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竊取美國科技看西洋科學思想的發展

不吐不快 - 大家一起來

作者 張正修

2018-06-13

大家也知道中國為了變成世界強國，無所不用其極。但這也反映出中國的統治當局，仍然脫離不了清朝洋務運動中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考模式，想要快速地利用世界現成的科技，來推動富國強兵。圖／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一、中國到處竊取美國的科技 在美國對於中國的貿易戰當中，中國的中興被禁止七年採購美國的半導體，其後在習近平的求情之下，川普放寬對中興的制裁，但卻引起美國國會的不滿，顯然對中興的制裁案仍在發展之中。 大家也知道中國為了變成世界強國，無所不用其極。但這也反映出中國的統治當局，仍然脫離不了清朝洋務運動中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考模式，想要快速地利用世界現成的科技，來推動富國強兵。事實上，當中國遇到美國的制裁而在探討如何建立自己的半導體產業時，才知道要建立像日本的精密機械、要有美國的軟體知識……等，顯然都不是那麼簡單，而中興制裁案，其實也暴露出中國國營事業的脆弱性以及無效率性，更顯示出中國相當程度是個紙老虎，只是因為國家大、土地大、人口多，這個紙老虎，就可以透過人海戰術讓全世界不安。 二、西洋社會的深層厚度 其實，歐美從近世已經脫離中古封建社會的自然觀與科技觀，而朝近代的自然科學方向前進。更因為工業革命，使得應用科學的技術突飛猛進。歐美國家從基礎科學的研究，到各種應用科學的建立，就支撐起歐美社會的發展。而歐洲人的科學發展，其實與他們追求真理的歷史傳統，是有著很密切的關係存在。 歐洲從柏拉圖起，就開始追求能令人不死的真理，只是在科學發展起來以前，歐洲的哲學家喜歡用思辨，而不是用觀察、實驗來探究真理。科學雖然不同於哲學，但是在歐洲的科學家當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種追求真理的精神，活生生地存在於他們心中。作者嘗試在這篇文章當中，要以歐美20世紀初期起所展開的科學基礎理論為探討的對象，並透過對《這個過程當中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做有系統的介紹，讓各位了解歐美社會的深度，也讓讀者知道我們台灣人的不足之處。 1、卡爾納普－「自然法則」與「真實的自然」會有一對一的對應關係 （1）《物體落下的距離》會與《經過的時間的二次方》成比例 在歐洲現代的社會科學發展當中，具有很大影響力的人物是馬克斯與弗洛依德。但是馬克斯與弗洛依德並沒有像物理學一樣做實驗與觀察，他們卻自稱自己的學問是「科學」，而他們的想法竟也被廣範接受，當時維也納學團的卡爾納普（Carnap）對此一現象感覺到危機，於是他想要訂出科學與非科學的界線。他認為兩者的差異在於客觀性的有無，但是客觀性的有無要如何去確保呢？對此，我們可以舉伽利略所建立的「物體落下法則」的過程為例，加以說明。 伽利略首先設立如下的「假說」：《物體落下的距離》會與《物體落下開始的時間點所經過的時間》成比例。然後他以此為根據，而得到一個預測:「物體在1秒之後，會在1的距離，2秒之後，會在2的距離，3秒之後，會在3的距離。」但是經過實驗之後，物體落下的距離會超過他的預想。於是他就設立如下的「第二假說」：物體落下的距離會與「經過的時間的二次方」成正比，亦即「物體在1秒之後，會在1的距離，2秒之後，會在4的距離，3秒之後，會在9的距離」（亦即距離=時間X時間）。這次實驗的結果就如同預測一般，因此確立了「《物體落下的距離》會與《經過的時間的二次方》成正比」之法則。 （2）物理學的自然法則反映出自然真實的姿態 像這樣子，因為「假說的真偽」與「實驗、觀察、觀測結果」之間有一對一的對應關係存在，這就使得科學理論的客觀性被加以確保。實驗的結果，假如是如同預測一般的話，那麼假說就是正確的，而如果與預測不同，那麼假說就是錯誤的。 其實從康德以來，康德就區別科學與非科學，而卡爾納普的想法則是：物理學所發現的自然法則，是反映出自然真實的姿態，它是「自然的鏡子」。當自然法則與真實的姿態有一對一的對應時，科學就具有客觀性。 不過，他的想法有著致命的缺陷，這就被以後的蒯因所指出。 2、蒯因 （1）牛頓力學在計算水星運行軌道時，出現問題 蒯因（Quinn ）主張：假說與觀測結果的一對一的對應關係，並不會成立，他就舉例來做說明。19世紀的法國的天文學家魯維利耶（Urbain Jean Joseph Le Verrie）使用牛頓的法則來計算水星的軌道，但是觀測的結果和預測有所偏離。不過，他並不懷疑牛頓的法則，而是認為有一個未知的行星存在，而這個行星就給與水星的軌道影響。 （2）愛因斯坦的相對性理論成功說明了水星的軌道 但是他所預言的行星並不存在，而水星軌道所以會有偏離，其實就被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加以說明，換句話說，水星軌道所以會有偏離，是可以在否定牛頓的力學之上而正確加以說明的，也就是說，水星軌道的偏離是因為：太陽很強的重力把周邊的空間，加以扭曲而造成的，但是牛頓的力學並沒有辦法說明《因為重力所造成的空間扭曲》。這就意味著對於水星預測的錯誤，是因為牛頓法則的錯誤。 如此一來，所謂《實驗、觀察、觀測結果》與《假說的真偽》並不會一對一成立。因為這種結果的出現，而很清楚呈現出來的是：天文學與力學的理論體系之整體的某個地方是有錯誤的，但那個地方有問題呢？並不清楚。於是從這個結果，就可以導出「全面修訂可能論」。換句話說，單獨去檢驗科學的命題是不可能的，能夠被加以檢驗、加以檢證的只有《連結在一起的整體》，蒯因的這種想法就被稱為「全體論」。 （3）科學具有實用的性格 如果說科學並不是卡爾納普所說的具有客觀性的「自然的鏡子」的話，那麼，科學究竟是什麼呢？ 從「全面修訂可能論」的觀點來看，當某些問題產生時，將《連結在一起的整體》的某個地方加以訂正並不奇怪。但是，科學家並不會想要去否定《構成牛頓力學法則之骨架的基本法則》，對於邏輯法則或是觀察某個東西的知覺法則，他們也不會想要去加以否定。因為把這些加以否定，其學問的基本框架就會崩潰。因此，科學家只會否定像如下這樣的前提，亦即《將之加以否定也不會有太大影響的前提》，或是他們會附加全新的前提而擺脫上述這樣的困境、矛盾。很顯然，我們可以在蒯因這種態度中，看到科學所具有的實用性性格。我們可以說：科學是人們溝通的基礎，在說明自然現象上，它是很方便的框架。 科學並不是因為有一對一的對應，而具有客觀性的真理，它是對於人類的生活有益的框架。在維持實用性的觀點來看，將系統急速改變並不好。 蒯因這種從實用性的觀點來掌握科學的作法其實是把美國的傳統=實用主義（pragmatism ）更加精緻化。在傳統上，認為真理是「觀念與事實的一致」，也就是認為「與事實一致的想法是真的、正確的」；但是，在實用主義的看法上，則是認為當我們按照某個想法行動時，如果行動進行順利，那麼這個想法就是有用的，也就是真理。 杜威（Dewey）更進一步以「工具主義」來解釋「實用主義」，他說包含人類在內的生物必須要適應環境，而在適應環境時，知識是非常有必要的，通常我們是依據習慣來適應環境，但是當困難產生、障礙產生乃至環境變化產生時，為了改善情況，我們就要考慮：應該要怎麼去行動？在這個時候，成為我們行動的工具的就是知識，因此知識的價值就在於它的「有用性」上面。而蒯因的看法就是：科學並不是「自然的鏡子」，而是對我們的生活有用的框架。 3、孔恩－典範轉移是科學革命 蒯因是從實用性的觀點來掌握科學，他這樣的作法就被孔恩（Kuhn）用另一個角度來探討。向來，科學的歷史一般會被認為是：一點一滴去探討自然之真理的過程、是錯誤的理論被正確的理論取代的過程。但是孔恩說：科學的歷史發展，實際上並不是如同這種一般的看法所示。 孔恩把《對於科學之探討加以規定的框架》稱為「典範」（paradigm ）。這個字在希臘文是「範本」之意，孔恩用這個字來指稱：想要成為科學家的學生們當做是教科書之類，而加以使用的東西。學生們因為對於《在這些教科書之類的東西中所出現的語言與想法》加以使用而成為科學家團體的一員，換句話說在一個研究群體裡，為各個會員分子所認同接受的整體性信念、價值和研究方法就是典範。通常，在這樣的地方，會有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存在，而他們就像是在解決謎題一般地，去解決這些沒有解決的問題，孔恩就稱這是「普通科學」。 但是，在科學發展的歷史當中，會發生從某一個理論移轉至另一個理論的「典範轉移」，例如天文學中的「天動說」變成「地動說」就是最好的例子，而這就是所謂的「科學革命」。 孔恩認為所謂典範的轉移並不是因為新的東西比舊的東西更加正確的緣故而產生的，倒不如應該說是因為偶然而產生的，或是因為社會因素強烈影響而產生的。其實，有很多特異的案例，是無法用舊的典範加以說明，但這些特異案例未必就會造成典範的轉移。舉例來說，在「地球是中心，太陽繞著地球轉的天動說」裡頭，對於行星的軌道加以計算會是比較複雜的，可是古代人還是將之加以計算出來，雖然有些現象無法說明很清楚，而這就是典範未轉移的例子。當哥白尼、牛頓發現「太陽是中心，而地球是繞著太陽移動的地動說」時，在這個新的典範之下，人們也同樣以不同的方式來計算行星的軌道，並發現新的行星。上述舊的看法如果我們稱為「普通科學A」，而新的看法稱為「普通科學B」的話，那麼「普通科學A」變成「普通科學B」，就可以說是「科學革命」。 因此，只要是停留在舊的典範上，那麼大部分的謎題都已經由某些人加以解決。至於在新的典範上面，由於有許多沒有解決的謎題，因此人們很容易創造出業績。很顯然地，在典範轉移的背後，其實是有著社會的因素存在。 三、可悲的中國人與台灣人的膚淺－從郭大維的校園自主說看黨國盤據的台大 透過上面的說明，各位應可以理解到西洋人的認真與努力，以及他們批判前人而追求真理的性格。台灣自然科學之發展，由於我並不懂，我無法發言，但是以我自身的專業=法律來看，我倒是相當程度清楚問題之所在。要說台灣在知識上仍是西洋知識的殖民地，並不為過，而且這個西洋知識的殖民地，只是膚淺看到西方表層的殖民地，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以後徹底仿傚西方的作法，其實台灣人到現在似乎還是無法完全體會到，而對岸的中國竟只是看到明治維新的目標=富國強兵，但是他們所學的，仍只是看得到用處的科學技術，並沒有看到整個社會組織的改造與科學精神建立的重要性。 如果就管中閔案來看，儘管台大法律學院的教授、校友們連署呼籲台大校方要重啟校長遴選、重建校務會議正當程序、建立台大學術與法治典範，但是我們卻看到郭大維代校長在畢業典禮上仍講出維護校園自由的說法，以為他們拿著台大的招牌，就可以沒有是非地來對抗整個社會，而認為整個社會，就應該讓他們用大學自治來亂搞小圈圈的利益集團。這讓我們看到的是這些人物如何運用政治操作，來獲取權益的性格，而這個性格是高過其學術良知的，或許我們應該說這些人物，根本沒有所謂的學術良知，學術良知只是他們用來掩護政治操作的口號。卡爾納普、蒯因、孔恩的精神，在這群透過集團政治操作，以掌控學校資源的教授當中，根本看不見。在這些人當中所看到的台大精神，其實只是黨國餘孽假學術自由，踐踏真正學術自由的表現而已，這就是中國學術文化對台灣的殘害，這是我個人於台大念書時早已深惡痛絕的現象。 Source: 民報／專欄 引用台灣228網站: http://www.228.net.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1025&Itemid=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