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 |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 |
| 2019-04-13 | |
photo source: 鄭南榕基金會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台灣神Nylon是以主人的姿態，對打家劫舍的強盜進行鬥爭，捍衛自己的家園，而不是以奴隸的姿態，向主人爭取自由。
邱晃泉如是說： 鄭南榕所展現的，完全是做為一個國家主人應有的氣度。用英國人的說法，他「是以主人的姿態，對打家劫舍的強盜進行鬥爭，捍衛自由；而不是以奴隸的姿態，向主人爭取自由。」 二十年前，鄭南榕，Nylon，自囚、自焚、自我實現作為一個新國家主人應該有的自由人權。 從1984年開始，Nylon發行玟主時代、先鋒時代、開拓時代、發揚時代等等周刊，鼓吹民主、人權、新國家。雖然一直被停刊、被查禁，但是Nylon堅定發行，《時代》系列雜誌一期出過一期。 1984年3月12日到1989年11月11日，《時代》系列雜誌被迫換過18個名稱。那段期間，中國來的統治集團的行政院長有孫運璿、俞國華、李煥；新聞局長有宋楚瑜、張京育、邵玉銘。這些人，看起來都不像「青面獠牙」，但對自由人權的侵害，其實都有不同層面和程度的參與。 面對那種邪惡，Nylon真堅強。在還沒人膽敢時，他先公開喊出：「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他更勇敢刊出許世楷先生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1989年4月7日上午9點多，鄭南榕引火自焚。為著捍衛不可侵犯的尊嚴和自由，他甘願將自己活活燒死。 火燒會痛；火燃之前的自囚，我們現在想起來，恐怕更痛。 為拒絕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拘提，從1989年1月27日開始，Nylon將自己關在雜誌社，前後71天，包括過舊曆年。從第一天開始，隨時準備離開親人、離開同事和一起戰鬥的兄弟，但是，不知什麼時候會離開。這樣，時時、刻刻、日日、夜夜；這樣，過著每一天、過了足足71天。 關於自由、人權和台灣獨立的理念，Nylon未必是先知先覺。但是，關於行動，關於改變現狀，Nylon確實有很多人欠缺的勇敢。他要捍衛的言論自由，我們都贊成；關於新國家的建造，很多人也有相同的主張。不過，有理想是一件事，是不是會為理想奮鬥是另一件事。有人說：「只有勇敢的人、勇敢的民族，才會為理想去奮鬥，甚至不惜獻出生命。」從反自由、反人權，反台灣的「中國概念集團」來看，鄭南榕絕對是百分之百的trouble maker。 不只這樣，鄭南榕所表現的，正是自視為國家的主人的氣度、主體的意識。借一句「英國的智慧」所講的，在台灣歷史上捍衛自由的鬥爭中，鄭南榕 先生「是以主人的姿態，對打家劫舍的強盜進行鬥爭，捍衛自由；而不是以奴隸的姿態，向主人爭取自由。」 看清這些，對Nylon的死，我們的感受就不是悲情矣。Nylon拒絕悲情。Nylon所做的，就是計劃、行動、戰鬥。他是獨立精神、捍衛自由的典範。他所展現的，完全是做一個國家的主人應該有的派頭。 Nylon雖然離開，但是Nylon點著的火光，清楚照亮自由、人權的精神，照亮台灣新國家的魂魄，也照亮國家主人應該有的姿態、氣度，和派頭。 鄭南榕基金會，2009，"主人的派頭／邱晃泉"，《好國好民－鄭南榕逝世20周年紀念特刊》，海王，台北縣，pp.22-23。 誓死捍衛言論自由的真諦，在於對自由的尊重，自由人的存在，必須是尊重他人的自由，人權的伸張有其無形道德的約束力，是自我理性與修養的判斷，絕非用外來的力量，做為施捨的條件。 故公民社會的產生，必須從小養成民主的教育，而KMT掌控的台灣，卻必得付出流血、流汗、死亡，才能獲得某些程度的人權。 首先我想討論的，是作為殉道者的鄭南榕。我特別要強調「殉道」這個概念。「殉道」這個詞包含兩層重要的意義：一個是殉道的「殉」，也就是鄭南榕獻身的行動；另一個是殉道的「道」，也就是他為之獻身的信念。我們先討論「殉」的意義。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人讀德國社會學家Ｘ伯的一篇經典論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在這篇由演講稿修訂的論文中，Ｘ伯提到任何以政治為志業的人，必須同時懷抱兩種倫理：一種是「責任倫理」，也就是你須考慮每個行動導致的後果，並且為後果負責；另一種是「心智倫理」，也就是說，一個真正把政治當作「志業」的人，他要懷抱某種真正的信念，必須相信這個價值，而不是只會現實計算。 很明顯的，鄭南榕的自焚需要高度的勇氣──某種絕大多數現實而世俗的台灣人所難以想像的勇氣。這種勇氣到底從何而來？我認為這樣的勇氣只可能源於一種真正的、真誠的信念。當時不少媒體，包括《聯合報》、《中國時報》，在報導中刻意將他描繪成一個精神異常、有躁鬱症的精神病患者。這種惡意的抹黑，其實剛好暴露了這些御用媒體自身的缺乏信念、虛無，以及邪惡。因為鄭南榕是為信念而死，而「為信念而死」正是這些無恥報人無法理解的一種高貴、莊嚴的行動。 鄭南榕基金會，2009，"好國好民／吳叡人"，《好國好民－鄭南榕逝世20周年紀念特刊》，海王，台北縣，pp.26。 鄭南榕沒有那麼複雜，也不需要那麼複雜，因為他做的是自主的選擇。在思想上，他只是一個邏輯實證論者。他在學校所受的是偏重形式分析的現代哲學教育，然而離開學校後，他卻走一條古典的道路，以「實踐」證明信念；像臨終的蘇格拉底一樣，自願以死亡來護衛他的哲學。在這個古典的意義上，他完全是一個為了理念、價值而犧牲的哲學家。這是第一層，關於殉道的「殉」。 那麼「道」，也就是鄭南榕所護衛的理念或信念是什麼？我必須提醒各位的是，鄭南榕真正要護衛的理念，是政治自由主義。他不是單純為了「主張台獨」而自焚。如果他只是為主張台獨而死，那麼他就只是一個純粹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而作為一個台灣民族主義者，他對祖國台灣或許真的懷抱著一種強烈到不得不以生命來證明的深刻鄉愁。然而我們清楚知道，他其實是為「主張台獨的言論自由」，乃至「主張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死的。換句話說，鄭南榕不只是捍衛台獨，更不是捍衛哪個「大老」、哪個社團的台獨主張而死的。他以生命所捍衛的，是包含主張台獨、主張統一，或者主張各種不同的台獨路線與想像的言論自由。借用卡繆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哲學的死」──他愛他的國家民族，但他也超越了國家民族。 鄭南榕基金會，2009，"好國好民／吳叡人"，《好國好民－鄭南榕逝世20周年紀念特刊》，海王，台北縣，pp.27。 因為鄭南榕，我會開始回想所有我曾經熱中閱讀的七、八十年代的黨外雜誌，不管是《美麗島》或其他，裡面常會有一頁或半頁文宣，用特大字體引用伏爾泰的那句話：「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是我誓死捍衛你的言論自由。」在我印象當中，這是當時黨外雜誌最常出現的一句口號。非常動人，非常有力量，可以召喚年輕人最純真的熱情與正義感。戰後台灣民主運動的主要動力，確實是強烈的台灣意識；但是在這個台灣意識的核心中，有對進步公民價值、對自由主義精神的基本堅持。所以如果我們重新追問：鄭南榕到底為何而死？那麼我們的答案是明顯的：他不只是為了追求一個獨立的台灣而死；他是為了追求一個自由的、民主的、進步的獨立台灣而死。 鄭南榕基金會，2009，"好國好民／吳叡人"，《好國好民－鄭南榕逝世20周年紀念特刊》，海王，台北縣，pp.27。 各位，我當然無意要求政治人物做「聖君賢相」。我只期待鄭南榕的犧牲讓他們不會完全、徹底墮落，讓他們在偶爾想起鄭南榕的時候還會有點心痛，有點悲傷，會憶起他們曾經相信過一點價值。能夠這樣，就很好了。尼采說：「上帝死了，所以一切皆可為。」我對我們偉大的政治人物的期待是：鄭南榕的死會教給他們，有些壞事不能做。各位，讓鄭南榕的死教給他們這個道理：做政治的人，不能沒有信念。沒有信念的政治人物，只是騙徒或惡棍。 鄭南榕基金會，2009，"好國好民／吳叡人"，《好國好民－鄭南榕逝世20周年紀念特刊》，海王，台北縣，pp.31。
（未完待續，撰於2009/06/01）
引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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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7日 星期三
2009鄭南榕逝世20周年紀念特刊—我讀．我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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