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日治時期台灣出生的日本人
「這些年你好嗎？心中的結，不說出口，愛你的人怎能懂？」當二戰結束，日本人被迫返國後，臺、日之間那些複雜的情感，經過時間的沉澱，早已轉化為一幕幕令人動容落淚，對人、對土地的關愛與不捨。「灣生」指的是日治時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他們的故事原本是被歷史抹去的一頁，但在許多人的努力尋覓下，「灣生回家」超脫了不同時空的歷史糾葛，單純回歸人們對落葉歸根的想望。時代與戰亂導致人群的流離與社會不安，悲歡離合的情節不斷在臺、日兩地的土地上演。在許多灣生的心中，臺灣是故鄉，濃濃的鄉愁則是人們深藏內心的感動。
（一）人生的試煉
回家是最好的歸宿，但灣生1946年的歸鄉卻是災難的開始。引揚前須施打疫苗，六天後沒異常才能上船，海上航行的四到五天中，對日本有過無數幻想與期待，但一下船，迎接移民和灣生的卻是含有DDT的消毒水。
桑島靜子：「他們(日本內地人)說我們是從臺灣帶著疫菌的戰敗遣送者。當初我們到臺灣的第一個條件，是必須把房子、土地全部變賣，帶著所有財產到臺灣，代表到臺灣開發的我們，即便窮途末路也無家可回。如今戰敗，我們的財產全被沒收，回到日本非但家沒了，連過生活的金錢都沒有，我們像是一群得了瘟疫的人民，一上岸被噴灑消毒水之外，無家可歸的我們被帶到碼頭的援護所隔離三個月，三個月內若無病亡或餓死就能離開，沒有病死餓死的我們三個月到了，就要離開了，接下來的日子才是更大災難的開始！」這就是灣生歸鄉後的第一個功課：人生試煉！
博多引揚援護所的生活 (田中實加提供)
博多引揚援護所的生活 (田中實加提供)
鐘淑敏教授曾云：「當幾乎身無長物的引揚者返日後，還要面對同胞冷淡的視野及差別待遇……這種被歧視的文字記錄，可以從訪談中驗證」。而花蓮吉野村村民被驅逐至德島建造「臺灣村」的事蹟，更是深刻的證言。
土井准一，1944年出生於花蓮吉野村，其父土井伊三郎為小神子村創辦人，也是吉野會的創辦人之一。他回憶父親的談話：「一行人回到德島，我們一路被驅趕。這裡的人說我們是自願放棄日本，自己跑到臺灣的有錢人，如今戰敗，還從臺灣帶著病菌回來。日本已經夠窮夠慘了，你們這群戰敗遣送者、乞丐、病菌，走開！別佔我們的地盤，把傳染病給我們！滾蛋！滾蛋！」這一行人，有壯漢、老人、婦人、小孩、嬰兒，一路退到山邊，翻過山後就是大海。實在無路可走。准一的父親，就是領著眾人的土井伊三郎，伊三郎硬著頭皮懇求德島市長：「我們再已無路可退，即便一塊土地是貧瘠的、是無法種出什麼的，只要讓我們的腳步停下來，有地方站著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恩惠了！」花蓮港回來的十四戶人家，加上一戶從滿州回來的，總共十五戶人家，重新在荒蕪一片的土地上建立另一個小吉野村，他們將它取名為小神子村。但外面的人卻說小神子村「是一群從臺灣帶著疫病回來的人所建的臺灣村，很可怕，千萬別靠近，否則會染上傳染病！」經過數年的努力，這十五戶人家只要有能力，第一件事便是搬出小神子村。他們絕口不提過去，更不會談他們的出身。就這樣，小神子村的十五戶引揚者紛紛搬離，如今只剩下土井准一夫妻還住在這兒。
花蓮吉野村民建造德島小神子村(1946年) (田中實加提供)
花蓮吉野村民建造德島小神子村(1946年) (田中實加提供)
（二）寄養、寺院與娼妓
相較之下，能有土地重新打造村莊算是幸運。更多的人只能透過寄養、寺院，甚至淪為娼妓，方能取得棲身之所。如松本洽盛：「回去沒有家，哥哥寄養在舅父家，姊姊寄住親戚家，我們和父母住過寺院也住過親戚家，過了一段家人無法團聚，四處流浪的日子。直到有自己的家時，大家都已成年就業了」。如家倉多惠子：「雖然我的父親是總督府主官，但回到日本的我們也是沒有房子可住的，全家寄住在專門收容無家可歸日本人的寺院，過了好長一段日子，輾轉搬了多處，才安定下來」。又如竹中理繪，田中實加採訪她時問到「您讀到了中學，為什麼回去會當藝妓？」竹中理繪：「為了生存下去！回到日本的我們沒有學歷證明，當時的日本經濟蕭條，貧窮沒有學歷證明的我找不到工作，連住所都沒有，成為藝妓、酌婦是當時我能讓自己不再顛沛流離的方式，因為我要活下來！」
（三）重新來過的人生
灣生回到日本，必須重新面對另一個未知的人生。他們從溫暖的臺灣到寒冷的北國，從富裕的生活到戰敗貧窮的日本，當踏上所謂的國家，以為就能安定不再受欺負，但接踵而來的卻是貧困、排擠和無家可歸。這樣的情況與先前在臺灣的生活有著天壤之別，這也是灣生對臺灣念念不忘的原因之一。返國後的灣生幾乎都沒有家，因著生活的艱苦及面對現實的壓力，為了生存與尊嚴，堅持在逆風中前進的故事，在日本各地不斷上演。
田中實加：「回去之後從事什麼行業呢？」清水一也：「在臺灣的事業是清水苗圃，回到日本後，家族繼續把臺灣的事業重新復原。為了延續臺灣的苗圃特色，培育了許多臺灣的植物，期待在日本也能生存，就好像我們的人生，在臺灣也是從無到有，回到日本一樣得重新來過。我們想培育臺灣的植物，希望它們在日本也可以生存。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一直思念著臺灣吧！不希望被人看不起，因此更要把在臺灣曾經擁有的事業恢復起來」。
《灣生回家》劇組：「回去之後的工作呢？」富永勝：「找不到工作於是到黑市賣米！但被捉了三次，每次都被拘留數小時，在監獄看見流氓，連警察都怕，於是進了黑社會。當時的工作是看門，但看見流氓身上的刺青和爭強鬥狠的狀況，覺得那不是人過的生活而感到害怕，第三天趁著黑夜就逃跑了。後來因為德島許多男老師被徵召從軍，戰死沙場，學校幾乎只剩下女老師，我剛好讀過臺南師範學校，於是被校長叫到學校，命我當最兇的老師來壓制那些不聽話的高校生。之後繼續讀書當了記者，當記者的原因是因為可以把臺灣的美好介紹給日本，退休後專心研究臺灣史」。《灣生回家》劇組：「直到何時才有房子住？」富永勝：「1962年，終於有能力買地蓋房屋，那時母親很開心，終於有自己的家了，還央求著要擁有自己的房間，但母親卻在房子蓋好前離開人世，來不及住進自己的房間」。
（四）對臺灣的「鄉愁」
鄉愁是一種對過往情感的渴望、發掘內心的潛能、尋求理想的挑戰，也是整合新、舊經驗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雖然在過往，思鄉被視為心理疾病，但其實鄉愁的正面意義反而是增強心理健康及心理適應能力。鄉愁來自對人、對土地的眷戀。戰火紛擾中，亂世流離。1946年的引揚，拆散了無數的父母子女、親人、情侶、友誼，人與土地的關係。離散的過往，遂成為灣生思念臺灣的主因。
（五）對土地、景物的眷念
清水靜枝，曾經為愛從日本到花蓮吉野村尋夫，好不容易等生活安定下來，一場戰爭卻將一切化為烏有。回到日本重新開始後，丈夫匆匆離世，她獨自一人將兒子撫養長大。2012年1月，當時97歲的清水奶奶病了，不管大家問她什麼，她總是反問：「我家在吉野村郵便局，現在還看得見嗎?」她的兒子告訴她：「您要好起來，我才能帶您回家。」聽見這話的奶奶竟痊癒了。雖然郵便局早已消失，但當10月26日，清水奶奶回到郵便局故址，坐在輪椅上的她，竟奮力從輪椅上站起，健步如飛地走向曾經存在的郵局大門，甚至想把空地的圍牆推倒，直說著：「我可以進去看看嗎？」即將搭機返國時，她還不斷問著：「我還能回來嗎？我還能回來嗎？」隔年5月12日，田中實加做了吉野村郵便局的模型託人送給清水奶奶。6月6日，清水靜枝撫摸著郵便局的模型，重複說著：「我看見吉野村郵便局了！」然後微笑地永遠沈睡。
（六）對友情、童黨的想念
對87歲的富永勝而言，每一次的歸鄉都可能是最後一次。2013年5月，富永勝回臺尋找他的十位朋友。一位臥病在床，一位不在臺灣，其他八位則是富永勝的想念與期待。5月12日抵達花蓮康樂村，富永憑著孩提時的記憶尋找友人，卻陸續接到朋友過世的消息，一連五位都不在了！他難忍悲傷地說：「死了、都死了！」此時，一位男子飛奔而來，直喊著：「我是林麓的小孩、我是林麓的小孩。」兩人從未見面，卻深情擁抱，富永流下了眼淚：「我真的很高興，我還能見到林麓的小孩！」來到第七位的家門，童黨劉建志就在眼前，富永用臺語喊著：「同樣的，都沒變，他是我兒時的玩伴！」不捨分別後，一行人前往花蓮市區，想拜訪第八位，富永最好的朋友饒君。開門的是饒君的太太：「收到您寄來的賀年卡前四天，正是饒君出殯的日子。」富永聞訊大哭：「什麼？死了！怎麼會？我好想見他，我真的很想見他。」離開時，富永勝爺爺低聲呢喃：「來不及、我還是來不及了……」殘酷的事實，讓一位87歲的爺爺在希望與失望、歡喜與悲傷間交替，這是種任誰也來不及調適的情緒。
（七）母女的離散與沒有遺憾的「重逢」
1946年引揚之際，片山清子被母親千歲寄養予臺灣人。清子的女兒託田中實加為她找尋千歲的骨灰。「我的母親一直怨嘆，媽媽為什麼要拋棄她？她現在臥病在床，我不希望她帶著遺憾離開，請為我們尋找千歲的骨灰吧！」《灣生回家》劇組於2013年1月，翻查臺、日兩地的資料，得知為千歲辦理後事的人，就是她過去的老闆：岸上。然而到了大阪，岸上早已過世，他的兒子也不曉得父親曾幫千歲安葬。
3月，《灣生回家》日籍製作內藤諭，到千歲的故鄉岡山訪查，卻遍尋不著。在田中實加一再請託下，內藤再度前往岡山，到墳區裏逐個確認墓碑上的名字。4月10日是讓所有成員欣喜若狂的日子。內藤從日本發來的電郵附上墓碑照片，證實墳裡沈睡的正是片山千歲。9月5日，清子的家人動身赴日，代替她尋找千歲的過往。一群人到了大阪，才知道千歲返日後，竟過著沒有朋友的孤寂人生。來到岡山戶政申請戶籍謄本，才知道千歲回日本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戶政登記她留在臺灣的女兒：片山清子。其實，千歲這一輩子都在等待和女兒重逢。一行人最終代替清子到千歲墳前上香，也在寺廟安排法會，這是千歲往生27年後第一次有家人為她祭拜。9月15日，在臺南的安養院裡，片山清子終於透過影像看見母親的墳和千歲的孤寂人生。
（八）異邦人：割離的社會韌帶
有一群日本老人，始終覺得自己是日本的「異邦人」。因為他們在臺灣出生，卻因戰敗，不得不離開出生的地方。即使已離開臺灣70年，他們心中思念、想念的還是臺灣這塊土地。他們很愛、很愛臺灣，因為臺灣對他們而言是故鄉！他們是「灣生」，他們要告訴臺灣的人們：「臺灣很美、山很美、水很美、食物很美、人更美！可以在臺灣生活的你們一定要代替我們好好愛這一塊土地」。許多灣生，只要聽見「臺」字，整個人就敏感、活躍了起來，雖然在日本過了大半輩子，也擁有事業、家園和朋友，但心裡卻始終有遺憾，不斷尋覓〝故鄉〞的美好。
2014年8月9日，《灣生回家》劇組帶著83歲的家倉多惠子回到的臺北幸町，現在的大安區戶政事務所，申請家倉一族在臺灣的戶籍資料。那天，家倉奶奶的心情可謂五味雜陳，既期待又感傷。當家倉奶奶看見日治時期的戶政資料，驚喜的喊出：「啊！原稿！」淚水卻再也不聽話地奪眶而出，大安戶政人員細心的將家倉一族所有人的資料編印成冊，還贈送家倉一份日治時期臺北市的地圖。家倉奶奶頻頻拭淚：「我終於在我人生的83歲領到了我的出生戶籍謄本，我終於在我人生的83歲將我人生遺失的部分填補起來，我終於在我人生的83歲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和我的家人在臺灣重逢。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感謝，可以在臺灣出生真好！」
今年84歲的家倉多惠子，心裡始終存有一個問號，她常問自己，為什麼在日本住了這麼多年，甚至比臺灣更久，擁有許多的好朋友，卻總覺得自己的心缺空了一角，對臺灣始終放不下？直到她看了五木寬的《おとな二人の午後：異邦人対談》，才得到答案，才終於釋懷：「原來我是永遠的異邦人，我對臺灣的思念是至死都放不下的」。於是她用了另一種方法：讓自己的孩子和親友看見臺灣的美、臺灣的好，就這樣時常帶團到臺灣觀光，身體力行介紹臺灣風光。
這種情況不只是家倉，74歲的清水一也、78歲的松本洽盛，以及更多灣生身上，都出現了「異邦人」現象。灣生返國後面臨的人生與先前在臺灣有著天壤之別，等到可以再回到臺灣，往往看見的是思念的景物，遇見的是好客的臺灣人，感受的是滿滿的人情味。待臺灣之行結束返回日本，面對的卻是生活上各式各樣的問題，回到心中的故鄉原來竟是一種情感的釋放，也因此灣生把帶親友來臺、把臺灣介紹給日本人，當成一件快樂的事。某種意義上，灣生其實是臺日友誼的最佳橋樑！
2013年灣生回家，花蓮翰品酒店。 (田中實加提供)
2013年灣生回家，花蓮翰品酒店。 (田中實加提供)
「灣生」──臺、日歷史課本都未記載的故事，在田中實加10餘年的追尋下，展現灣生的智慧，填補生命的缺憾。七十年的思念、七十年的等待，灣生的故事是愛，是一份人與人、人與土地間，從未因不同時空而被割捨的愛。臺灣的土地存在著多元族群與文化，灣生也是這塊土地上，值得被接納、包容的珍貴記憶。2015年10月，灣生即將回家，紀錄片即將上映，歡迎大家一起見證臺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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