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恐怖主義的不可寬恕性

不吐不快 - 大家一起來

作者 林泰和

2018-12-14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為平復司法不公，於2018年10月與12月分二批，總共公告撤銷1775位白色恐怖受難者有罪罪名。這兩波行動是「促轉會」成立迄今，最重要且最具體的成果。對受難者而言，雖然可以洗淨加諸於受難前輩名譽上的不義，抹除有罪的污點，但是受難者的生命無法回復，倖存者青春無法重來，個人與其家庭成員在成長過程中，受到社會的不當歧視，國家的不法對待。這些中華民國國家恐怖主義造成的「創傷性事件」意義在於，國家機器的責任，本應保護人民，伸張人權，但國家恐怖主義的暴行，卻是利用人民供養的國家機器，踐踏人權。在面臨台灣歷史上國家恐怖主義的創傷時，要真正落實轉型正義，唯有理解國家暴力的不可寬恕性。 一般而言，寬恕只能適用在可以救贖或彌補的案例，唯有如此，寬恕方可以成為和解、救贖與贖罪的立基點。但是如果寬恕只能寬恕可被救贖彌補之事，那還是寬恕嗎？能夠寬恕的惡，還能是惡嗎？據此，寬恕在政治與司法中淪為一種妥協的治療，有目的的寬恕，只是一種政治手段與精神療法。法國哲學家德希達認為，真正能夠被寬恕的只有不可寬恕之人事。對德希達而言，邪惡的意圖以及邪惡的行動，無法寬恕，因為它們的本質都是邪惡的。這種邪惡，無法補償，而且將來一定會重複自身。擁有重複自身的能力，讓人無法寬恕；此重複甚至沒有透過轉化，毫無改善，缺乏一絲懺悔之心或面向未來之悔改。 國內在野黨近幾個月來，將促轉會前副主委「東廠說」之不當言論，無限上綱，更諷刺的是在「國際人權日」當天，在野黨立委又質疑促轉會代理主委的核定程序不合法律，接連杯葛議事，更在預算審查會上翻桌大表不滿。此一翻桌舉動，也翻出在野黨似乎對白色恐怖時期，身為主導執行國家恐怖暴力的執政黨，完全缺乏反省能力，毫無悔過自懺之心。競選時間，當時北部六都的候選人（現已當選），對於拘捕鄭南榕烈士的事件，竟然說出「我做這件事情完全問心無愧、坦蕩蕩！」，「依照當時的時空背景，現在再發一次拘票，我在當基層員警，還是要去執行。」，絲毫沒有半點反省悔意。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在《平凡的邪惡》一書中曾經指出，就國家犯罪而言，離殺戮行為越遠，所負的責任越大，也就是說基層執法人員的過錯，遠不及指揮體系中，直接下令的高層，但是鄂蘭強調，政治並非兒戲，在政治中，服從等於支持。 國家暴力的不可寬恕性及轉型正義的伸張，可由德國的例子，得到最佳的印證。柏林圍牆1989年2月倒塌（1989年11月）前，二十七歲的東德衛兵亨里奇(Ingo Heinrich)射殺一位企圖翻越柏林圍牆青年格夫洛伊，他成為最後一名翻牆死難者。1992年2月東西德統一後，亨里奇被柏林法院處以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亨里奇以服從命令為由辯護，承審法官賽德爾法官說：開槍是服從命令，可以諒解，但打不準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於是判他有罪。賽德爾強調，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這個東西。當法律和良知衝突的時候，良知才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賽德爾承認，士兵們是在執行東德的法律和上司的指令，他們只是指揮鏈的末端，但他同時也強調「不是一切合法的就是正確的」。 前納粹黨武裝親衛隊成員格呂寧，以曾協助謀殺30萬猶太人為理由，德國法院將其定罪被法院判4年徒刑，2017年底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又做出裁決，雖然格呂寧已高齡96歲，必須入獄服刑。此外，2016年當時94歲的納粹親衛隊成員漢寧，出庭受審，因為曾經戍守奧斯威辛集中營，協助納粹謀殺罪名成立，被判5年徒刑。德國在二戰結束與東西德統一後，為徹底執行轉型正義，絕不寬恕那些執行國家暴力的罪犯。 中華民國國家恐怖主義的不可寬恕性，其積極意義在於，透過對國家暴力的不可寬恕性，以避免往後再次發生不可寬恕之惡行。對國家暴力的不可寬恕，超越一切政治司法體制，成為一種責任，讓政治人物理解，不可寬恕的國家罪刑，不能放到政治算計、交換或司法體制中，加以寬恕。畢竟法律是一般原則，正義是特定原則。正義絕對超越法律，轉型正義更關乎每一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生活、處境與尊嚴。因此落實轉型正義，尤其在台灣，對於之前國家恐怖主義的暴行，一定不可寬恕。悲觀的是，依照台灣目前的政治環境與社會氛圍，無法真正向威權告別，百官謁陵是最具象徵性的表現，轉型正義還有一段非常崎嶇的道路要走。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Source: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不吐不快 - 大家一起來 作者 林泰和    2018-12-14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為平復司法不公，於2018年10月與12月分二批，總共公告撤銷1775位白色恐怖受難者有罪罪名。這兩波行動是「促轉會」成立迄今，最重要且最具體的成果。對受難者而言，雖然可以洗淨加諸於受難前輩名譽上的不義，抹除有罪的污點，但是受難者的生命無法回復，倖存者青春無法重來，個人與其家庭成員在成長過程中，受到社會的不當歧視，國家的不法對待。這些中華民國國家恐怖主義造成的「創傷性事件」意義在於，國家機器的責任，本應保護人民，伸張人權，但國家恐怖主義的暴行，卻是利用人民供養的國家機器，踐踏人權。在面臨台灣歷史上國家恐怖主義的創傷時，要真正落實轉型正義，唯有理解國家暴力的不可寬恕性。 一般而言，寬恕只能適用在可以救贖或彌補的案例，唯有如此，寬恕方可以成為和解、救贖與贖罪的立基點。但是如果寬恕只能寬恕可被救贖彌補之事，那還是寬恕嗎？能夠寬恕的惡，還能是惡嗎？據此，寬恕在政治與司法中淪為一種妥協的治療，有目的的寬恕，只是一種政治手段與精神療法。法國哲學家德希達認為，真正能夠被寬恕的只有不可寬恕之人事。對德希達而言，邪惡的意圖以及邪惡的行動，無法寬恕，因為它們的本質都是邪惡的。這種邪惡，無法補償，而且將來一定會重複自身。擁有重複自身的能力，讓人無法寬恕；此重複甚至沒有透過轉化，毫無改善，缺乏一絲懺悔之心或面向未來之悔改。 國內在野黨近幾個月來，將促轉會前副主委「東廠說」之不當言論，無限上綱，更諷刺的是在「國際人權日」當天，在野黨立委又質疑促轉會代理主委的核定程序不合法律，接連杯葛議事，更在預算審查會上翻桌大表不滿。此一翻桌舉動，也翻出在野黨似乎對白色恐怖時期，身為主導執行國家恐怖暴力的執政黨，完全缺乏反省能力，毫無悔過自懺之心。競選時間，當時北部六都的候選人（現已當選），對於拘捕鄭南榕烈士的事件，竟然說出「我做這件事情完全問心無愧、坦蕩蕩！」，「依照當時的時空背景，現在再發一次拘票，我在當基層員警，還是要去執行。」，絲毫沒有半點反省悔意。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在《平凡的邪惡》一書中曾經指出，就國家犯罪而言，離殺戮行為越遠，所負的責任越大，也就是說基層執法人員的過錯，遠不及指揮體系中，直接下令的高層，但是鄂蘭強調，政治並非兒戲，在政治中，服從等於支持。 國家暴力的不可寬恕性及轉型正義的伸張，可由德國的例子，得到最佳的印證。柏林圍牆1989年2月倒塌（1989年11月）前，二十七歲的東德衛兵亨里奇(Ingo Heinrich)射殺一位企圖翻越柏林圍牆青年格夫洛伊，他成為最後一名翻牆死難者。1992年2月東西德統一後，亨里奇被柏林法院處以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亨里奇以服從命令為由辯護，承審法官賽德爾法官說：開槍是服從命令，可以諒解，但打不準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於是判他有罪。賽德爾強調，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這個東西。當法律和良知衝突的時候，良知才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賽德爾承認，士兵們是在執行東德的法律和上司的指令，他們只是指揮鏈的末端，但他同時也強調「不是一切合法的就是正確的」。 前納粹黨武裝親衛隊成員格呂寧，以曾協助謀殺30萬猶太人為理由，德國法院將其定罪被法院判4年徒刑，2017年底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又做出裁決，雖然格呂寧已高齡96歲，必須入獄服刑。此外，2016年當時94歲的納粹親衛隊成員漢寧，出庭受審，因為曾經戍守奧斯威辛集中營，協助納粹謀殺罪名成立，被判5年徒刑。德國在二戰結束與東西德統一後，為徹底執行轉型正義，絕不寬恕那些執行國家暴力的罪犯。 中華民國國家恐怖主義的不可寬恕性，其積極意義在於，透過對國家暴力的不可寬恕性，以避免往後再次發生不可寬恕之惡行。對國家暴力的不可寬恕，超越一切政治司法體制，成為一種責任，讓政治人物理解，不可寬恕的國家罪刑，不能放到政治算計、交換或司法體制中，加以寬恕。畢竟法律是一般原則，正義是特定原則。正義絕對超越法律，轉型正義更關乎每一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生活、處境與尊嚴。因此落實轉型正義，尤其在台灣，對於之前國家恐怖主義的暴行，一定不可寬恕。悲觀的是，依照台灣目前的政治環境與社會氛圍，無法真正向威權告別，百官謁陵是最具象徵性的表現，轉型正義還有一段非常崎嶇的道路要走。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Source: 引用台灣228網站: http://www.228.net.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2302&Itemid=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