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後窟潭威靈殿旁好心的胡夫人
廟宇：澎湖案的傷心地與關心地
廟宇，是漢民族文化圈裡最重要的地標。對大多數升斗小民來說，官方設立的基層行政區如村里，只是登記在戶籍、稅籍、兵籍上的資料；但林立的廟宇、不但是居民信仰中心，更具有社會、經濟和文化功能。在鄉間若要對外地人指路，說街道、說鄰里，都不如直接告訴他附近有座什麼廟更清楚方便。
澎湖因為是許多海島，早期居民多半從事漁業，面對變化無常的海域及工作環境，依靠神明以寄託心靈的動機，自然比本島農村甚至都會區更強。據縣政府統計，馬公市平均每平方公里約有27座寺廟，相較於台北市平均每平方公里約有1座寺廟，可見澎湖的廟宇密度，說是冠於全台也絕不誇張。
但廟宇終究還是人所興建的，對外地人來說，是否靈驗或許還不是記憶的重心，而是附近的居民如何對待他們。對於1949年夏季意外來到這裡的八千名山東流亡學生，廟宇是他們遭軍方刑求迫害的傷心地，但也是他們獲得附近居民關心照顧的感恩地。
亂世：山東八千子弟流亡澎湖
1948年底，國共內戰在東北與華北已大勢底定，山東省幾乎只剩下有美國軍艦停泊的青島尚未赤化，各中學師生絡繹流亡南下，陸續到達徐州、南京，造成許多社會問題。當時社會上有「四大害」的說法，就是指「立法委，國大代，榮譽軍，流亡學」，也可見學潮為患之烈。時任總統的蔣介石擔心首都失控，強令山東學生遣送湖南，而河南學生遣送江西，均限三天內運離南京。
1949年初，徐蚌會戰結束，蔣介石宣布下野，之後教育部及山東省流亡政府又遷廣州；不久南京淪陷，山東各流亡學生也陸續到達廣州，但已由原在南京的三萬人減為一萬人左右。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深知廣州也無法久留，唯一的去處便是台灣。但台灣此時在東南行政長官陳誠嚴格管制下，只有軍人、奉命赴台公幹的人員可被批准赴台。
張敏之校長拜會在廣州的山東省主席秦德純後，秦主席與教育部長杭立武商量，杭部長表示若往西南或四川、雲南，教育部可照發經費；但若要到台灣，其他各省流亡學生勢必援例辦理，政府無法應付。
此時，陳誠恰巧因公赴廣州，禁不住秦主席的請求勉強同意，但有附帶條件：一是思想動搖者必須除去，二是十七歲以上高中生應入伍接受軍訓。於是在1949年6月22日，張校長帶著其他七所聯中師生，合計八千子弟，在廣州的黃埔碼頭登上了開往澎湖的濟和輪。但雙方對「軍訓」及「入伍」的看法不同，以致張校長日後被政府冤殺。
1949年6月25日晚上，八千多位山東子弟到達澎湖。但這時澎湖防衛司令部也悽慘不堪，中將司令李振清剛在內戰中潰敗，在這孤島上當個有官沒兵的司令，剩不到五百名士兵可差遣。因此八千山東子弟的到來，讓他鬆了口氣。於是規定男生一律當兵，但這與在廣州的協議不符。軍方與教育部的協議是：只要十八歲以上男同學編成「青年軍」，而且是半天軍訓、半天上課；至於未及齡男女學生，一律進澎防部所設的子弟學校就讀。
原本這些師生會投奔澎湖，是因李振清也是山東人，猜想他看在「老鄉」的分上，會多照顧學生一點。但經費有限，李振清撕毀了協議，先把老師裁減三分之二，失業老師有的在澎湖擺地攤，有的乾脆加入海軍或遠走台灣。
在刺刀的威嚇下，學生全被流放在內垵村、外垵村、牛心灣、騎馬灣、小池角等，集中關在日軍棄置的山洞裡，蒼蠅、蚊蟲、跳蚤、臭蟲到處都是。岩洞裡沒有寢具，只有稻草為床墊，沒蚊帳也沒蚊香，不少人得了瘧疾、痢疾、傷寒，甚至送了命。
這些流亡學生，大多有良好的身世，在山東老家是家境不錯的人家子女，甚至不少出身地主家庭，在大陸不曾吃過這種苦。他們隨張校長一路流亡，有的是期待國軍反攻，重整家園；有的則只是怕被共黨清算鬥爭，只為保家族香火而跟隨。
遇劫：學生充兵，校長魂斷馬場町
7月13日下午，軍方命令所有師生齊集在司令部大操場上，四周忽然湧現出數百名荷槍的士兵，把操場圍了起來，目光兇狠地瞪向操場中的學生，上了刺刀的槍隻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司令台上傳來一聲「點名」，台下士兵應聲「是」，高初中生不分年級，一律重新排隊，膽小的學生甚至嚇哭了。
每排隊伍前面來了一個士兵，手中拿著上了刺刀的日式步槍，凡身高超過槍口的男同學都被編入部隊，動作稍慢的男生，大腿或臀部立刻遭刺刀刺入。在旁的學生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學倒下，老師也無法搭救，只能叫大家冷靜，蹲下來不要走動。
士兵原本只挑不會致命的部位下刀，但學生的哭喊與哀號，反而更加振奮了殘忍的士兵。學生哀嚎得越大聲，他們的笑聲也越大，手中的刺刀揮舞的也越有力。天色漸漸暗了，在槍彈刺刀的威脅下，學生放棄了抵抗，只能接受命運的安排，被拆成一組一組被帶開了。
被強押入伍的山東流亡學生，頭髮被剃，換上軍服，開始接受軍事訓練。澎防部在課表上雖仍有國文、英文、數學等普通學科，但已不見老師上課；取而代之的是步兵操點、戰鬥十三條等；而軍訓與勞動服務，也取代了體育課及課外活動。學生每天被操得精疲力竭，早就絕了讀書的念頭。
張敏之不斷寫信給台北的山東高官，斥責軍方強逼不符條件的幼年生當兵。這個動作傷了澎防部的顏面，於是禁止張敏之對台通信。張敏之卻不妥協，買了船票準備去台北，澎防部乾脆逮捕張敏之等一百多名師生，嚴刑拷打後送往台北市西寧南路36號，就是白色恐怖時期，人人談之色變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東本願寺）。
張敏之等師生被捕後，澎防部更加肆無忌憚，政工們組成專案小組，大肆逮捕他們眼中「不聽話」的師生。他們公報私仇，每天拿著自首單恐嚇師生，常常藉口「查匪諜」侵入女生宿舍，翻箱倒篋，或是動手動腳，甚至押到無人的海邊逞其獸慾，被害者都敢怒不敢言。
酷刑：廟宇當刑場，學生被填海
當時澎防部可供關押刑求的房舍有限，被捕師生於是被押往附近的廟宇，利用酷刑套取可羅織張敏之校長是匪諜的口供。
高一的馬同學，九月底某一天半夜被叫醒，遭到電刑、掌嘴、吊刑、鞭打。對方用電線纏在他的大拇指上，通上電，只要搖一下電話機，電立即跑到身上，身子馬上就彈動萎縮起來，痛得在地上打滾，「你承不承認張敏之是不是你們的最高領導？」搖頭否認，又遭電擊，一直到點頭才罷手。
另一位巴姓同學被強行灌水，用刺刀撬開嘴，用水壺往肚子裡灌水。水滿之後，放躺在地面，用大石板壓在肚上，再往上加石頭，壓得大小便都出來了。
十四歲的初姓同學，被其他同學咬成匪諜，被吊起來打，但是只吊一隻腳，感覺眼睛都要凸出來了。
一位隋姓同學被打，打斷了三隻扁擔，皮開肉爛，趴在滾燙的石頭上曬幾個鐘頭。曹姓學生受不住嚴刑拷打，在自白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承認自己也是潛伏的匪諜。
少數不願招供陷害校長的女同學，被他們帶到海邊，強迫脫光衣服，躺在珊瑚礁上，全身遭到割傷，曬傷，直到招供為止。遇到嘴硬不配合栽贓校長的學生，他們就使出了最狠一招。
在夜黑風高的時辰，用小船載著十幾個學生，兩眼蒙住，航行至海中央，把學生推下去，活生生的淹死。一個泳技甚佳，又幸運的遇到麻袋有一小破洞，讓他掙脫後僥倖游回的學生，事後回憶恐怖的經過：
「我和十幾個學生眼睛被蒙著上船，船到海中央就不走了。學生們被推出船艙，眼罩被取下來，一道強光射過來，抬頭一望，船頭上架著一挺機槍，沿著甲舨一個接一個的士兵，端著槍瞄向學生。這時，來了一群徒手士兵，兩人架著一個學生，拿出一個麻袋，快速朝學生的頭上套上，套牢後打個死結，立刻朝外一推，噗通一聲就沉入了水中，沒有掙扎，也沒有呼喊。船上亂成一團，但一個接一個都被裝進了麻袋丟入了大海，短短幾分鐘，一個個年輕的生命就結束了。」
此後在澎湖，學生聞「拋錨」而色變，都乖乖成了大兵。而在台灣，張敏之的恩師崔唯吾，在一個月內約集了二十位山東籍的中央籍民意代表及學者，共同作保電請陳誠放人。陳誠與彭孟緝恐「夜長夢多」，竟在1949年12月11日利用星期天，在馬場町處決了張敏之等七名師生。這也就是台灣最大的白色恐怖，也是牽連人數最多的第一大案「澎湖案」。
電刑：通電跳起絕命之舞
學生被關在澎防部附近的廟宇慘遭刑求凌虐，後來成為知名牧師與作家的殷穎，當時被編入澎防部39師師本部，每天晚上在二樓打地鋪睡覺時，都會聽到犯人受刑的慘叫。他在2005年4月10日至12日《聯合報》裡就寫到：
「三十九師政治部的偵訊人員，都會套用中共的各種名詞，所謂坦白、前進等中共語言，都是他們慣用的口頭禪。他們問案更嗜用各種酷刑：其中有所謂跳舞，即將兩部軍用電話機的電線綁在受刑人兩手的拇指上，要受刑人脫掉鞋襪，赤足踏在地上；再在地上潑了水，然後行刑者搖動電話機，受刑人便會觸電發出慘叫，且全身跳動。此刑極為殘酷，受刑者都會供認為匪諜而不諱。
另外的刑罰，有讓受刑人捲起褲腿，跪在碎貝殼與尖石上，讓貝殼尖石刺入肉中，雙膝血肉模糊。受刑人如不承認為匪諜，便不准起來。這種酷刑也十分有效。此外尚有其他花樣繁多的刑具，任你是鐵打的金剛，也逃不出匪諜的命運。」
軍人用有線電話當刑求學生的工具，後來擔任澎湖內垵國小校長的呂高麟，將近60年後接受公共電視的訪問，走到天后宮附近，忍不住老淚縱橫地說：「他們用電話線劄手指頭上，過電。哎啊！現在想了都流淚。」
戰亂的時代，孩子似乎沒有天真的豁免權。每天晚上吃過飯開始點名，抓匪諜，要孩子們互咬。呂高麟記得：「我們每天晚上點名，嚇得尿了褲子，說我們這裡面有兩個匪諜，那匪諜甚麼樣，到現在我也沒看到。可憐，你不知道有多可憐，嚇得站不住啊！尿褲子上頭。我自己都尿過一褲子。」
「我們在漁翁島，那個時候的連指導員，他的名字叫做馮新善。」濟南聯中學生王殿祥講的抓匪諜，更像是黑色喜劇片的無厘頭場景。他說：「抓匪諜怎麼抓呢？指導員問，你們說哪一個參加共產黨的？大家都不敢講。他坐在裡面講，大家頭都不敢抬。他又講一次，大家頭就又低一次。最後他用那個粉筆，寫在那個台上，我們去看，他粉筆向人群一丟！假如丟到我頭上，我一定會移動嘛，移動一下，他就講：『王殿祥，你起來！』就這樣恐怖啊！」
熬過了晚上，天亮起來，咦，旁邊的同學怎麼不見了？班長來把毯子收一收，把那位同學的東西都拿走。至於同學到哪裡去了？是被抓去關起來？還是被丟到海裡面去了？呂高麟說：「這是事實，這不是我捏造的。有一個同學，他現在嚇得一說這件事，因為他裝麻袋，沒甩進去（海裡），到現在一聽說，他這樣嚇得直發抖。」呂高麟一邊說，一邊模仿同學四肢顫抖的模樣。
中研院近史所的研究員許文堂，在2004年對這些劫後餘生的「老學生」們做了訪談，每一個人談起被刑求的過程，至今都還記憶深刻。山東籍作家王鼎鈞，2006年在《自由時報》發表〈匪諜是怎樣做成的？〉講的也就是當年這些同學師長們的遭遇。屈打成招，扭曲人性，刑求之下，要有多少匪諜，他們都「做」得出來。但這些傷天害理的惡事，竟然出現在講求報應循環的廟宇，也是令人匪夷所思。
暖流：無情軍管島，有情澎湖人
馬公市到處林立的廟宇，1949年反而成了這些山東流亡學生被關押刑求的傷心地，即使一甲子過去了，外在的傷口早已癒合，內心的恐懼卻依然難以抹平。但在遭遇最壞的地方，往往也就是能看到人心最美的所在。
2015年我在編輯張敏之校長夫人王培五106歲時口述，作家呂培苓紀錄的《一甲子的未亡人》時，也看到了張校長大女兒張磊回憶當年的情景：
「電流扎著校長和學生，也扎在居民的心口上。受刑人哀嚎的聲音讓居民很不忍，有的（住在）旁邊的歐巴桑就來，跪下來求官兵說：『你們放了他們吧！他們只是孩子啊！』」
《一甲子的未亡人》出版後，我收到了讀者胡益強的來信，他的老家就在馬公市後窟潭15號（現改名為重光里）；55號就是乾隆年間所建，供奉池府王爺的威靈殿。他的父親胡文清說，1949年時才8歲，就看到不只是威靈殿裡關了許多學生，連他家的大廳也被士兵占用為刑求的場所。為了記錄採訪這段珍貴的史料，我請胡益強幫我聯絡，5月29日下午親自前往新店大坪林訪談。
胡文清先生世居馬公市後窟潭，18歲後才來台北，就讀當時還位於新店秀朗橋邊的軍法學校（今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畢業後擔任軍法官，現已退役轉任律師多年。他回憶起當年部分女學生因進不了台灣，又回不去中國，只好下嫁澎湖當地居民。附近雜貨店的婦人們偶而會聊起，某一家夫妻昨晚又吵架，因為來自山東的妻子，觀念習性一甲子後仍水土不服。
至於書中提到的刑求工具有線電話，他也印象深刻。有時士兵不在，他們附近幾個貪玩的男生，就哄騙年紀最小的一個孩子，像學生那樣乖乖被綁在板凳上，然在手指上綁上電線，學士兵那樣大力搖起電話機，那孩子立刻哇哇大叫。但被綁的孩子年紀太小，心臟負荷不住這麼大的電流，口吐白沫到差點休克，嚇得他們幾個大孩子一哄而散。
至於其他學生所受的酷刑，當時他也都親眼目睹。像是口裡灌大量的水，再用大石頭壓肚子使其屎尿失禁；或是用麻布袋把人包起來並丟入大海，女學生被剝光衣服，在大太陽與珊瑚礁下曬傷割傷，這些看起來就無法忍受的酷刑，再頑皮的小男生也不敢輕易模仿的。
印象中最恐怖的，就是士兵把學生綑起來，懸吊在他家大樑上。中午士兵離開回部隊用餐時，他的母親不敢把學生放下來或鬆綁，只敢偷偷拿個高腳凳，輪流放在那幾個懸空的學生腳下，讓他們的腳能暫時踩到支點、減緩拉力而減輕一點痛苦，並各餵他們吃點東西。
多年後他讀中學時，有兩位青年路過，並停留在家門前很久，他就走出來問他們是誰？他們回答：「你不記得我們了嗎？我們就是被吊在你們家客廳，然後被你媽媽拿凳子來讓我們輪流墊腳，還偷偷餵我們吃高粱粥的學生啊！」原來這兩位年輕人大學畢業後，專程來澎湖向他母親致謝的。
我將這段採訪到的故事提供給民視記者，他們不但專訪了胡先生，也去澎湖出了外景。當年在馬公各廟宇慘遭刑求的山東流亡學生，最年輕的也都八十多歲了。在這個傷心島上獲得關心，讓他們對澎湖留下的不全是羞辱折磨。即使在絕望的環境中，還是能讓這些外地青年，感受到一絲希望與關愛，未來人生裡留下的不只是仇恨與無助。本文也要向後窟潭威靈殿旁好心的胡夫人，致上最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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