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淑娟 2013.7.21
從大埔回來已經兩天了，不時翻看那天拍的影片，「張藥房」倒下變成一堆夾雜各種顏色、已無法分辯是什麼物品的鋼筋水泥；接著怪手把這堆東西一剷一剷放入卡車載走；慢慢地愈來愈平、愈來愈少，終於只剩下一些無法載走、細碎的石塊；工人隨即拿起掃把清理走，終於，夷為平地。第一次能從公義路這邊的住家直接看到對面仁愛路的房子，曾經在這之間的「張藥房」彷彿人間蒸發。
然後下雨了，時間接的剛剛好，空氣中、地上殘留下來混濁的氣息變成泥水，滙集成長長的小河順流進路邊的水溝。不久，路面乾乾淨淨、空氣變得好清新，要不是錄影機留下的記錄，差一點都快忘了剛剛這裏發生過什麼。
不過老實說，讓我耿耿於懷的不是這些，因為這些不會真的就這麼被遺忘，是非還待歷史公斷。而我在意的是，當我拿著攝影機定住畫面拍下這一切時，徐世榮老師就站在我旁邊一步也沒有離開，正確地說，是我們一起拍下了這些畫面。
但反過來說，記者在拍攝過程應該變換不同位置，以取得不同角度的畫面，但為什我沒有，回想起來，是因為徐世榮老師站在那裏，所以我也一直站在那裏。
看到他穿著白襯衫、揹著紅色背包的身影，記者全湧過來想要他說點什麼，但他手揮一揮拒絕了，然後就這樣站在公義路遠望著張藥房的地方。陽光很強，記得我還問他：「老師你沒有戴帽子」，他說：「不用」。接著下雨了我又說：「老師我幫你撐傘」，他又說：「沒關係」，然後就一直就看著剛剛看的地方。
想起幾天前，他在行政院前怒斥副總統、行政院長、苗栗縣長說話不算話，白紙黑字的承諾都可以不認帳。腦中不時閃過那天警察在行政院大門前把他抬走，他不斷大喊：「原屋保留、信守承諾、原屋保留、信守承諾…」。
但那天他沒有說話，眼神很溫和，沒有往前阻擋什麼、對警察客客氣氣，就只是站著一直一直看著前方。以一個記者的直覺，我覺得這樣很反常，也很不安，想說等一下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回想起來是因為這樣我才一直沒有離開。
終於等到怪手開走、警察漸漸撤走、記者也都走了，交通管制取消，仁愛路、公義路又恢復了車流，一切就要暫時畫下逗點。而就在這個時候，徐世榮把背包放在地上，拉開拉鍊，拿出放在裏面的紅色T恤穿上，然後跟誰都沒打招呼就直接穿過馬路走過去，我連放在地上的電腦都來不及收就跟著衝過去，看著他跳過剛剛工人在張藥房原址維起來的護欄，從地上撿起兩個磚塊，就這樣坐了下來。
來不及想什麼，拿著攝影機匆匆拍下來。到如今不管看多少次影片，我都覺得，那個不說話、眼神平靜，坐在廢墟中的紅色身影，真的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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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徐世榮是2009年6月，那年我剛離開報社成為獨立記者，因為給公視做中科四期節目訪問他，印象中他是那種說話溫和、彬彬有禮、學識豐富的學者。
但接下來，土地徵收事件如野火撩原一發不可收拾，看到徐世榮的機會也愈來愈多，常說人因事件而改變，這句話套在徐老師身上最洽當不過。徐老師也在熱心參與這個世代一個又一個土地徵收案件後，蛻變了自己。
話說我第一次被他「嚇到」是2010年6月19日在新竹縣二重埔土地徵收說明會上，當天縣府在會場佈下大批警力，還用電子掃描器一一檢查入場民眾，更禁止民眾帶水及雨傘進場，入口處還派刑警錄影，監視進出民眾。
警方刻意將贊成、反對徵收的民眾分隔兩旁。反對徵收一邊的民眾，每一排最右邊的位子全被警察佔住，還有數名帶著警棍的警察面對民眾站著。
民眾敢怒不敢言，徐世榮一上台就說：「對我這個50多歲的人來說，好像回到戒嚴時代，新竹縣政府可以自己宣佈戒嚴令嗎？」接著他要求圍住居民的警察蹲下，讓大家看見他說話。原本警察不理，隨後民眾高喊：「蹲下！蹲下！」最後警察真的坐下了，將人民與警方的權利翻轉過來，振奮了二重埔農民。
接下來徐世榮出現在街頭的次數愈來愈多，說話也愈來愈「大聲」，2010年7月17日農民第一次上凱道，他頭綁布條擔任主持人，多次奮力舉起右手大喊：「土地是我們的、土地是我們的，依憲法規定人民擁有財產權、生活權、工作權，今天站上凱道，我們要要回憲法給我們的基本權利…。」
再來2010年7月27日中科四期相思寮阿公阿媽來到凱道，請總統幫忙保留他們住了一輩子的家，這天徐世榮也來了，再度表示：土地有很多價值，政府應重視並且尊重人民的選擇。社會上還有許多土地徵收問題，這些案子的共同點都缺乏公共利益、必要性、以及不得不徵收的原則…。」
基本上到這裏為止，徐世榮即使再氣，說話還是溫溫有禮，批評政策更是引用法條，義正詞嚴，絕無情緒性的謾罵。有時還會為自己偶爾的失控不好意思，而我也因不太習慣他突然的暴衝發言，會把這些畫面剪掉，事後再見到我時他總會說：「謝謝你幫我修飾畫面 ，我那天講話實在太激動了。」
不過，後來他在公開場合說話愈來愈不一樣，他也不再問我、而我也漸漸習慣他的改變。當一個人在某個時間點做了決定，人生就會往另一個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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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訪問徐世榮只要一次就好，因為他不斷反覆說的都是同樣的話，而且經過多年一一檢視，發現他說的話前後一致、就連說話的語氣都沒什麼改變。我想這次大埔事件會讓他這麼受不了，因為一個始終如一的學者，是無法容忍一個副總統、行政院長、縣長可以自毀承諾，進而摧毀他一生信仰的土地正義。
他一直說的是什麼呢？
2011年那年他推動土地徵收條例修正案，當11月11日國民黨立院黨團決議將行政院版、民間版兩個版本逕付二讀，失去了在委員會中經透明公開程序充分討論的機會，並決議12月12日啟動朝野協商、表決。
那時徐世榮說，土地徵收要有六個要件，包括：符合法律規定、公共利益、必要性、比例性原則、一定要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最後才是完全補償。但行政院提出的修正版本只符合第一個要件而已，其他五個要件全都沒有符合，結果這個版本竟然被逕付二讀，「我非常痛心，這種民主是羞愧的。」
2012年4月7日文林苑王家前「都市更新、全民開講」，他說：目前台灣政府的興辦計畫，並無程序可言。當時許多法學者引進行政程序法，希望引進德國的「計畫確定程序」，當政府提出一個興辦計畫，應舉辦聽證、裁決聽證，結果行政程序法第五章「行政計畫」只剩下兩條。
其中第164條只訂了「前項行政計畫之擬訂、確定、修訂及廢棄之程序，由行政院另定之。」而直到現在都還沒有訂，雖然後來也提出了修法草案，但至今依舊不放過，可見我們的計畫程序跟七十年代一樣，程序只停留在跑程序，沒有實質內容，沒有真的要聽人民的聲音，只願聽建商的聲音、利益者的聲音。
其中第164條只訂了「前項行政計畫之擬訂、確定、修訂及廢棄之程序，由行政院另定之。」而直到現在都還沒有訂，雖然後來也提出了修法草案，但至今依舊不放過，可見我們的計畫程序跟七十年代一樣，程序只停留在跑程序，沒有實質內容，沒有真的要聽人民的聲音，只願聽建商的聲音、利益者的聲音。
去年「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土地徵收事件，徐世榮說，政府以工程來評估路線改變是不對的，最重要是有400多戶人家沒有受到憲法該有的保障，這是人家的家耶，不能隨便就用一坪多少錢，就要把人家的家拿走。
他強調，要在保障基本人權的前提下再去談工法及其他，而且所謂的公共利益要大家共同參與、且在嚴謹程序下所形成的共識才是公共利益，不是鐵路省多少錢、工期如何等等。他強調，「基本人權要放在最前面，而不是工程」。
機場捷運A7站徵收他質疑，這個案子只是假借合宜住宅之名，因為總面積226公頃，住商用地近90公頃、產業專用區66公頃，合宜住宅只有15公頃。而這個案子由內政部打著「國家重大建設」推動，一切審查程序也由內政部審查，球員兼裁判，這種審查如何能實現吳敦義說的居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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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第一次看到徐世榮掉眼淚，是2011年3月10日營建署第三次審查後龍科技園區農地變更案。這次審查是灣寶農民的生死存亡之戰，前一晚徐世榮寫了「還社會弱勢者一個公道」文章，洋洋灑灑三大張，準備當場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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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第一次看到徐世榮掉眼淚，是2011年3月10日營建署第三次審查後龍科技園區農地變更案。這次審查是灣寶農民的生死存亡之戰，前一晚徐世榮寫了「還社會弱勢者一個公道」文章，洋洋灑灑三大張，準備當場唸出。
但當天他排在主婦聯盟陳秀枝之後發言，而陳秀枝才剛剛唱了「母親的名」，導致現場氣氛凝重。徐世榮一上台就哽咽到話說不出來，試了幾次發言都不順利，最後嘆了口氣：「看到大家愛鄉愛土、不願意跟土地分離，那份精神讓我非常非常感動，我要謝謝大家，謝謝大家站出來……。」
那次我才真正覺得，一個地政學者心中的信仰是什麼，那就是，盡一切可能、尊重每一個人的意願，全心全意為他們保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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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說：社會不進步，我們媒體要負很大責任，我覺得很羞愧。而每次聽我這麼說，他就會立刻接口：「你羞愧什麼，我們地政界才真的愧對土地，大家都是名校畢業，一天到晚講都市計畫專業，卻用專業去拆人家的房子。」
他也不斷說，學者是最不會被利害牽扯、又有專業可以改變事情的人，如果學者再不站出來本於良知說話，這個社會的公平正義就不會顯現。
這一陣子好多人在說，要改變不對的政策唯有公民的力量。什麼是公民的力量，不外就是你願意為一個不對、且無關你利害關係的事站出來。而我想，這個廢墟中的紅色身影，體現的就是我們一直在追求的「公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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