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生獄中家書》上週舉辦座談與讀者交流。右起人權館館長陳俊宏、政治受難者蔡焜霖、高一生次子高英傑、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文化大學日文系教授塚本善也。（記者凌美雪攝）認識台灣從政治迫害過渡到轉型正義的途徑有很多種，在藝文領域裡，我們看到旅奧編舞家林美虹的《新娘妝》，汲取作家李昂228相關小說《彩妝血祭》為靈感；已入台籍的德國音樂家魏樂富，改編228真人真事故事的鋼琴說唱作品《暗夜的螃蟹》；甫於上週發表的《高一生獄中家書》，則讓人看到政治受難者詩歌般的文字自述，壓抑的忐忑和冤屈終成生命之憾，但與仇恨對抗的文字背後，是愛！
高一生的日文書信，由高英傑（左）、蔡焜霖翻譯。（記者凌美雪攝）記者凌美雪／專題報導
書中影像：1946年高一生夫婦（坐者）與家人合影。（高英傑授權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1908年7月生於阿里山特富野的高一生，從小天資聰穎，畢業於台南師範學校，是鄒族接受完整現代師範教育第一人，除關心族人教育、文化的紀錄與保存，積極投入鄒族公共事務與生活的改善，本身在文學與音樂方面也才華洋溢，經常與妻子高春芳合唱日本歌曲，或自創詞曲由家人與部落傳唱，被譽為鄒族的音樂哲人。卻因曾於228事件協助涉案者避難，於白色恐怖期間被捕，入獄1年7個月後，遭羅織罪名，以匪諜叛亂及侵占案被處死刑。
「只要有家和土地就好，由於有很多優秀的孩子，就算物品被拿走也沒關係。我的冤罪，以後會昭明。」列為第56封的家書，也被視為高一生給家裡的遺書：「在田間、在山中，我的魂魄時時刻刻陪伴著。水田不要賣。」 （記者凌美雪翻攝書中內頁）見證台灣人權發展的重要歷史證據
1952年9月14日第1封獄中家書，給妻子春芳、長女菊花及次女貴美，高一生在後來的書信哩，對兩個女兒讚譽有加，還感謝神「賜給我像菊花和貴美這麼堅強獨立的女兒」。（記者凌美雪翻攝書中內頁）高一生於1952年遭誘捕監禁於台北青島東路三號押房，自1952年9月14日從獄中寄出第一封信後，至1954年4月17日遭處決前，於獄中寄給阿里山家人的書信，現存56封，是目前受難者所寫家書，極少數被完整留存下來的，也成見證台灣人權發展的重要歷史證據。高一生次子高英傑於2013年將完整家書捐贈給國家，2018年世界人權日紀念活動，國家人權博物館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舉辦「平復司法不法之第二波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高一生受難冤案於會中得到平反，但高一生10餘名子女卻已在「匪諜的小孩」污名及陰影中，走過60餘年艱辛的成長之路。
因此，同樣2018年，人權館決定將這批獄中家書「完整」出版，因高一生受日本教育，不擅中文，最初2封書信以日文書寫，由獄中友人代為翻譯成中文，再由高一生親自謄寫，後來獲准直接以日文書寫寄出，後又被規定只能以中文書寫並須受審，直到最1封或因行刑前特准日文書寫。因此，日文書信內容先由最貼近高一生家書情感內涵的高英傑翻譯，再由同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歷經戰後最後一個日文世代，對高一生的日文有格外親切體會和掌握的蔡焜霖校訂，後由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周婉窈及致理科技大學教授津田勤子教授合力校訂，以求最趨近原義、維持家書最真實的素樸感。
透過書寫為禁錮的身心找到希望
周婉窈指出，針對書信的校訂，除處理基本資訊，如家書的基本樣態、語言及當時政治與社會背景之外，或因獄中監控等問題，有些書信未署日期，只能按照信中內容與內在邏輯暫時排序，這是相當複雜工程，因此也花了相當的時間與心力追索。在書的編排上，也把書信翻拍成照片，與中、日文並列參照，並備有重要人事時地物的附註。至於高一生獄中家書的內容要義，由於涉及白恐時期、獄中、山上家族與人際關係，加上流利日文與不流利中文等，特殊時空背景以及語言本質的真義，也經周婉窈與蔡焜霖等人做了一定程度的附註說明與導讀。
比如，因為獄中書信是需經過審查的，有些事情不能寫，尤其涉及案情或刑求的，因此，讀者不能希冀在信中看到受難者對自身慘況的描繪；反之，閱讀到最多的，是書信撰寫者的人格特質以及對親人的愛，對家庭甚至族人的情感等。
周婉窈分析高一生家書有4大內涵主軸，其一是對妻子的深情與呵護；其次是對兒女的關愛，以及身為大家長，卻因身陷囹圄被迫受女兒接濟的難為情；然後是對神的信仰，包括時常與妻兒談「夢」與「魂魄」，由於中文的「魂」比較接近人死後的靈魂，而高一生以日文指涉的「魂」，則是較接近主宰人身心思想的精神性存在，因此，高一生常將夢與魂連結，相信「魂」可以超越時空，讓他與妻子互相扶助，並於夜裡夢中相見。
最後一個內涵特色就是高一生的文學哲思與生活美感。高一生不僅愛讀書、愛聽古典音樂，對於能改善生活品質的知識，也相當熱衷研究，總是在家書中羅列很多關於造林、農務甚至料理的方法。而且總是抱著希望對妻子說，「回到山上之後想要馬上實行」。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第一哩路
蔡焜霖則認為，這些書信背後蘊含的愛，讓人看到高一生人格的高貴之處，並且每一封書信，都像文學作品。蔡焜霖說，高一生成長的時代，受到日本轉介進來的西式教育，不是單純為貴族所做，且包括知識教育、藝術教育及體育，也因此培養出像高一生這樣能詩、能文且能自己填詞譜曲的優秀人才。但這樣的人才，卻在終戰後受到新來的政府百般迫害。
蔡焜霖認為，當時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被打敗，逃到台灣，不是因為裝備不良，而是被自己培養起來的很多將軍背叛，統治者抱著這樣深的恐懼與仇恨，以及人跟人之間的猜忌，以這樣的心態對著搖旗子歡迎他們的台灣民眾，拿著槍與白色恐怖來對待，是仇恨跟愛的鬥爭，「在這個家書裡面，所透露出的，就是這樣的情形。」
人權館館長陳俊宏則認為，綜觀高一生的曲折人生，從他接受全人教育知識啟蒙階段開始，及意識到爭取原住民族自身權利的重要，並展現他對音樂藝術的專精投注，這兩條重要的生命軌跡，都清晰地在獄中書信裡歷歷交織！
威權統治時期原住民族的受難經驗、以及其中存在的結構性暴力，都遠遠超出社會既有的理解，將轉型正義與文學深入部落，意識到不只是涉及公民及政治權利，更有著社會文化及土地不同面向的議題待處理。陳俊宏表示，高一生受難原委遲至最近經由史料檔案公開與親友口述重建，始逐漸勾勒出脈絡梗概與歷史真相，對於台灣原住民族在威權統治過程中，遭受國家暴力迫害的真實境遇，有了更真切的理解，可說是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第一哩路。
引用自由時報 :
https://ent.ltn.com.tw/news/paper/1376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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