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吐不快 - 大家一起來 | |
作者 余杰 | |
2016-08-08 | |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教授。圖/取自網路
這些華裔學者供職於西方的大學、智庫、基金會等機構,雖然早已歸化成他國公民,卻時刻想著要在實現「中國夢」的宏圖大業中發揮作用。即便這個「中國夢」的本質是帝國夢、皇權夢,他們並不在乎,只盼望從中分得一杯羹,乃至成為「編外南書房行走」。所以,被凌虐致死的李旺陽和曹順利,被關押的劉曉波和許志永,不在他們的「學術視野」之中。他們標榜說,「學術」要超越於政治之上。這個群體,我稱之為「香蕉五毛」。 任職於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並爬上部門主任位置的李成,就是這樣一個兩邊通吃的「香蕉五毛」。美方認為,李成在中國出生和度過青年時代,對中國事務有白人難以企及的切身體驗,而且在中國有廣泛的人脈,可以為美中外交戰略提供有價值的意見,故而有「民主黨影子政府」之稱的布魯金斯學會對其委以重任,他甚至當上了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董事。 中方則認為,李成雖然加入了美國籍,仍然是黃皮膚、黑眼睛的同胞,是身處「敵營十八年」(我少年時代看的第一部國產電視連續劇)的「自己人」,故而對其另眼相看,為其提供諸多研究的便利,當然其研究結果必須對中國有利。 就這樣,李成之類的「香餑餑」,每個月都在中美兩邊飛來飛去,在民主與獨裁之間,盡享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在冷戰時代,有這樣遊刃有餘、長袖善舞的美籍俄裔學者嗎? 一黨專制與一黨獨大可以混為一談嗎? 周永康垮台之後,李成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盛讚習近平「打虎」之舉,甚至預測習近平的下一步將是「法治反腐」。他說:「習近平、王岐山非常及時的在四中全會當中把法治作為一個主題,而且會有一些規章制度推動出來。」 對於很多批評人士質疑的「在共產黨一黨專制下,很難有真正的司法獨立,因此法治也無從談起」,李成反駁說,一黨專制下無法實行法治的看法過於簡單化和走極端。「實際上,日本在很長時間當中是一黨獨大,在很多其他國家也是有一黨獨大,包括新加坡。你說它是民主國家嗎?它也不是。但它是一個法治國家。中國的香港在很大程度上講,是英國的一個殖民地,它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但同時它的法治建設很健全。」 這段論述,連中學公民課本的常識都不具備,讓我懷疑其言說者是不是真擁有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的學位。在政治學領域,「一黨專制」與「一黨獨大」豈可混為一談?在中日政治制度比較方面,自民黨一黨獨大的日本,與共產黨一黨獨裁的中國,法治化程度難道一樣嗎? 戰後的日本,經過美國主導的社會改造和日本國民的自我反省,逐漸建立三權分立和多黨競爭的民主制度。這正是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等歷屆中共統治者都發誓「決不搞」的政治改革。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日本政壇上,大部分時間都是自民黨一黨獨大和一黨執政;但自民黨也多次在選舉中敗落,改由社會黨、民主黨等其他黨派上台執政。在國會中,從1960年代中期起,自民黨在絕大多數時候都未能佔據絕對多數,幾個在野黨合起來的席位大致與自民黨相若。這種情勢迫使自民黨在通過相關議案時,與其他黨派商議和妥協,而不能剛愎自用、為所欲為。因此,一位政治觀察家指出,日本雖然並非兩黨制,但至少可以算是「一又二分之一政黨制」。 而新加坡和香港,只能算是「城邦國家」和城市,它們的社會政治結構,不能拿來與中國類比。這也是政治學常識。就新加坡而言,它繼承了英國統治時代留下的普通法傳統和自由經濟的遺產,獨立後保持了高效的行政團隊和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但李光耀家族的獨裁統治,使之既沒有民主,也缺乏法治。李光耀家族常常將政治問題法律化,用司法系統打擊反對黨和批評人士。近期對網路批評者的司法打擊,引起民眾的極大憤慨,破天荒地有六千民眾上街抗議。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李成博士,難道對新加坡社會的這一脈動一無所知嗎? 就香港而言,英治時代的香港確實是法治社會,雖然民主不發達,但法治確保了香港人基本的自由與人權。然而回歸之後,中共不斷出手破壞香港的法治傳統,不惜派遣黨人治港,並以發佈「白皮書」的手段,公然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使香港社會陷入空前的動盪之中。「佔中」運動風起雲湧,連中學生都挺身而出組織社運團體「學民思潮」。可以花費公費環遊世界的李成博士,難道從來沒有到過香港或者看到關於香港的新聞報導嗎? 戶籍制度改革能讓農民翻身做主人嗎? 李成進而盛讚中共四中全會討論的內容之一:「取消中國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改革」是如何英明正確,「這個改革所帶來的深遠影響甚至比反腐還要大,因為它會影響到中國幾億人,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南非取消種族隔離制度,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可笑的是,這位誨人不倦的博士,居然不追問這套比南非種族隔離制度還要邪惡的「城鄉二元對立模式」究竟是誰打造出來的。難道它從天而降嗎?農民在中國是二等乃至三等公民,他們被取消基本的公民權利長達六十多年之久,這筆帳該跟誰來算? 從胡錦濤時代取消農業稅,到習近平時代放寬戶籍管理制度,平心而論,農民的日子比起毛澤東時代只能活活餓死來當然有所改善。但要翻身做主人,仍遙遙無期。中共奪取政權,靠的不是工人,而是農民。毛將農民作為其造反和奪權的工具,驅使成千上萬農民走上前線,以血肉之軀為其賣命,無非是拋出歷代農民起義領袖屢試不爽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誘餌,而非馬列主義的「先進理論」。一旦毛在金鑾殿裡坐穩龍椅,農民頓時跌入史無前例的農奴的深淵。 如今,習近平許諾的戶籍制度改革,究竟有多大的「歷史意義」呢?李成將其吹噓得天花亂墜,作為當事人的農民群體卻不以為然。就連中共的官媒新華網都不得不承認,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轉戶口,不願意轉變為非農戶口的農民超過90%。也就是說,100個人當中有90個人不願意轉變成高人一等的「城市戶口」。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亦指出:「如果沒有土地制度改革作為基礎,那麼戶籍改革成本就會很高,就會出現一個我們年年談戶籍改革,但實際上戶籍改革改不動的情形。」那麼,土地私有制能夠實現嗎?土地一旦確立私有產權,從中央到地方的圈地運動、土地財政必然難以為繼,中國的經濟崩潰指日可待。 關於中國農村和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的現狀,我建議高高在上的李成博士讀一讀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梁鴻撰寫的《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這兩本書。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具備問題意識的學術著作,比之李成提出的所謂「技術官僚」、「中產階級」等「創新型學說」,更有千百倍的價值。 他們為何不以充當暴政的辯護士為恥? 周老虎入籠之後,不少中國民眾和公知欣喜若狂。對此,有名為「北京廚子」的網友稱之為「東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一大群人被幾個人綁架的時間實在太長了,其中一個看守被另外幾個看守打了一頓,旁觀的被綁架者會覺得很幸福。這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變態類型,甚至在看守者每天仍然抽一百鞭子的情況下,也因為一個看守的被打,湧現出無限的幸福感和滿足感。 李成這樣的聰明人,當然不是「東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雖然李成在西方人的頂級智庫中騙吃騙喝,也像模像樣地寫出英文論文,但在骨子裡,他仍然是一個唯利是圖的中國士大夫。他之所以如此指鹿為馬、黑白顛倒,可以放置在1990年代以來中國文化人集體墮落的格局中來分析。學者徐賁指出,這個群體中的許多人放棄了1980年代的民主政治和憲政法治改革要求,也放棄了像個人自由、理性、尊嚴、權利這樣的自由主義價值追求。與此同時,他們也放棄了知識分子的批判傳統,變得熱衷於當帝師、謀士、智囊、巧辯士一類的「有機知識分子」角色,並且不斷用各種理論來為中國的暴政提供合理性。 如果說身處中國極權體制下的知識分子,與狼共舞、違心發言,是為了生存;那麼,那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知識分子,並沒有受到任何生存的威脅,為什麼要助紂為虐?美國社會學家湯瑪斯·索維爾發現,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紀錄尤其令人震驚。在二十世紀,幾乎每一個濫殺無辜的獨裁者都能得到知識分子的支持;這些獨裁者不僅擁有自己國家內部的知識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擁有自己國家之外的民主國家內的知識分子支持者。在西方民主國家的知識分子中,史達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朝拜者、捍衛者和辯護者——儘管存在著這些事實:這些獨裁者中的每個人最終都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屠殺過本國人民,更甚之前的專制政權。 那麼,華裔學者中的「香蕉五毛」是怎樣煉成的呢?他們雖然當上了西方名校的終身教授,但由於缺乏余英時那樣的「求真意志」,以及以自由為信仰的情懷,他們仍然需要一個崛起的中國在背後支撐其民族主義的想像。故而,他們可以忘卻六四屠殺的血跡,而與中共暴政再度結盟。在更加形而下的領域,他們需要中國的簽證、中國的資料、中國的特權和頭銜,以及舞台和聚光燈,以滿足在西方學界得不到的「今生的驕傲」。於是,當中共拋出橄欖枝時,他們就欣然接受。 李成這樣的「香蕉五毛」不是罕見的個案,在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海外華裔學者中,此類道貌岸然者比比皆是。反之,像孜孜不倦地從事有關中共暴政的史料收集工作的宋永毅、積極投身民主運動的政治學家夏明以及文革史研究者王友琴那樣,集勇氣與智慧與一身的華裔學者,則鳳毛麟角。 不過,李成的風光不會永遠持續下去。歷史不會放過他們為暴政辯護的惡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利勒在其著作《心靈的疏漏》中指出:「卓爾不群的教授、有天賦的詩人、有影響力的新聞記者,運用他們的天分去說服所有願意傾聽的人,讓他們用適當的視角將現代暴君當作解放者,將其難以想像的罪行當作高貴行為。」這些人已經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李成等人,是這個隊伍中的候補隊員。 Source: 民報
引用台灣228網站:
http://www.228.net.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5818&Itemid=71 |
2016年8月7日 星期日
兩邊通吃的「香蕉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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