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澤萊
炎熱的暑期，在雲林縣的鄉下老家讀著楊翠老師幾近完成的著作《永不放棄》，覺得很有意思。這本《永不放棄》寫得真好。她的文字十分流暢清晰、富有感情；在某些段落寫得十分簡潔，卻熱情洋溢，具有力量，很能重現楊逵的性格與奮鬥的一生。最重要的是，她是楊逵的孫女，也是歷史學家。這本書用編年的方法，有條不紊地、近距離地把他一生的重大事情都寫出來了，甚為完整，是認識楊逵的最好讀本。
楊逵與少女楊翠合照。 （楊翠╱提供）
楊逵於東海花園屋前閱報。鄧伯藤花棚下，是東海花園的重要空間。楊逵在這裡閱讀、思考、夢想，也在這裡，與各方訪客談說文學、歷史、現實。 （楊翠╱提供）
在那些年月，東海花園簽書會，總是如此盛況。不必廣告，毋須預約，沒有主持人、麥克風，不必大費周章去借優雅場地，晴時就在鄧伯藤下，下雨就到土角厝內。 （楊翠╱提供）
鋤頭，是楊逵的日常夥伴，是他圓夢的助手，尤其是在飽水性弱，地層容易乾硬的大肚山，鋤頭幾乎是比碗筷還重要的必需品。 （楊翠╱提供）
永不氣餒的人
常有研究楊逵的專家問我對楊逵的看法，我都保持沉默，因為我並沒有對楊逵做過專門的研究，所知道的幾乎就是「面對面的現象學式的經驗」。剛見到楊逵時，他七十歲，我二十三歲，整整相差了四十七歲。這是很難跨越的年齡差距，彼此很難理解。隨後，我不斷與他談話，也很努力讀台灣的歷史，慢慢就比較能填補我與他之間的鴻溝。等到我能更深入理解他的時候，就覺得有些害怕。
楊逵從日本時代到戰後，所有殘酷的遭遇都教我難以想像，光是入獄的次數就達到十次，更不要提到最後被關在綠島整整有十二年之久。他參加的社會運動與文學活動五花八門，教人目不暇給。所遇到的恐嚇、威脅難以計算。坦白地說，像這樣的人生，如果是我的話早就自行放棄了，焉有活著的道理！但是，與楊逵在一起，你不會感到他身上曾背負過這些壓力。他常保持樂觀，對未來始終保持一種前進、瞻望的姿態。楊逵就是楊逵，他有一種溫和的、持平的表情，盡量在富有衝擊性的事件中尋求一種了解與解決之道，不會有壞脾氣。
楊逵選擇在台中東海花園當一個赤貧的花農，而不選擇在彰化田尾當個富有的花農，我一直認為那是他有些故意的選擇。那就是他在想法與做法上把自己變成一個勞動者，而且是最底層的勞動者，使自己除了能勞動以外，一無所有。既然一無所有，就沒有什麼可以計較與灰心。同時在這個世界裡，一無所有的勞動者占了多數，他並不缺乏同志。而且世界的勞動者是永存的，任何的階級都可能消失，就只有勞動者不會消失，這些芸芸的勞動者就是他的支撐力量。他不斷返回到勞動者的地平線來眺望一切，就清晰地看到無限寬廣的前景與力量，除了勞動者是真實存在之外，其餘的可能都是泡沫。
不喜歡理論與教條
很難令人相信，我二十三歲時與楊逵見面，三十三歲時，楊逵去世。在這麼長的歲月裡，我斷斷續續與他接觸，卻沒有聽過他與我談起馬克思主義。在文學上，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但是我從沒有聽到過他談寫實主義的理論，更不要說普羅主義。通常，每個人都喜愛談理論，並根據自己喜愛的理論，批評了不喜歡的理論；而且遇到我，還對著我當面說教，通常都很激烈，恨不得我馬上接受他們的教誨。但是，楊逵卻不如此。也因此，楊逵似乎沒有偶像。照理來說，馬克思、高爾基、魯迅……即使不是他的偶像，也應該常被他提及，可惜的是，他很少提到這些人。我後來更發現，他不但沒有偶像，而且常批評那些想當領袖的人，我常聽到他批評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謝雪紅，對她想要掌握整個社會運動尤其耿耿於懷。他也批評當時綠島的政治犯中想當「老大」的某人，認為那是一種很不該有的行為。我慢慢發現，楊逵有一種對「權力」的厭惡感，他似乎覺得人一旦擁有權力就無足觀；儘管再好的人，一旦擁有權力，也就變形了。我想他不談教條與理論的原因也在這裡，因為我們知道，一種教條所以變成教條，一種理論所以被許多人接受，就已經變成了一種權力的工具，目的乃在控制人。
不能容忍造假的寫作
楊逵在日本時代所從事的那一波鄉土文學運動，與戰後我們所從事的這一波鄉土文學運動是類似的。表面上我們都說是「寫實主義」，楊逵也會說他受到舊俄的作家托爾斯泰、果戈里與法國巴爾札克這些作家的影響很大。但是實際上我們的創作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除非是很有耐性、不理會新文學流派的人才會寫出托爾斯泰式的或是巴爾札克式的那種笨重的寫實小說。隨著文學的進步，我們的所謂寫實小說其實是接近於左拉、莫泊桑那種自然主義的小說。這種小說不是寫社會的貴族或中產階級的浮面生活，而是像科學家採取切片做實驗一樣，只寫社會的一個角落、一個片段，使之成為一種標本，用來擴大象徵整個社會；在人物上往往更接近於底層社會裡被壓榨、被放棄的人。這種文學更加要求「寫實」，形同現在的生活紀錄影片，盡量毫無修改地把真正的社會狀況呈現在讀者的眼前。楊逵的小說就是這種小說。這種自然主義的文學家是很討厭造假的，也不容許自己造假，往往對歷史撰寫者充滿不屑，因為歷史家很少會寫到不起眼的小人物。帶著自然主義傾向的文學家會在心裡覺得自己才是真正的歷史學家。我在楊逵的身上發現他很激烈地有這種傾向。反對軍國主義文學
楊逵在寫作上是很謙卑的人，儘管他的〈送報伕〉在1934年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的第二獎，成為台灣文學進軍日本文壇的最先聲。但是我不曾聽他稱揚過自己的文學。我也很少聽他單獨批評過某個文學家的作品，他曾說他討厭虛無主義的文學，但是也沒有說是哪個虛無主義的文學家。不過，獨獨對於三島由紀夫，他批評了很多次。在1975年左右，台灣盛行現代主義，文壇上有幾個人翻譯了三島由紀夫的《假面的告白》、《金閣寺》等小說，造成轟動。三島由紀夫是日本戰後文學的大師之一，在日本文壇擁有高度聲譽，寫作了許多幻滅美學的作品，曾三度入圍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是當時著作被翻譯成英文最多的作家，在1970年為了達到極端的政治目的而切腹自殺。當時，我也很迷三島由紀夫的作品，特別是對他的《太陽與鐵》一書非常地喜歡，也學習了他小說裡的自我心理分析技法。因此，我好幾次對楊逵提到了這些翻譯作品。楊逵對三島由紀夫的作品是有了解的，他直接了當地說三島由紀夫是一個軍國主義的嚮往者與實踐者，對人類懷有很深的恨意，心態是錯的。楊逵認為凡是作家，就必須心胸廣闊，有仁民愛物的理想，寫出來的作品才會對人類有益；像三島由紀夫這種作家，只能帶給人類不幸與痛苦，儘管技巧再好，都是沒有意義的。
每次我提到三島由紀夫，他就否定一次。我曾對他說，台灣的翻譯者都是文壇名家，他們也許有翻譯的理由，很值得斟酌。楊逵點點頭，但是還是沒有對三島由紀夫的作品有半點的肯定，也不認為翻譯三島由紀夫作品的台灣作家的行為是對的。當時，我尚未開始寫作鄉土文學，還不了解楊逵的苦心，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就能完全地理解了。我們知道，像楊逵這種半生與日本軍國主義戰鬥的作家，怎麼會不知道軍國主義文學的禍害？
晚近，我也慢慢領悟出來更深一層的寫作觀，那是一種叫做「捐贈的寫作觀」。我體認到自己的作品不但應該促使人類減輕痛苦，更應該把作品當成一種有用的禮物，少量或大量無償地捐贈給社會。當我想拿自己所創作的作品去謀求名譽或利益時，我的作品在那瞬間就變形了；我想取得某種東西的瞬間，恰巧就是我的作品的死亡。
用最少文字寫出偉大故事
楊逵是我看過的能用少數文字寫成偉大故事的小說家之一。另外兩位作家就是法國的卡繆與中國的魯迅。我們知道小說是由許多的元素所構成的，當中最為重要的是人物的塑造。一般來說，小說人物可以分成兩大類型：一種就是面具型的人物（又稱扁平人物）；另一種是非面具型的人物（又稱圓形人物）。面具型人物的小說通常都寫一種典型，然後由這個典型來代表幾千萬的人，暴露集體人類的共同特徵，雖然只寫一個人，卻代表千千萬萬的人。
楊逵的小說，多半都是面具型的小說，像〈送報伕〉這篇短篇小說，他以三萬三千個字左右，就寫出了台灣與日本勞動者一起被資本家剝削的事實，反映了1930年代勞動者的普遍困境，當然是非常了不起的小說。另外，像〈鵝媽媽出嫁〉這篇小說也是如此，花農一出場不久就被剝削，故事結尾還是被剝削；剝削人的醫生一出場就剝削人，故事結尾還是剝削人，都是面具型、提喻性很強的人物。這麼一來，看楊逵的小說就很容易了，我們很快就能了解小說要說的是什麼。加以楊逵的用字崇尚簡潔，不使用過多修辭，不使用長句，讀起來就更容易。讀者的我們用很少的時間，就能了解一個大故事，這就是為什麼有人喜歡讀楊逵小說的潛在原因，也是楊逵小說的最大特色。
捍衛台灣人尊嚴
曾經有許多人當著我的面說楊逵是一個統派。他們因此認為楊逵沒有台灣意識，最起碼他把台灣放在第二位，所以台灣意識不明顯。持這個理由的人多半會用楊逵在1949年所寫的〈和平宣言〉事件做為佐證，說當年上海的《大公報》登載〈和平宣言〉的訊息，陳誠看了，就說台灣有中共的第五縱隊；所以楊逵就是統派。我想，這麼說是太容易了。楊逵並不只是活在1949年那一年，他活了整整八十歲，思想與時俱進，昨日的楊逵並不等於今日的楊逵。更何況所謂的〈和平宣言〉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內容根本沒有人知道，我們永遠無法由陳誠的一句話，就說楊逵是統派。說楊逵是第五縱隊的成員簡直是荒謬透頂的說法，這句話與說楊逵曾經參加過中共的長征同樣不可思議！
我再舉一個我實際看到的例子，來說明他與統派有一定的距離。
他曾很關心美麗島事件。我不只一次聽到他稱讚姚嘉文，這個稱讚也是公開的，不只是對我說而已。他覺得姚嘉文是一個了不起的青年，有膽識又有思想，而且極具有行動力，把美麗島的庶務性工作做得快又好。由他的口氣看來，他並不反對具有台灣獨立意識的美麗島核心團體；假如反對，那麼對姚嘉文的稱讚就是一種荒唐。後來我才聽人家說，1979年《美麗島雜誌》創刊，他名列社務委員，對於當時黨外的菁英，他是頗為熟悉的。
這一件事足以說明他與統一派有一定的距離，而且隨著時間往前進展，距離愈來愈大。
我反而認為楊逵很早就具有他自己都無法控制的豐沛的台灣意識。為什麼呢？在1948年，楊逵曾在《新生報》副刊登出〈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一文，這篇文章由於提到「台灣新文學」這五個字，就引起外省作家對他的集體圍剿，開始鄙薄台灣文學的特殊性，並且宣稱這是「分離主義」，有意要採取實際行動對付他。楊逵只好再為「台灣文學」而辯，更加強調台灣文學的獨特性與必要性。楊逵在1948年的這個表現就是一個具有強烈台灣意識的人的表現。他真是一個先行者，他必然也是具有台灣意識，才挺身為台灣文學做辯護，這是當然的。
我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這些事實，盲目或一廂情願地說楊逵是一個統派，並無助於真正地
認識楊逵，只能對楊逵更加深誤解而已。●
引用自由時報 :
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102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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