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樑不正下樑歪 ─ 評謝長廷中國行（之3）

作者 陳師孟

2012-12-07

謝長廷到中國拋出「憲法各表」的主張，對台灣的處境形同落井下石：中國國民黨死抱不放的「一中各表」，只是根據1992年一次非官方「辜汪會談」的要義，正當性何其薄弱，就幾乎使「中華民國」成為國際上的拒絕往來戶，「憲法各表」則更似要提供「一中各表」的「法源」，補強其正當性。好在中國共產黨難改其貪得無厭的本質，非以「一中原則」徹底取代「一中各表」不可、非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抹殺「中華民國」不可，所以對謝的「憲法各表」也就興趣缺缺。不過謝的冒進引起綠營內部的反彈，則是理所當然。 謝系從上到下對各方的批判，不但無意反省檢討「憲法各表」的盲點，反而展開「以攻擊代替防禦」的戰術，一方面嘲諷別人是受到過去兩蔣時代的洗腦，成了「恐共症」的長期病患，另一方面則由謝本人發動黨內的「寧靜革命」，挑戰民進黨《黨綱》中的三個「決議文」，認為三者在對中國的立場上，彼此有所扞格。關於獨派人士是否恐共，我們只能說，事關台灣國家前途與後代命運，與前科累累的中共打交道總以小心為是，寧可「不及」、也不可「過」，寧可戒慎恐懼、 也不要一廂情願；如果這算是被洗腦，總比被統戰好多了。至於民進黨「決議文」的內在一致性，就不是主觀上見仁見智的問題，有必要嚴肅回應，但民進黨中央對此卻如西諺所形容的：「安靜得震耳欲聾」。如果謝的質疑確實無誤，黨中央在默認之餘，有必要檢討修訂；但事實如何呢？ 根據媒體報導，謝把矛頭先指向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該文有謂：「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表面上有認同「中華民國」、接受《中華民國憲法》的意含，雖然明白反對「一中原則」，但也看不出 反對「一中各表」；再者2004年的「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也有謂：「中華民國認同與台灣認同應相互接納，…都是對國家認同的表達方式」，也像是在國家認同上留有模糊空間。但到了2007年的「正常國家決議文」，卻出現：「台灣至今仍沿用不當的中華民國憲法架構，導致民選政府無法正常運作，造成憲政體制不正常」，明白指出《中華民國憲法》對台灣要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構成障礙。 謝要求黨中央說明三者之間如何銜接，以釐清《中華民國憲法》究竟是不是台灣這邊片面的「一中架構」，也就是所謂的「一中各表」。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質問，因為如果回答《中華民國憲法》確是「一中架構」、符合「一中各表」的話，那麽既然「台灣前途決議文」也接受《中華民國憲法》，豈不等於民進黨透過憲法間接接受了「一中各表」，那對謝提出類似的「憲法各表」，有什麽好大驚小怪？如果《中華民國憲法》不是「一中各表」，那表示《中華民國憲法》並不觸犯民進黨的忌諱，又何必祭出「正常國家決議文」來排斥這部無傷大雅的憲 法，還要千辛萬苦制定新憲呢？也就是說，只要確認「台灣前途決議文」蘊含《中華民國憲法》，民進黨若不是已然接受「一中各表」、就是應該默認「憲法各表」，謝長廷橫豎都是贏家。 謝的質疑看似咄咄逼人，其實完全出於他在引述「台灣前途決議文」時，一個有意無意的遺漏；該決議文之所以讀來會有接受「一中架構」的感覺，是因為在「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這句話之前，有一個關鍵的前置副詞─「固然」，被謝長廷「消音」掉了。把「固然」還原之後，陳述的語意立刻由正面轉為負面，再配合「目前」兩字，整個句子要表達的就很明朗：眼前我們勉為其難接受這部憲法與這個名稱，但並非心甘情願、也不會永遠如此。有了這樣的理解，就明白民進黨在經過八年執政之後，感慨於政治依然不上軌道，才追加「正常國家決議文」，痛斥這部憲法是亂源，以加深國人儘早制定新憲的覺悟。所以這兩篇決議文之間並無矛盾，前者表達被迫接受《中華民國憲法》的無奈，後者表達換掉《中華民國憲法》的必要。至於論到「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必須瞭解當時正值阿扁第二任執政初期的紅衫軍之亂，民進黨做為執政黨，呼籲國人不要因族群意識而內部自亂陣腳，只要是對國家主權有認同，名稱不構成排外的條件。放在當時的時空環境解讀，可以知道這是一段「團結自強、共禦外侮」的喊話，對象是全體國人，不是民進黨員。因此把這個「決議文」上綱為民進黨對台灣憲政體制的主張，未免牽強。總而言之，謝的質疑基本上來自一個「失之毫釐」的出發點，以為「台灣前途決議文」肯定《中華民國憲法》，以致他的邏輯結論「差之千里」，把「一中各表」當成民進黨對中國政策的「潛規則」，也替他的「憲法各表」找到立足的 空間。可見民進黨中央對此裝聾作啞，形同鼓勵謝「圍魏救趙」的手法，成功轉移了事件的焦點。 不過，不論謝長廷的中國行、或是回台後對民進黨黨綱的挑戰，所暴露出的最大問題，其實並不是謝的思考能力，而是民進黨中央的反應能力，尤其是黨主席蘇貞昌的領導能力。我們回想一下，當初謝長廷訪中的行前，蘇貞昌是持 「樂觀其成」的態度，其後謝因發表「憲法各表」，返台遭到批判，蘇仍然宣稱「比較正面看待」此事，因為「我一向主張要自信積極與中國互動」。確實，蘇在競選黨主席的政見發表時，已經言必稱「瞭解中國、面對中國」，因為「中國在變，台灣不能以不變應萬變」、「與中國的交流，不只是政治、經濟的中國、共產黨的 中國，更要與廣大的庶民中國交流」。這番話蘇主席在七月底黨中央恢復「中國事務部」時重覆了一次，上星期成立「中國事敄委員會」時，再重覆一次，而對謝的 中國行，也是千篇一律搬出來為謝背書。 姑且不論中國併吞台灣的野心有沒有「萬變」，與十三億的中國庶民如何交流，也不論「中國事務部」與「中國事務委員會」的設置、或謝的訪中，能否讓民進黨對中國的瞭解突飛猛進，我們無法苟同的毋寧是，蘇在這件事上完全沒 有體認到自己是民進黨的主席，沒有站在黨主席的高度評斷謝的中國行。這包括兩方面：在程序面，謝做為民進黨的領袖人物接受邀訪，出訪前有無獲得授權在外提 出個人政治主張，必須澄清；再則在實質面，謝個人主張的內容是否符合民進黨的黨綱，更要確認。蘇既不究責謝長廷的自行其是、為所欲為，也不比較「憲法各表」與民進黨的「制憲正名」是否相容，只憑謝與自己「面對中國」的姿態一致，就把謝此行視為「自信積極與中國互動」而予肯定，這顯示蘇是以主觀的好惡在領導民進黨，是以個人的見解凌駕於民進黨的綱領之上。照說做為反對黨的主席，一旦得悉任何台灣人 ─ 不論其政黨屬性、也不論其身份地位 ─ 公開提出中國政策的己見，都應嚴肅看待、求知若渴，凡有獨到可行的見解，要追根究柢、不恥下問，凡有損台灣利益的言論，若無從制止，至少也該痛陳其弊、嚴加譴責。這不只是對連戰、吳伯雄、蘇起、金溥聰等壞人的「妖言」如此，對自己人謝長廷的「謬論」更不能例外，否則就是「以人廢言」，有失原則，勢必貶損政黨的公信力。然而蘇對謝在中國的自作主張，只用一句「辛苦啦」輕描淡寫帶過，對「憲法各表」則表示「會與其他不同意見都做為以後參考」，就沒了下文。這種「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領導風格，讓黨員同志如何明辨是非、知所適從？讓台灣人民如何心悅臣服、付託未來？ 同樣的道理，謝既在黨內公開質疑《黨綱》裡的三個「決議文」，據悉僅游錫堃中常委當場提出反駁，反倒是蘇主席卻老神在在，像是在看戲的旁觀者，沒有依據自己對「決議文」的理解，參與論辯、切磋琢磨；當討論無法取得共識時，也沒有依照自己主席的職權裁示再議或交付研究。最令人傻眼的是，事後居然還以「仙拼仙」趣稱謝與游的爭論，好像這是一場大老之間無關緊要的意氣之爭、或是一次無所謂孰是孰非的口舌之辯，如此怎能消弭謝長廷心中的疑惑與不平？又怎能維護黨綱做為政黨靈魂的尊嚴？蘇主席對三個「決議文」再怎麽生疏，也應該即席翻出民進黨《黨綱》最前面、也最重要的「基本綱領」部份，在第一段就可讀到：「…台灣本應就此主權獨立之事實制憲建國，…但由於國民黨一意藉著『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虛構，維持大而無當的『中華民國五權憲法體制』，…不僅對內造成憲政改造的僵局、對外引起中共之覬覦野心；…也無法正常地參與國際社會；甚至造成台灣人民國家意識的模糊。…」等語，對《中華民國憲法》的立場何等斬釘截鐵，謝長廷能不低頭？ 蘇主席若不改其「什麽都不敢表態、什麽都不敢得罪」的個性，對黨內派系大老的不當言行視而不見，對外人的批評則當成修養不夠的「人身攻擊」，只怕民進黨即使保住黨內和諧，也必然輸掉綠營民心。這或許是謝長廷中國行意外帶給蘇貞昌的反省機會吧。 2012年11月26日 ——原載《綠色逗陣》網頁 Source: 臺灣e新聞 More: 名不正則言不順 ─ 評謝長廷中國行（之1） 聰明反被聰明誤 ─ 評謝長廷中國行（之2） 引用:台灣228網站

http://www.228.net.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6015&Itemid=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