧牲與奉獻。 林秋梧年壽32，受日治時代教育與自修漢學，生命短促，做的事情比許多自稱老XX台派的還多。 一般而言，對於任何一位享年僅三十二歲，名不見稱、行無特性的青年來說，史家通常不會加以留意。但是，以林秋梧這樣一位英年早逝的人物而言，他的生平與思想，卻是歷史學上具有價值與意義的研究對象。 因為，在林秋梧短暫的三十二載人生中，他卻是一位具有多重角色的人物，他曾經是事涉日治時代抗日學潮而遭台北師範退學的一名學生領袖：他曾經投身於一九二o年代前半期由「台灣文化協會」所推動的文化啟蒙運動；且在文化協會分裂後，步入禪門，赴日本佛教大學深造；返台後，積極致力於台灣的佛教改革，掃除迷信；他曾經在一九三o年前後的台灣佛教界中，投下酵素，激起漣漪；更重要的是，法號「證峰」的他，透過宗教運動，又回到社會運動的路上。他參加「台灣民眾黨」及其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等團體，關切工農運動，創刊左翼刊物《赤道報》；他寫過近百篇的宗教、政治、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評論及創作。他的解放的宗教觀，至今看來，仍屬前衛。更令人稱奇的是，他的禪學理論，卻能與唯物史觀的馬列思想搭上線；此外，他也參加舊詩社，好寫舊詩以明志，而一方面也趕在新文化、新文學的行列中，從事白話文的創作…。 總之，林秋梧具有多重的角色，他是神職人員、是文化人、是社會運動者，也是一位思想性的人物。他是台灣二、三o年代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左翼青年的一個取樣代表，也就是那個時代的青年的一個特例。雖然他僅匆匆活了三十二歲，但是透過他短暫的生命，透過他具有創見、或許具有盲點的言行，可以讓我們檢視視歷史的發展、時代的變貌……。 李筱峰，1991，”前言”，《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13-14。 林秋梧家中貧寒，勉強過日，對於初期日治時代警察的跋扈很感冒，敢於出來反抗。 林秋梧出生時，家道已衰。林家生計，大部分靠林父以挑賣水果維持。據林秋梧的次妹林秋(岑鳥)回憶：林父經常以扁擔挑著兩籮筐的水果，在烈日下，或在寒風中，穿梭在大街小巷裡叫賣。常時稱呼這種到處走動的小販為「行商」。「行商」的辛苦，不僅在於流動叫賣，更往往還要走避日本警察的取締。往往在停下來休息或交易時，警察會上前取締，有時罰錢，繳不起罰金時，往往無法取回遭沒收的秤子。有些嚴厲的警察，甚至會將秤子狠狠折斷。林父便是在這樣的生活夾縫中，挑起家計重擔。這種窮困的情況，到了林秋梧進台北師範後，才稍漸改善。林秋梧自小即生長在如此困厄的環境中，深切體會民間疾苦。他日後所表現出對無產大眾的特殊情懷，以及與象徵日本統治形象的警察的爭執，顯然在其年少時代即已埋下種因。他的一位學生曾以「憐貧愛眾」「待人平等」來形容其為人；他的詩句「願同弱少鬥強權」更自己刻劃出濟弱抗強、打抱不平的性格。這些性格的萌芽，我們或許從其幼年生長環境中，可獲得一些理解。 入公學校後，他得知附近的「七娘媽廟」裏有一位漢文先生開設私塾教導孩童學漢文。許多家境寬裕的孩童，都到私塾去學漢文。私塾上課的時間，在公學校放學之後。學費也無硬性規定，自行束脩即可。秋梧雖知道自己家境拮据，卻耐不住求學慾望，經過幾番向父母的力爭之後，終於如願以償進私塾讀漢文。 李筱峰，1991，”家世與時代”，《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20-21。 日本人統治台灣分三個時期，有如孫中山所言，軍政、訓政、憲政，日本第一期為「安撫時期」。 第二期以一九一八、九至一九三七蘆溝橋事變為止，稱「同化時期」；第三期自一九三七到終戰止，為「皇民化時期」。第一期的「綏撫時期」約二三、四年的時間。此一時期，日本當局除了以武力鎮壓各地風起雲湧的武裝抗日運動之外，一方面部署其統治機構、建立開發基礎；另一方面則設法「安撫」居民，一切措施寬猛並施，以台灣殖民地基礎的樹立為首要。這一時期的七任總督，皆為武官總督，其中以兒玉源太郎任內(一八九八年二月－一九o六年四月)起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對殖民地發展最具成果。 日本治台的第一期，每一位總督都必須以鎮壓連年不斷的台灣人抗日游擊隊為其重要課題之一。兒玉、後藤時期所發佈的「匪徒刑罰令」(一八九八年)，成為報復抗日行動的法寶。日本從領有台灣開始，到林秋梧出生的前一年(一九o二年)為止的八年之間，僅憑日本政府一方的統計，台灣人被殺戮的人數就已達三萬二千人。這個數字，超過了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一。 李筱峰，1991，”家世與時代”，《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23-25。 不過，據林秋梧的二妹林秋(岑鳥)(小林秋梧約五歲)的回憶稱：事件後，余清芳等人，被日警綁赴台南市街，遊街示眾。曾遊行過花園町(今公園路)的林秋梧家門前。人犯中因為腳釘腳鐐，腳部流血，沿路滴血而行。嚇得林秋(岑鳥)躲進屋內不敢觀看，半夜並且作惡夢。從林秋梧胞妹的這種反應，或許可以推想，這個事件對林秋梧或有某程度的刺激，也未可知。 再說，儘管西來庵抗日事件充滿著激昂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是究其本質，卻是一種利用乩童符咒等手段行事的宗教迷信，沒有脫離傳統農民暴動的性格，沒有具備近代民族運動的性質。因此，這種暴虎憑河的行動，到了日本統治台灣已達二十年、教育已更普及的一o年代中期之後，自然就接近尾聲。代之而起的，便是二o年代的非武裝抗日運動。 李筱峰，1991，”家世與時代”，《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27。 老實說：日治時代，台灣人自覺為中國人，民族意識很強，因此對於中國人KMT到台灣，會保留相當的容忍。 明治末期與大正前期的社會主義與民本主義思潮，衝擊著當時在日本與中國留學的台灣青年，為二o年代即將展開的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埋下歷史的伏筆。 更重要的是，這些歷史的伏筆，在一九一七年、八年頃，受到世界局勢的激盪而終於浮現出來，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推翻長達三世紀的羅曼諾夫王朝。繼而同年的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俄國革命給世界上的社會主義思潮更大的鼓舞，連一九一八年避居上海的孫文也電賀列寧革命成功。對於掙扎在差別、壓迫、榨取的殖民地人民而言，俄國革命無異是對獨立革命成功的一大鼓舞。繼之，一次大戰結束的一九一八年一月，美國總統威爾遜(T.W.Wilson)發表了戰後國際政治原則的「十四點宣言」，其中所提到的「民族自決」原則，也帶給世界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極大的鼓舞。因此，大戰後在歐、亞、非的一些弱小民族，風起雲湧地興起民族自決或民族獨立運動。例如，同樣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朝鮮，於一九一九年三月發生了「萬歲事件」的獨立運動。三、四月間，在全朝鮮的六百十八個場所，發生了三百二十二回暴動，以及七百五十七次的示威運動；而翌月，中國也發生五四運動，掀起反日的熱潮；同年，愛爾蘭也獨立…….。 一九一八年頃的時潮，為二o年代帶來了「反資」的社會主義與「反帝」的民族運動的浪潮。林秋梧後來在他的詩句「省識時潮最上禪」所說的「時潮」，便是指這樣的時代潮流。 李筱峰，1991，”家世與時代”，《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29-30。 （未完待續，撰於2009/09/09） 延伸閱讀： 李筱峰個人網站 Hsutung's BLOG 楊緒東專欄 引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644&Item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