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蘇打綠」主唱青峰，於跨年晚會的反媒體壟斷言論，遭到轉播單位「中視」在重播時，以廣告剪接方式刪除。其實這種問題，我在近20年之前便碰過，想不到台灣的言論自由在2012年年終，還是這副德行。1993年年底，我在金馬獎典禮上的一句話，被主辦單位「華視」消音，於是我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寫了篇文章反應此事，以下便是當年那篇文章的重新轉載。）
今年的金馬獎，李安和我合寫的劇本《喜宴》得了最佳原著劇本獎。
頒獎典禮上，距離李登輝總統和連戰院長數尺之遙的麥克風前，我把埋藏在心裡有一段日子的話講了出來：「《喜宴》是一部有關於觸探禁忌的電影，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我在這裡，把我的感謝，獻給過去幾十年在台灣為了台灣的民主、為了台灣人的尊嚴，奉獻犧牲的政治異議份子。我謝謝他們，我也謝謝他們的家人。謝謝！」
到了後台，記者們問我為什麼致這種詞，我的回答很簡單：心中感激而已。
是的，我的心裡充滿感激，因為政治異議份子在這些年的抗爭和受苦，《喜宴》這部明顯觸探社會禁忌（同性戀題材）的電影，才得以問世，而《悲情城市》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些觸及政治禁忌（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優秀台灣電影也能夠在過去這幾年先後出現。我們可以說，政治異議份子用他們的青春、家庭幸福，甚至生命，為我們這些搞創作的人開創了現在的這個發表空間，以及（很不幸地，我們寧可不要的）創作素材。
我曾經和李安談過這個感想，在得獎名單揭曉的那一剎那，我也決定，就講這。
可是令我難過及憤怒的是，負責轉播金馬獎的「中華電視公司」，很蠻橫地把講詞裡的「政治異議份子」六個字剪掉了，所以電視機前的觀眾，完全無法知道這個得獎人感謝的對象是誰？
當我後來知道華視的這個小動作之後，第一個反應便是：我們是活在1993年還是1963年？
「為什麼要把『政治異議份子』這六個字剪掉？」在打聽出「華視」應該為這個決定負責的人是該公司節目部綜藝組葛組長之後，我打電話給他，向他請教原因何在？
葛先生沒有迴避這個責任，他說，就在我致完詞之後，「華視」派駐現場的編審（我也打聽出他的名字是姚＊＊）立即與他聯絡，指出我的致詞可能有問題，他在倒帶看過一兩次之後，也覺得不妥，當下便決定消除這個「敏感」的名詞。
葛先生在隨後的電話談話裡，並表達出他的看法，其中包括：金馬獎這種場合不適合出現政治性的說詞；參考西方國家的作法，他們也會是這麼處理的；轉播的時間很緊湊，在極短的時間裡無法瞭解我那句話背後的意義和精神，職責所在，只有下手；以及他自認為是為觀眾設想，因為觀眾也許不盡同意某人的政治立場等等。在談話裡，他也對我個人表示歉意。
然而葛先生的說詞無法被我接受，包括道歉，因為他和他的同僚如果真要道歉的話，應該向觀眾道歉，不是我。他們負責轉達受獎人的謝詞給觀眾，可是卻從中揩油了一些內容，致使觀眾收到一些殘缺的訊息，他們理當向觀眾道歉。
再談其他的說詞。
「金馬獎這種場合不適合出現政治性的說詞」。是嗎？李登輝總統這位政治性人物的揭幕詞難道一點都不政治嗎？受獎人之一馮立本老先生「反攻大陸」的說詞不政治嗎（或者葛先生非常明白那是神話和笑話）？
「西方國家的作法」。是嗎？1967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便因為美國民權領袖金恩的被暗殺而臨時延後兩天，在隨後舉行的典禮上，影藝學院主席葛萊哥雷畢克的揭幕致詞，以及最佳男主角得主洛史泰格（《惡夜追緝令》）的致詞都非常政治，這葛先生大概不知道。可是馬龍白蘭度在1972年的奧斯卡，委託美國原住民「小羽毛」上台拒領「最佳男主角」獎（《教父》），並發表抗議原住民遭不平等待遇的聲明，這麼讓人印象深刻的事件，葛先生難道沒有聽說過嗎？
「職責所在」。是嗎？這個職責是傳播人忠實地把一個公眾事務圓滿地轉播成功呢？還是思想警察把關成功呢？我不知道葛先生是怎麼定義自己的工作。
「為觀眾設想」。是嗎？觀眾又不是全都收看「華視」長大的，思維已經被「華視」制約成功，替他們擔什麼心呢，難道他們自己沒有思考的能力嗎？更何況，把原本詞意清楚的句子剪成不知所云，是為觀眾設想嗎？我絕對相信有些人（當然包括葛、姚兩人）是會對「政治異議份子」六個字不悅，可是就在後台，幾位熟識的文字記者過來跟我講他們喜歡這幾句話，「最佳紀實報導片」（《蘭嶼觀點》）的攝影林建享也過來表達他的感受，原來老政治犯林書揚老先生正是他的長輩，隨後，碰到《十八》的導演何平，他也對這句話致意。既然觀眾的感受不可能一樣，為什麼要替他們做決定呢？
對台灣從事創作的人來講，目前所享有的自由可謂空前未有，諷刺的是，其中一人只不過想對造成此現象居功厥偉的政治異議份子致意時，他表達的自由又回要三十年前。
結論是有點感傷，可是筆者寫作此文的目的並不在自怨自艾，在陳述過上面的事實之後，我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一個電視公司（在這裡是「華視」）負責轉播一場公眾聚會（在這裡是金馬獎典禮），它有沒有權力就意識型態的角度（注意，不是時間的考慮或格調的因素）對內容實施新聞檢查。如果一個電視公司自覺有此權力，那麼，主辦單位應不應該繼續讓這個電視公司負責轉播，或是可以另外選擇一個願意做公正轉播，而不是思想檢查的電視公司。
這其實不是一件小事，因為金馬獎日後還是要辦下去，「金馬獎執行委員會」應該未雨綢繆地為以後的受獎者他們講話的權利考慮。
（本文章發表於1993年12月13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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